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隍庙
在中国社会，城隍作为社区神祗与国家神祗、官方神祗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城隍庙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城市都拥有的地方神祗。有时大众宗教思想也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意识，土地和城隍之类的保护神被归入官僚模式的官方宗教体系，成都同时驻有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署，因此城隍有府城隍、两县城隍共三座，与此地的官僚系统是一致的。
在所有地方神灵中，城隍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州县官负责人力所及的事务，城隍则负责人力所不及的事务，如人们无法掌控的类似生死的事页。城隍点鬼的故事讲述了城隍在城市战争结束后点鬼的故事。人们希望城隍保证风调雨顺，帮助百姓抵抗瘟疫，赐给五谷丰登；并保护无辜，惩治邪恶，监督官府活动和官员德行。城隍神经常被召请来协助州县官进行更公道的司法审判。审讯有时就在城隍庙里进行，州县官可以利用嫌犯的迷信。省会成都历来由成都、华阳两县组成，因战后人口凋敝，康熙九年(1670)，华阳县并入成都，原两县各有城隍一座，现二县合为一，因此"议迁(华阳)城隍庙于城外，蜀抚某公夜梦一人，衣冠甚伟，持简来谒，姓赵，兇(心为下)其名，觉忆其人有似城隍神者，遂不果"。对城隍的敬畏使华阳城隍庙得以保存。
祭祀城隍是清代成都一个隆重的节日礼俗。每岁以清明日，及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为城隍出驾期，即时将各城隍庙内木像起驾，衣衮冕出巡。由于成都府、县各祀城隍，三城隍同至门外赏孤，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谓如人世官府之散帐也。成都城隍庙内的庙内正殿之泥塑外，还有内殿之像，"则木为之，手足皆能转捩，四序衣服，以时更易"，有专人看管。
(3)东岳神庙
东岳庙是中国最大的坛教庙宇之一，也是分布最广的祠庙之一。东岳大帝应该是阴间诸鬼神中的最高神，城隍、土地都是他的属下。东岳是古代神灵"泰山府君"的化身，泰山府君从汉朝起就被看作是地府之主宰。泰山神在民间的形象是一位极其威严的法官，主管一个庞大的刑法机构。宋真宗(997-1022在位)将泰山神提升到国家祀典中最高的地位，跟祭天等同，封为"东岳齐天大圣帝"。皇家对东岳庙的大力扶植，使非官方的东岳庙地位亦随之高升。东岳庙与城隍庙相同，都是专属于城市的城市祠庙，在农村是很少见的。
东岳神会在18世纪达到高峰，一次持续三天。东岳庙尽管炫耀华丽，但更重要的是驱魔与忏悔。仪式队伍在全国都相似，成都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街道展示东岳出驾的仪式，大体分为三部分：抬阁的，不同的阁架轿子"炫耀异常"；一部分是人群扮演的"五道七煞"，面著油彩，模拟辟邪神灵，他们在城市街道沿街行走，成都用燃烧的柏枝随行；而悔过队伍是东岳神会的一个特色，队伍模仿狱中的囚犯，身带手铐、脚镣和枷锁。也有悔过者以舍身祈福的名义表演自我折磨，比如在胳臂上用金属钩穿孔，上吊青铜香炉，或点所谓的肉身灯，将燃着的油灯挂在穿在肉中的金属钩上。这些自残表演是明清时代东岳神会祭礼的一个共同特色。人们相信，死去的人必然会因其在人间所犯罪孽而受苦，东岳神即阴间主宰，是施行刑罚的仲裁者，激发悔过者表现出深深的恐怖与极端的虔诚。
成都的东岳庙一共有11座，其中一座位于城北万福桥北岸的东岳庙，地位最为尊崇，享用州县官员的致祭，每年府县城隍都要在清明，十月一日到此迎驾。而另外10座中有3座是康熙时期修建的，5座是乾隆时期修建的，而其他则为嘉庆之后修建的。这些东岳庙中有6座在明代曾是各种寺院或禅院、家庙、或祭祀地方神的昭应庙，在清代都改名为东岳庙，这是清代以来政府对民间祠庙进行整顿控制，用国家封祭下的神祗取代丰富的地方信仰的结果。
3.地方信仰的祠庙：官方祀典以外的神灵
地方祠庙的作用还有延承地方神灵的福佑，延承地方文化。四川地区的原始宗教一直活跃，自然崇拜与鬼魂崇拜交相争光辉。"蜀俗好事鬼神，尤多忌讳，而冥羊马行之祠，盛朝弗尚，故民神异业，敬而不黩，蜀之人士亦可知明□昭格之义矣。"清政府征服四川之后，四川的大批前代衍生的地方神灵逐渐重新被祭祀，成都的金马碧鸡之神、石犀寺、金马寺、支机石寺等都是前代延承下来的地方神。
在地方宗教中，秦代太守李冰作为奠定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地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者一直被奉作川西平原的守护神。清代成都祭祀秦太守李冰的川主庙，及祭祀李冰之子的二郎庙共有10个，其中9个都位于城外，城内的只有一个位于治南城内盐道街。该庙旧名白衣庵，明万历间建，祀观音大士，康熙六十年总督岳钟琪增修后，殿祀秦太守李冰，雍正八年，敕赐封祭易今名，乾隆四十九年，毁于火，五十一年，盐茶道林俊重修，嘉庆二十年，盐茶道奇成额重修。这座由官方参参与建设重修的川主庙也是成华两县共同祭祀的，享受祭祀国家待遇的寺庙。另外在城东的二郎庙，祀李冰父子，也在雍正八年敕赐封祭，享受国家祭祀规格。
朱元璋曾说过"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围绕着这些神灵的大量的迎神赛会被统治者认为是不合法的。明清两代法令对此多有限制。而在地方城市管理中，我们看到，清代地方政府并没有把祀典之外的祠祀作为淫祠，许多祀典之外的祠庙得到了地方士大夫与官方的默认，甚至推崇。许多民间神灵仍活跃在清代的四川地方社会中。
秦祖名秦子华，明万历间德阳县役，"角羊囚赴省，知囚奇冤，遂私释之，归自缢于城南，死后屡显灵异"。秦祖殿祀秦子华，香火甚盛，"成都陕西街岱庙内亦塑有秦祖像，科举考试前考生常在此庙温课备考。乾隆四十八年，成都有应童子试者数人在庙备考，有一个不敬秦祖，得罪神灵的童生在考前受到秦祖的惩罚，致其不能应试。清代名士张邦伸在《锦里新编》记载的这则故事让我们看到，死于明代的秦三爷在清代城市继续大显灵异，可见对于地方传统而言，易代并没有中断它的承续；同时还可以看到身为读书人的士子或官员对民间信仰在排斥、冲突中接纳的过程。
对于城市大多数居民而言，乞求安康、消除灾祸、求福求嗣，乃为上庙祀神的主要动因，如成都的祈水庙、龙王庙、水神庙、瘟祖庙等都是为了消弭灾祸而设的祠庙。成都有两座娘娘庙，一座在东城，一座在满城内。两座娘娘庙是不同的，汉城中娘娘庙又称广生宫，位于治东城内书院街，传说是祀奉蜀汉北地王刘谌之妻的，刘谌因反对其父刘禅降晋，杀家自尽，川剧有《杀家告庙》一著名曲目，此庙保佑黎民百姓安全生育，妇幼康健。这座娘娘庙，明嘉靖十九年建，后曾被明政府列为淫寺屡毁而不废，康熙二年(1662)即被重建，乾隆五十二年增修。正如成都竹枝词中提到的"大慈寺后广生庙，送子催生各位神。密意痴情都可诉，娘娘也是女儿身"。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这座娘娘庙一直香火颇旺。满城内的娘娘庙在满城内积善胡同，又名育婴胡同，西接栅子街东口，东接东城根街中街，庙内供奉送子娘娘，服务于旗人的生活需求。
作为富裕的农业地区的中心，风调雨顺至关重要。成都还有祈水的三个祀庙：其中一个寺庙又名龙王庙，是建于明代的旧庙，在治东城内龙王庙街，明嘉靖丁酉年建，清雍正六年重建，乾隆四十六年重修；一在县北六甲复兴场道光二年建修；另一祈水庙，治东城内督院署侧，清初建，巡抚张德地重建，乾隆四十一年重修。耕牛也是农业社会中极为倚重的工具，清代成都建有牛王庙，在牛王庙街，清康熙七年，牛大疫，四川巡抚张德地建此弭灾。
4.名人祠
祠庙的作用之一是"崇善驱恶"，对地方有功，或有善行良德的人得到崇祀以在地方上引导人们向善。明清而下，政府直接插手于原始宗教，以行政的手段或提倡或贬省，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偶像加以控制，"凡守之贤者，蜀人必为建祠，或绘其像，天下名镇，未有是也"。"至于先圣、先贤及忠孝节烈之伦，凡有功德于民列在祀典者，其祠宇亦令有司随时修治，俾皆得所凭依。神灵寝严，鸿长生豫，有由然也"。明清两代，在四川，大批当代名人成为崇拜偶像，代表了此一时期祠庙的发展倾向：明代将很多佛教寺院改成文武贤达的祭祀之所。立祠崇祀，是此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而清代的名人祠根据新的价值观与时代变迁做了调整，如明代成都一些祭祀先贤士大夫或有功地方官的祠庙在清代荒废了。大批当代名人成为崇拜偶像，代表了此一时期鬼魂崇拜的发展倾向：某些文武贤达尚未作古已被加以神化。立祠崇祀(俗称建生祠)，也是此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凡守之贤者，蜀人必为建祠，或绘其像，天下名镇，未有是也"。成都的名人祠有18座，而其中只有4座是为纪念清代以前的人而设的，明代的大量名宦名儒祠都在清代被毁弃了。
在长年战争灾害后，佛教、道教中的厌世、出世教义和顺从神旨的命定思想，有利于政府对于民间的思想控制。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他们的生活往往会因兵燹和各种灾害的滋扰变得毫无保障；中上阶层的人们，面临朝代更换、福祸难倚、荣辱不定的局面，更需要有精神意识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