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清代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高度集权的政治为标志的传统社会，除了政治生活和家庭制度之外，祠庙寺观、公馆公所等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是能够把公众连接起来的纽带之一；城市社会不同阶层、城市政府与民间社会通过这些场所被紧密连接起来。
不同的城市公共空间开放性不同，有对市民全部开放的祠庙寺观，也有对同乡同行同族开放的会馆公所及宗祠。清代城市社会延袭着传统中国行政机制的管理办法，用少量的官吏士兵管理着城乡大片区域，行政机制所能作的防范，是随时防止城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清初，成都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地方社会，商业兴起，外地商贾聚集。如何有效地管理城市社会？祠庙寺观、会馆公所及宗祠这些城市社会中的公共活动场所发挥了城市社会民间自域的社会管理，得以在官府控制的薄弱地带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
此外，祠庙寺观、会馆公所及宗祠这些建筑集市民、同乡、同行、家族等众人的财力、物力、人力所建，建筑大多较民居更为恢宏华丽，成为清代成都城市的重要景观。这些建筑不仅影响着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是联系城市社会的重要场所，使城市更有吸引力。
据统计，在清代四川，一个市场集中地周围的人们的活动半径约为3.9公里，按照两个市场之间的最小距离计算，那么成都城市周围最近的一个市场应距成都7.8公里，也就是成都城市直接辐射下的二级市场在距城墙15里左右。因此，在成都治城15里外的场镇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我们在统计时以这些场镇的覆盖半径来计算祠庙寺观的数量，也就是离城墙外约25里的范围在数据统计中，我参考了康熙《成都府志》、嘉庆《华阳县志》、嘉庆《成都县志》、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民国《华阳县志》中的祠庙寺观表，此外还包括以志书的碑文作参考进行的数据统计，另外，统计中县志成都华阳两县志中出现的同名同地者及个别记录不详的祠庙寺观被剔除。以下统计来源皆如此，后不赘述。
第一节 清代成都祠庙寺观的重建
祠庙寺观作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史、思想史、城市史研究对于祠庙寺观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杨念群认为，"庙宇"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词"。祠庙寺观研究的另一条思路是通过寺庙祀祠等景观去探讨地方社会的国家秩序。对传统城市生活，寺观与祠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它涉及范围极广，其职责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点等等场所，发挥着各种公共职能。同时，祠庙寺观也是地方权力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权威存在并得以发挥影响及运作的场所。在清初城市重建的过程中，祠庙寺观迅速得到了重建。通过国家、地方社会中的士绅与民众、僧侣道人等各种力量在祠庙寺观重建中的互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成都清代城市社会重建的具体过程，看到城市重建中国家政权深入地方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
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没有清楚的分界，我们用祠庙寺观这个词泛指当时所有的祭祀场地，无论儒家的祠堂，坛庙，佛教的寺、庵、院、阁，还是道教的宫、观、庙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所有这些有特定场地作为民间祭祀活动的场所，都属于祠庙寺观这个范畴。在清代地方志中，往往将这些祭祀场所分为祠庙，寺观两类。众所周知，寺为佛家之地、观为道家所居，此外还有称"宫"、称"庵"者，都为寺观，泛指佛道信仰体系衍生的宗教信仰。而祠和庙则为人们崇祀的神祇的祭拜场所，一般指国家礼制秩序及民间信仰的各种祠庙。为了清楚地看到各种信仰在清代成都城市的衍生发展，我们分别看一下祠庙与寺观的重建情况因为其在清代的融合发展，许多时候一座庙堂在祠庙、儒、道、佛之间轮流更迭主人，而且有时祠庙的主人在僧道之间换手，因此我们在论述中统一以其名称作为判识种类的标准。祠庙包括祠、堂、坛庙；佛教的寺、庵、院、阁；还是道教的宫、观、庙。
一、清代成都城市祠庙的重建
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天命无违、因果报应等观念作为一种深厚的意识渗透着民间社会，这使祠庙在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祠庙中的信仰选择也反映社会的认同与界限。对于国家政权来说，祠庙是其通过祭祀获得合法权利的工具。与一元化的国家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秩序相比，中国天界体系的主神并不止一位，其体系是复杂庞大的，并且因时因地而变换。任何地方城市社会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神灵世界，而其栖息的祠庙在城市恢复中得以重建的过程也同样是复杂的。
(一)神灵世界的重建---清代成都祠庙的重建
清代，成都城共有134座祠庙有，其数量多于明代，明代的大多数祀庙在清代得到继承，同时，清代成都也新建了许多祀庙，清代的成都城在重建城市的过程中，也重建了民众生活中的神灵世界。
康熙时期是城市重建速度最快的时期。120个祠庙中，有42座祠庙是在康熙时期进行的最初修建或复修，这也是各朝代中建设量最大的时期。康熙中期经历了"三藩之乱"，康熙十三年(1674)成都被叛军吴三桂军队占领，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成都才被赵良栋收复。因此成都地方志书中一般把顺治至康熙二十年这一段时间称为"国初"，而仅在康熙二十年，成都重建的祠庙数量已达到了26座，可见在成都恢复初期建设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新建寺庙。
雍正时期：建设量最低的是雍正时期(1723-1735)，时间短，只有4座祠庙在这一时期得以兴建，这也与雍正时期实行的宗教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乾隆时期，也是建设的高潮时期，祠庙建设数量有35座，仅次于康熙时期。但这一时期，成都新建祠庙不是很多，主要是对以前的祠庙的修复这一时期兴建的祠庙中有许多为纪念战争中牺牲的将领所建的名人祠，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关公庙。这一时期也是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
在嘉庆到同治时期：随着白莲教起义波及全川，成都经济也受到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祠庙的建设也受到了影响，只有27座重建祠庙，与前期相比，大幅下降。这一时期，除了纪念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牺牲将领的纪念祠庙外，大多为复修工程。可以看到，清初的城市重建过程中，祠庙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保持着同一节奏，甚至领先一步。
2.清代祠庙建设对明代祠庙的继承、改造及毁废
清代，成都城市的建设建立在对明代城市的继承与改造上。一方面，由于成都所在的四川地区较为浓厚的地方宗教文化传统使本地祠庙寺观的信仰十分丰富，地方传统与外来文化都在清代祠庙重建中得以延续。同时新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也使城市的祠庙景观发生着变化。清代成都城市祠庙建设在对明代祠庙的继承中，也有对其的毁废、抛弃或改造。
(1)对明代成都祠庙的继承
根据资料，在我们统计的清代成都134座祠庙中除了32座是新建或改建的，有102座是对明代祠庙的修复继承。祠庙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祠庙的继承也意味着清代成都对传统精神世界的继承。四川地区较为浓厚的地方宗教文化传统使祠庙寺观的重建速度很快，地方传统与外来文化都在祠庙寺观重建中得以延续。
天启《成都府志》中的成都舆图里的大部分祠庙在清代城市地图中被保存下来，包括城内的支机石庙、文庙、江渎庙；城外的潜溪祠、真武宫、文昌祠城隍庙，东门外的薛涛井、真武宫、文昌祠、诸葛祠；南门外的关帝庙。地方志记录中，在清代，成都最早得以修复的并不是官方祭祠，而是康熙元年(1661)修复的城东的五龙庙，五龙庙是成都特有的地方信仰，相传明代初年，明太祖分封的蜀献王入蜀时，至嘉州江涨舟不得上，祷于神得济乃庙祀焉，神金姓一云即窦禹钧。此时清军刚收复成都，省级衙门尚未迁入，主管水运的五龙庙的修复必然与这一时期从长江水道进入成都的军粮及货物转运有关系，而且也与对明代成都传统的继承有密切关系。巴蜀一带自古就有好巫尚鬼的传统，信仰盛行，而且崇尚多神信仰，地方信仰较为丰富。清初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大多数地方信仰也随着城市的重建被延续下来。
(2)新建与改造：清代成都新建与修建的祀庙
134个清代祠庙中，有31个祠庙是明代所未有的，在清代城市重建中新创建的，其中25个是新创建的，还有7个是利用旧址进行重新改造的。清代城市新建的祠庙有四种类型：
一类是为满足明末清初城市大劫难后的城市需求而新建的祠庙，四川遭受到长达百年的战乱灾害，人民祸福难倚，心理需要安慰，同时也与战后开拓四川的需要有关，许多具有特定功能的神灵在四川广为流传，保持香火鼎盛的局面。四川初辟，衣食不足，瘴疫盛行，又缺医少药，人畜的生命安全时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本地被信奉为药神的药神庙、可抵御牛瘟的牛神庙都在成都受到一般民众的推崇。
二类是移民文化在成都地方祠庙建设中发挥作用而出现的祠庙。四川作为移民社会，不同的宗教信仰传统随着各地移民来到四川，自然成为本地宗教信仰文化的特征之一。移民往往随身携带家乡的守护神，作为精神慰藉及维系乡情的纽带，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精神慰藉。早期的移民聚会的场所常常选择祠庙作为同乡或同行集会的地点，纪念来自家乡的神祗。如楚人的濂溪祠，木行的水神祠等。随着移民与土著的纠纷，川主庙作为城市土著的集结点也在康乾时期增加了3座。
三类是随着城市的恢复，为满足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后的需要而新建的。如大量新建的火神庙就是在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市场的繁荣，成都城市市场和住宅密度越来越大，火灾极易发生在这些防火性能较差的传统建筑中。而城市没有救火队，只有建庙来克火消灾。所以在城市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仓储和官署密集的城市繁华区往往建有火神庙，清代，成都城除了将城内的两座明代旧庙进行了改造重建外，城门外日益繁荣的市场也新建有火神庙，仅在城市东门外的市场中就新建有两座火神庙，在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共新建了5座火神庙。
第四类新建祠庙的是清代名人祀，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以成都为后方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如两次金川战争、西藏平叛，镇压白莲教起义。于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大量将士，成都修了许多纪念祠庙。此外成都还新建了一些纪念为地方作出杰出贡献的官员们的祠庙，如成都县令张人龙、四川学政聂铣敏、四川总督骆秉章等名宦祠。
在一些改建祠庙中，我们发现，清代政府通过对地方信仰的整治与控制，将明代的许多佛寺在清代改为了国家祭祀神的神祠。成都就有4座传统佛寺改为了东岳庙，其中包括成都地方传统祀神金马碧鸡神的古昭应寺。而原本就供奉关公的玉泉寺作为佛寺也改为了关帝庙。城南作为成都土著集中的地区，也是川主庙集中的地区，明代的佛庵白衣庵也被改为了川主庙，并于雍正四年正式被政府列入国家祭祀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