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墙与城市生活
（一）城墙与城市景观
对于清代成都这样一个平原城市来说，城墙是城市极为引人注目的景观，成都的城墙环城22.8里，有城楼4座，城门4座，墙厚1.8丈，高3丈。东西门相距9.3里，南北相距7.7里。另有"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城楼顶高五丈"。
西方人对成都城墙的印象颇深，1923年，奥柏林学院的地理学家G.哈伯德(GeorgeHubbard)对成都城墙的描述："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城墙一样，这个城墙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项工程代表着巨大劳力和材料的使用。从外面看，是一座底面为4-8英尺，顶面约为2英尺，有30-4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齿形缺口，即作为射击的孔。里面是第二道墙，约四十多英尺高，没有连接为一体，以便于防守时卧倒，这墙也是用石头和砖做成，但以砖为主。内墙比外墙矮6英尺，顶部且平滑。内外墙之间，土填至内墙的高度并成一定斜度，上面砌有石板有大块砖。在墙的转角处真可谓一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外郭以石头和砖覆盖，外墙留有孔道以便枪击和观察敌人。"十几米高的城墙远远超过城内的民居官署等建筑，在高高的城墙上极目远眺，往东看，锦水如练，帆影点点；往西看是远处的"西岭千秋雪"，数百里外的岷山若隐若现；转望城内，街屋纵横，屋顶鳞比。
成都城墙也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空间。城外的城濠空地，被贫民见缝插针种上蔬菜，城垣四周人可通行。四门瓮城中，设有收税官的屋子，城瓮中多贫民的草屋，日益拥挤，行路不便。直到光绪年间始拆去。城门洞里逐渐变成小摊小贩的设摊之所，官方收取管理费，城门洞内也因此变得喧闹杂乱。成都城墙成为反映城市生活的一道风景线。
（二）城墙与城市特色：芙蓉城美誉的延续
芙蓉，本应该唤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有别于草本芙蓉荷花，自唐代起人们渐渐把木芙蓉也叫做芙蓉，五代末，后蜀皇帝孟昶曾在成都城墙上遍种木芙蓉，秋时璀璨如锦，昶谓左右曰："真锦城也"。成都遂沿称锦城，成都也得名曰"芙蓉城"。在后人的各种诗文中，成都城作为芙蓉城的"四十里如锦绣"的美好形象传承下来，尽管成都城墙上的芙蓉到明代已只是"间栽有数株"，但是芙蓉城的形象已成为成都的地方特色，在文人墨客和统治者、市民的心目中小心地维持着。
清初，城墙芙蓉花早已无存者。乾隆四十八（1783），四川总督福康安奏准朝廷成都彻底重筑城墙，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令在城墙上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考成都孟蜀时，于成都城遍种芙蓉至秋花开四十里如锦绣，因名锦城。自孟蜀至今几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薙殆尽，盖名存而实亡者久矣。今上御极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请，即成都城旧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适公召为兵部尚书，余承其乏，乃督工员经营朝夕。阅二年，而蒇事，方欲恢复锦城之旧观，旋奉命量移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复来制斯土，遂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用毕斯役焉，夫国家体国经野，缮隍浚池以为仓库人民之卫。凡所以维持而保护之者，不厌其详，而况是城工费之繁用帑且数十余万，莅斯土者观此言，言仡仡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围以副圣天子奠定金汤之意，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累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为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
修城为经营金川战事的福康安所请，更多出于军事上考虑，以满足"天子的奠定金汤"的初衷。而作为继任，四川巡抚的李世杰种植芙蓉桃柳，一是出于要延续历史上成都芙蓉城的盛名，希望名符其实，也出于城市"十年树木之计"，即营造"望若图画"的城市景观，又可在秋冬保护城市，因此城墙是城市的屏障，而芙蓉桃柳又是城墙的屏障。可见乾隆时期的地方官员对于城市的考虑更加细密，涉及了城市地方化形象，希望锦城的千百年的形象得以恢复，春夏"望之如图画"。李世杰将其碑文《成都城种芙蓉碑记》刻成石碑，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在四道瓮城内各设一座石碑，成都"芙蓉城"的美誉在芙蓉一再萎顿后得以在碑文中传扬。
（三）城墙与民俗：城墙上的娱乐
成都城墙以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城市市民的生活中。每年大年十六，成都市民登上城墙游春，以乞一年无病免疮，号称"游百病"。这一习俗早在唐代就成为成都民俗的一部分。
关于这一习俗的由来，与城墙的修筑有关。传说唐代，成都城曾被吐蕃军队团团围住，当时的成都城墙破败不堪，城中百姓和守军一起匆忙挖土加固城墙，想修好城墙免遭屠杀。时值春寒，百姓中突然闹起春瘟时疫，不少人卧床不起，但筑城人手不足，患春瘟的人也硬撑着跟了上去。城墙终于修好了，那些患春瘟的人，在分享胜利的同时，发现身上的病也不治而愈了。人们因此认为攀登城墙能够去病祛灾，于是"游百病"这个民俗从唐代以后，就逐渐流传下来方礼平《游百病》，成都的冬季，多是阴雾茫茫，缺乏生机。新春一到，和煦的阳光一扫阴霾，在这种没有山丘的平原城市中，人们在这种春和景明的日子登高上城墙一游，的确让人精神一爽，身上病痛也顿时不治而愈了。
这个习俗经过明末清初的战火后并没有在城市中消失，在清代成都仍然继续流传，每年正月十六"游百病"这一天，成都人"新年过罢觉无聊，转瞬良辰隔一宵。游病芙蓉城上去，人山人海路迢迢"。当"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的时候，城内居民就扶老携幼，结伴相约，倾城出动，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墙，拾级而上。正如清代竹枝词里描写的情景，"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而平日极少出门的妇女闺秀也在这天"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嘉庆杨燮作，三峨樵子。倾城而出的热闹活动也是情人们相会的好时机，人们游罢城墙，把手同归，"春光吹上四围墙，故老传来却病方。细雨斜风归去路，还将好景话萧郎。"
城墙作为庄严的"朝野之隔"，清代律法早有规定："城楼及城上堆铺，不许闲人登视，违者交部治罪。"，《工部·营缮清吏司·城垣》，也规定内外城楼禁民登临，城墙上，只准巡防兵丁驻扎和嘹望。但是，在成都到了正月十六这一天，法律也破例大开禁令，"守城兵丁开放女墙，让出梯道"，让人们奔上城墙，城墙变成了百姓娱乐场所。成都的城墙本是国家机关的统治工具，却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城市民众的生活中，渗透到城市的记忆中，可见城市景观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开始建设，一旦形成，就会作为盛装丰富的城市生活的容器，融入城市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