在"江源"一带成亲的杜宇、朱利夫妻，应象征着两个古老族群的融合或联盟。相传他们从江源东渐成都平原后，将其在平原上的中心聚落命名为郫，意即低湿之地的都邑，传说就在今天郫县一带。但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晚商至两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沿古郫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才和强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称，而郫县一带至今尚无同期的类似重大发现。上述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且正好濒临古郫江水系而建，"郫邑"之名，或源于此。考古发现揭示的"郫邑"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水文化意蕴。尤其是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反映其时干栏式建筑已经非常成熟，普遍建于低湿之地，说明杜宇王朝时期的水利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能有效地开发滨水地带。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农地的开发和增加，也就大大促进了其时农业文明的发展。
另外，文献几乎都引人注目地记载了杜宇王朝晚期遭遇"若尧时之洪水"的严峻形势，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两周之际。《蜀王本纪》所记鳖灵开凿的"玉山"，《本蜀论》作"巫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华阳国志·蜀志》也记杜宇氏晚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以上玉山或曰玉垒山，揆诸蜀中的地理和水势，当指沱江在成都平原的东端出口金堂峡。《水经·江水注》即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蜀中名胜记》亦引旧地志云，此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此峡的凿宽，大大改善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降低了水患的风险，这就为古蜀王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杜宇氏王朝晚期的这场特大洪水，持续时间颇长，鳖灵治水亦非短期能奏效。传说虽将治水之功归之于鳖灵，但治水活动本身仍在杜宇王朝时期。因此，这次旷日持久的治水工程的成功，仍属于杜宇王朝时期水利的进步。朝廷引进或重用更为擅长治水的族群，会同蜀地原有众族群，经过艰辛的治洪排涝，保护和发展了蜀地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
二
综上可知，杜宇王蜀时期水利的长足进步，无疑是传说其时农业进步的有力支持和保障。那么，杜宇时期蜀地农业的巨大进步究竟何在呢？
传世文献中关于杜宇王朝时期蜀地的农业发展的明确记载，集中见于《华阳国志·蜀志》：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按前引《蜀王本纪》的传说，杜宇是自天而下，止于朱提；或说其妻来自朱提。总之，此类传说都与朱提地望密不可分。汉代朱提为现今云南昭通，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四川盆地的周邻高地，农业的起源颇早，属于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其地族群属于南方濮越系。此外，《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二书都记杜宇都邑曰郫邑，应指成都平原上低湿之地，杜宇王朝迁都于此，也正是农业特别是温湿作物种植业有了明显发展的反映。由于郫县境内至今未发现大型城邑，而今成都市区却发现了先秦时期面积达5平方公里多的巨型都邑，故学者多研究认为即杜宇王朝都邑。"或治瞿上"云云，似说明当时仍在平原上地势较高处保留了宗庙一类统治机构等都邑设施，以应洪水时避患之需，但主要的都邑或曰通常的王朝政治中心，仍在郫邑。
前面已经指出，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杜宇族群在蜀地应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其统治者成为蜀地共主的时间也跨晚商到两周之际。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杜宇都邑的金沙--十二桥遗址，其时代上限就已上溯到商代后期，下限则已及两周之际，正与杜宇王朝存续的时间相当。文献盛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之说，显然提示此时农业有了新的大发展。而蜀地商代后期出现的形似杜鹃的陶塑，以及考古资料中其他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濮人文化的因素，也应是此种史实的反映。文献所称杜宇妻"从江源井中出"的神奇传说，也反映了"水井"等与农业、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技术的进步，说明当时水井作为重要水利设施，也已经相当普遍，为先民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开辟了新的水资源，使他们能够离开河湖，去开发更为广阔地带的耕地。
需要指出的是，《华阳国志·蜀志》记杜宇一朝的疆域为"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即《蜀志》开首所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此实为《尚书·禹贡》所记整个秦岭以南的"华阳"之地，故《蜀志》谓其"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杜宇王朝有那么广袤的疆域，倘若无一定水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绝难想象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治。事实上，在这片辽阔的区域，至少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早在《禹贡》中就已是农耕农业之地，这在蜀中宝墩文化、汉中宝山文化等大量资料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
而到了商周时期，《蜀志》特别指出杜宇王朝"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意正是为了突出"江、潜、绵、洛"亦即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一带广大地域已是颇为成熟的农耕文化区。揆诸商周以来气候，畜牧确已成为汶山等川西高原地区的主要生业；而所谓"园苑"，正是对广大南中地区兼有农耕与采集狩猎之复合经济情形的简括。由此可知"江、潜、绵、洛为池泽"云云，正是水、土和气温资源非常优越的四川盆地底部的广大平原和坝区，已普遍进入水稻生业的反映。所以《华阳国志·蜀志》又补充强调云："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巴、蜀先民均把农历二月最显著的春季物候--"子鹃鸟鸣"奉为"杜主君"魂魄之呼唤，以之作为春耕伊始的神圣信号，可谓良有以也。
因此，传世文献中"杜主"之说，尤在强调杜宇对巴蜀地区农业的深远影响，应确实是杜宇王朝时期，巴蜀地区农业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三星堆文化后期出土的生产工具除石矛、石坠、砍砸器等渔猎工具而外，还有大量的石斧、石刀、石杵、锄形器、盘状器、纺轮等农具，更有多种多样的酒具，从酿造、贮藏到饮用，应有尽有。这些情况，无不反映出杜宇时代成都平原农业的高度发展，粮食等农产品已较为富足，可以其中部分用于酿酒的情形。正如蒙默先生在《四川古代史稿》中指出的，"教民务农"的杜宇氏，看来对古代四川农业的发展是作出了相当贡献的。
总而言之，杜宇氏的到来以及与鱼凫氏后裔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的发展，而且其重大成果，是约当商周时代，促使成都平原完成了向稻作为主的农耕时代的过渡。这里需要顺便对我国稻作农业的源流略作讨论。关于蜀地稻作农业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认定蜀地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传来的。其来源主要有楚地说和云南说两种代表性的说法。虽然现有考古学资料对楚地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仍不充分，而且缺少文献依据。云南说则因兼有杜宇出自昭通的记载和一定的考古学支撑，难以忽视。因此，已有学者指出，来自云南的杜宇，将稻作农业带入四川是极有可能的。结合文献记载，近来蜀地商周时期考古揭示的稻作农业明显发展的资料，反过来也为云南说提供了佐证。正因为如此，根据多方面材料综合研究，云南至今仍是学术界追踪的亚洲栽培稻谷的可能起源地。
当然，稻作技术传入巴蜀，可能不止一个方向，而且不止一次；考虑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稻作文化已经出现于成都平原，其时正值杜宇从云贵高原降居蜀地，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至少是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动力，大大促进了水稻种植在巴蜀地区的推广和提升，巴蜀农业因此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巴蜀地区长期同奉杜宇为"杜主"或"土主"，尊为农神，杜宇在巴蜀文化史上如此独特的崇高地位，应与其上述贡献密不可分。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条史料和史书记载的杜宇族群的活动地域正相吻合，根据学术界的共识，"都广之野"即是成都平原。而"后稷葬焉"，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墓主为农神，二是墓主的入葬为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与此相符的古蜀帝王也只有杜宇。前文提及，杜宇时期巴蜀稻作农业的划时代发展，已经在出土资料中得到了印证。有长期从事蜀地考古的学者明确指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一直主要是小米或曰粟，如在金沙遗址宝墩文化三期地层单位中浮选出的植物种子即以小米为主，只有少量稻米；此种情况根本改变的证据见于商周之际：金沙遗址大量浮选的结果均是以稻米为主，只有少量小米。这有力地证明了与十二桥--金沙文化大致同时的杜宇王朝时期，作为长江上游文明区核心的成都平原已经盛行稻作为主、辅以粟作等的种植业，并从此成为蜀地农业一以贯之的悠久传统。
本文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综合研究的视角，提出了杜宇一朝应也有大致不短于其前后王朝的存续时期的看法。但由于史料的缺略零散，证据仍不够充足，这一观点还有待新资料及其研究的验证。相对而言，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杜宇王朝时期四川盆地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的卓越成就，则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文明的更加繁荣，进而为秦举巴蜀后四川盆地农业、水利获得巨大发展，以至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