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代成都毁废的明代祠庙
清代成都祠庙一方面大量继承明代的祠庙与信仰，一方面也不断地毁与废止，这其中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在人为因素中，政府的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代，成都四座城门中的瓮城内分别建有四座祠庙，北门瓮城内是玄坛庙，西门是温帅庙，东门是五显庙，仅有南门为关帝庙。大概北为玄天，西为御敌的关要之处，东门自古以来是货物入口的商路，所以祀财神五显庙。而在清代，四座城门瓮城内祠庙全部改为关帝庙，且加修税卡。此外，北门白马寺旁的另一武侯祠毁废后，变成了将军坟；因修筑满城，曾经的唐代名寺圣寿寺作为城市座标在原址消失了。在蜀王府萧墙内西侧的水神寺消失了，此外城墙内的重阳观、白云庵、禹王庙、八蜡庙都毁弃了，有的迁址，有的消失。而昔日著名的大益书院即大儒祠，只能从其所在书院街的街名看出此为祭祀明代大儒的旧址治东城内书院街旧为大益书院，明万历丁丑张江陵请革宇内书院，后改名大儒祠，今废。
总而言之，清代成都毁废的明代祠庙有二类，一种是旧的地方传统祠庙，如祭祀金马碧鸡的昭应寺或古圣寿寺等；另一类是明代以及之前的名人祠在清代被大量毁弃。如下所列：
严真观，内有通仙井今废。
萧公祠，在金水河东(在天启成都府图中为乔公祠)。
三教祠，在城东，今废。
方正学祠，治东五里安养乡，今废。
六公祠，治西南城内江渎祠右，嘉靖四十五年，布政使陈鎏等重修，初为三公祠，祀秦李冰、汉文党、宋张咏，后增祀宋赵抃为四公祠，后又增祀汉廉范宋崔与之为六公祠，今废。
南康郡王庙，治东城内大慈寺，宋淳熙五年，制置使胡(名失)祀韦皋，今废。
赵清献公祠，治东南城内，祀宋太守赵抃，今废。
范文正公祠，治南文翁礼殿东与石室对峙，宋元右间士民立，纪念范成大，今废。
寇公祠，治东祠初名正觉中，祀公像及云顶山神利国王俗呼见报司，今废。
韩忠宪公祠，治南城内文翁庙内，南宋中公镇成都，民德之，后其子复治蜀，咸请图公像于祠，今废。
大儒祠，治东城内书院街旧为大益书院，明万厅丁丑张江陵请革宇内书院，后改名大儒祠，今废。
赵侯祠，治属沙坎堰侧宋政和间邑令赵申锡疏旧堰溉田三万余顷，民构祠以祀并图像焉，今废。
(二)清代成都祠庙类型及特点
嘉庆《华阳县志》中明确提出祠庙的作用："祠庙，伊蜀之先灵祗感召，金马光腾，碧鸡彩曜；圣人治民，神道设教；祠言乎祭，庙言乎貌，礼肃坛遗，典隆学校；岁弭灾祲；劝忠孝，巍焕宸，题炳麟，封号景福，蠁兴功，崇德报。"
这段话较为完整地说明了地方祠庙的意义与作用。首先是延承地方神灵的福佑，延承地方文化，如成都的金马碧鸡之神是汉代延承下来福佑地方的地方神。其次祠庙作为政府治理地方的礼教工具存在，如整肃礼治，振兴教化学校，如文庙、先农坛、社稷坛、忠义祠、节孝祠这些国家规定的祠庙都是如此。作用之三是祈祷丰年，消灾祈福，如成都的祈水庙、龙王庙、水神庙、瘟祖庙等都是为了消弭灾祸而设的祠庙。作用之四，"劝忠孝，巍焕宸，题炳麟，封号景福，蠁兴功，崇德报"，"崇善驱恶"，对地方有功，或有善行良德的人得到崇祀以在地方上引导人们向善。我们将成都的祠庙依照上述作用分成四种类型来看。
1.国家祭祀的祠庙
祠庙是政府治理地方的礼教工具，整肃礼治，廓清社会秩序，振兴教化。传统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严格的礼制等级和框架必然会在物质层面上留下痕迹。这种痕迹在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非常明显，如文庙、先农坛、社稷坛、忠义祠、节孝祠等等礼制祠庙正是传统礼制社会网络的物质节点，国家礼制制度正是通过这些景观建筑物在重建后的地方社会再次迅速得以重塑。
因此，我们看到在清代重建城市的过程中，这些礼制祀庙是最早重建的建筑，早于官署。作为人文教化的象征，文庙这些国家祀庙已成为官方控制地方力量的象征。
官方的神道设教的目的如下：一是官方可以利用神灵统治社会民众，向其灌输忠孝节义等统治思想，而修建广布于各县邑的先贤、乡贤、节孝忠烈等众多祠宇更着意于在社会空间和民众心理上创造一种有利于其统治的正统秩序。其次，官方用祠庙祭祀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灵的力量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不仅如此，对最高统治者来说，一些神灵的存在也是他用以御下的手段，最明显的是城隍神，城隍是地方官吏在阴间的对应者，也是他们政务的监督者。地方官吏新谒到任要拜城隍的传统在清代成都仍然继续实行。
城市祠庙列入祀典意味着由国家出钱祭祀，并允许其筹款捐办，维修建筑，每年地方政府划拨固定支出。圣庙及山川社稷各坛祠祭祀银两十六两内，如武侯祠获得国家祀典资格后，春秋祭祀银十六两，武侯祠享有了和县孔庙一样的待遇。江渎庙春秋祭祀银一十六两内，酌拨银四钱六分致祭龙神祠，文昌宫春秋祭祀银拾四两，致祭厉坛银二两。这些钱都于盐茶耗羡银内动支，赴司请领存留。我们看到尽管享有同样的国家拨款，但这些祠庙因其地位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祭祀待遇。如文昌宫略少于文庙等祠庙，有十四两祭银，而厉坛祭银只有二两，龙神祠只能从江渎庙祭祀款项中拨出四钱六分致祭。
2.带有政府赐号的祠庙
地方社会有着众多的民间神灵，但中央政权竭力将自己凌驾于诸神之上，竭力使大众信仰统一化，将类似关帝庙、文昌宫、东岳庙这些国家共有神灵在地方社会普及与推广，其忏悔赎罪、抬神游行、奉献祭祀供品等祭祀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国家礼仪程序的影响。
在民间神灵体系中，只有神才是生死界真正的惟一主宰，远比国家权力更为强有力得多，神灵与拜神者的生活也更密切。人们对东岳、城隍、关帝这类带有"公"、"王"、"帝"称号的神灵充满畏惧，因为，他们有权决定人们的财富与命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年公开的祭神仪式，为城市连接个人、集体、社会、精神世界创造了机会。
(1)关帝庙
关羽(162-220)是被神化了的一位三国时代的英雄。到清代，他成为中国供奉最多的神灵之一，几乎所有州县都有众多的关帝庙及庙碑。通过小说、戏剧、官方和民间的塑像以及秘密宗教之中的传说，关羽的故事经一再夸张，以至神化，他不仅被尊为忠义之神，而且成为财神、文神、佛寺护法神、梨园及秘密结社等的守护神；同时，他也是佛教寺院的护法神，道家的"降神助威武圣人"，"三界伏魔大帝"。
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清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伦理新秩序，迅速廓清混乱的思想领域，尤其需要寻找这样一个道德典型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他必须具备"忠"、"信"、"勇"、"义"的综合品质，而且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熟知并能普遍接受的道德楷模。于是，关羽成了最佳人选，并经过一番美化、神化后被推到前台，成为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圣人"。清朝采取一系列步骤，力图将对关羽的信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对那些与官方不同的解释和传说加以禁止。清政府也设法改造关羽的形象，将其儒家化，改变关羽生平，盛赞其熟读儒家经典。当然，使关帝儒家化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改变关羽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仍被当成财神或社区的守护神，不过清朝的措施也不是全无功效。从成都地区有清一代关帝庙的石碑可以看出，虽然民间对关羽的解释多种多样，如将他视为财神、护法之神；但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吏在碑记中一再强化关羽作为忠义守信的道德典范的形象，声明其深明大义和忠于朝廷才使他深受爱戴。
以往成都关帝的政府春秋祭祀在"楚商公会之祠"的后殿，"然圜阓喧嚣舆马纷遝地，非清穆懼神弗临享"，地方官也认为"春秋祀神于湖广馆中，馆虽有像，民之私祀也，而官假借之，似非政体且煌煌典礼，牲牷幣帛簠簋与黉宫埒，顾无尺寸地以肃斋坛，亦非所以昭崇敬而庇万民也"。因此，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川巡抚能泰和提督岳钟琪在城南万里桥关帝衣冠冢建关帝庙，在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巡抚上书请求将官方祭祀之所从湖广会馆改到城南万里桥处。
四川总督福康安在春季祭祀时发现南门关帝庙"栋宇湫隘，丹垩不鲜"，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捐俸派属吏重修南门关帝庙，他提到"古祠祀之请非徒以祈福也，必有关于纲常名教之大"，而关帝为"万世之师表"，"义气浩然，常伸于宇宙间"。
在成都的关帝庙祭祀中，四川与关帝的特殊关系一再被强调，"昭烈时，蜀为根本地，帝君毕生精力惟蜀是注，则蜀人之禋祀也尤宜"。而地方政府大兴关帝庙的原因，周琬说的比较清晰"蜀俗信鬼神俱崇时祀，余奉天子简命屏藩此一方，民凡事神治人均所兢兢，愿蜀人以信他鬼之心专事帝君，入庙思敬无愧生理之直，庶俗醇而美稗于治多矣"，四川的习俗一向信鬼崇神，希望蜀人"以信他鬼之心专事帝君"，入庙能思敬，以达到醇正风俗的目的。
成都的关帝庙共有15个，其中华阳县境内有9个，成都县境内有7个：这些关帝庙大多为官方修建，仅总督亲自重修的就有两座，康熙四十六年，巡抚恩能泰重建治南城外里许有衣冠墓的关帝庙，乾隆四十八年，由福康安主持重修的南城内淳化街的关帝庙；除此以外，在东门与南门的月城内也有关帝庙，关帝作为财神在成都东门与南门的商道进出关口的存在是符合情理的。
这些关帝庙中城墙内有7座，并且在城市的东南西北都有分布；而城墙外也有8座关帝庙，同样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关帝庙在城市内外的均质分布，说明了它在城乡生活都起到重要作用，只有大型场镇或生活集中区就会有关帝庙的出现。15座关帝庙中有时间可考的有14座，建于康熙或之前的有7座，而另有6座建于乾隆时期，一座建于咸丰时期。
此外，无论是儒家的祠堂，还是道家的宫观，或佛教的寺院都常常有关帝殿或其塑像，奉祀关帝。成都君平街处的严真观即晋普贤寺，传说是严遵卖卜的地方，俗称支机石庙，兵燹后早毁去。康熙六年(1667)重建，康熙五十八年(1719)，经过培修，并祀关羽。关羽作为清政府所提倡的祀灵出现在支机石庙这一地方信仰的祠庙中，可见关帝崇拜在官方扶持下深入成都地方社会。有学者则认为，关羽的形象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忠义的象征，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特别是大批客商及游民聚集的四川，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这也是关帝庙在成都这一移民社会如何繁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