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对寺观的态度与政策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于寺庙的政治教化作用十分重视。佛教史上的许多僧人也将佛教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对于政府统治来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教化实在很有积极意义。寺庙可以为国家作祈祷、颂赞歌，而政府参与寺庙活动，起到"佐教化、益国治"的目的。宗教成为政府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国家利用庙会组织、在祠庙寺观中传播的神话以及各种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寺庙成为国家政权深入地方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之一。清王朝是外族入居中原，但对佛教的扶持与保护也相当着力。清代最有作为的康熙、雍正与乾隆，都很重视佛教。
政府对于地方控制也得益于寺庙政治性功能。清初地方社会在长年战争灾害后，佛教中的厌世、出世教义和顺从神旨的命定思想，也很有利于政府对于民间的思想控制。宗教更加有利对地方社会的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整饬。
很多资料表明，寺庙是政府宣达政令、建立社仓，举行赈济，设立义冢的重要公共场所。清代政府曾饬令各地选择在庙宇之中，定期宣讲"圣谕十六条"。通常在乡村的这类讲习活动是在祠堂和庙观之类的公共场所举办。州县官要聚合当地绅民参加这些讲读大会。
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僧道与国家争夺人口影响国家赋役的问题，也有僧道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清代对于僧寺的管理，在制度上沿袭了前明旧制：凡寺观庵院，除先年额设的之外，不许私自创增。
在寺观分布上，寺观的发展与地域的繁荣成正比，往往经济发达的省份寺观和僧道尼数量都较多。在数据最全的是乾隆十七年，在已有数字统计的省份中，四川的僧道人数在所有省份中略高于陕西、云南、贵州、甘肃、广西，位于倒数第六。而四川的僧道人数是7006人，而同时浙江在四万人以上，江苏、江西、湖北、安徽、山东在两万人左右，而数量较少的云南有2500人、贵州1158人、广西616人。四川的寺观发展也与其经济地位相符。
（二）清代成都寺观的重建过程
本书中指称的寺观不仅指称狭义的佛寺与道观，而是泛指在成都存有的佛教庙宇、西藏喇嘛庙、伊斯兰清真寺等活动场所。在清代，成都城中佛寺有157座，道观有22座，另外伊斯兰寺庙有12座，清真寺：清真教城乡共十二处，一在永清街、鼓楼街、东御街、西御街、玉带桥；华阳境内有纱帽街、东华门、西华门、羊市中街、鹅市巷、金泉场、金泉场外数里遥。清真寺分布在蜀王府城墙周围，蜀王府南侧的东御街、西御街、蜀王府北侧的玉带桥、羊市中街，西侧的西华门、永清街，东侧的东华门、鼓楼街；还有城市东门附近的纱帽街、金泉场。可见回人分布在蜀王府周围与做为贸易商品进入要道的东门附近，共有191座寺观，这些寺观构成了城市的重要景观。
寺观建筑的数量可以作为一个粗略的指标表示清代城市发展的节奏，因为庙宇建筑和经济活动的联系紧密而且复杂；不仅城市及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资金会用于宗教活动，而且庙宇一旦建成，也可能被用来组织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可以从清代成都寺观重建修建的时间表来作为判断清代成都城市恢复节奏的标准之一。在统计表中，一些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寺观没有修建年代，因此我们从191座寺观中整理出了168座记录详尽的寺观作为分析蓝本。
1.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成都寺院的恢复重建
从统计数量上看，这一时期是成都寺院建设的低潮时期。清初的成都，寺观在战争中也受到了严重破坏，清顺治二年(1645)，丈雪移锡成都昭觉寺时，发现被誉为"川西第一禅林"的昭觉古寺，一片废墙残瓦，荒草凄凄，疮痍无比。丈雪等僧徒只得树下一栖，冢间一宿，草衣木食，艰苦备尝。昭觉寺尚且如此，其他寺观可想而知。但是，早在清军征服成都之前，就已有僧人在成都活动了。顺治十六年八月，巡抚高民瞻率军由保宁收复成都时，僧人们收葬城市中遍布四处的尸骨，"又见老僧募人力车辆，散求枯骨比，日数十载。积于城外，白山累累，将葬焉"。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己有僧人存在，而文殊院的修复早在顺治时期就开始。清代成都是伴随着寺观的钟声开始从"久属荆榛据，金谷偏供麋鹿游"的荒芜中苏醒的。
康熙时期，尽管战乱未靖，但城市重建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从寺庙新建数量来看，清代成都有年代记录的149个寺庙中重修寺庙及道观，有65个寺庙明确是在康熙年间重修或新建的，占寺庙总数的43.6％；19个道观中有6个是康熙时期修建的，不仅修建数量远远超过后期，而且寺观年平均修建数量是1.164个，高于乾隆时期，仅次于雍正时期。成都许多大寺院道观都在康熙年间得到重建，其重建规模远高于后世。
康熙年代成都寺观的重建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原因有三：其一，这一时期清代政府对传统正统宗教的扶持，使寺庙兴修在全国各地极为兴盛；其二，四川重建后，地方寺庙建设在地方官员士绅的大力倡导和捐建下进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其三，逐渐恢复的农业经济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农业方面来说，成都各寺院、书院、祀祠公馆的公田，都坐落于成都及其周围各县，其农业收益是重要经济来源。
寺观重建早期，外来移民占据主要城市人口，城市景观的重建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没有像后世一样严格地遵循地方传统和政治传统。重修的71座寺观中有29个在城内，占总数的40.8％。另42个在城墙周边或城内。在康熙年间修建的65个寺庙中，其中大多数是延续前代旧址重修或重建，只有13个寺庙提到是康熙时新建的，占这一时期修建寺庙的22％，这其中有移民出家后捐修的，如来自黔中的刘姓移民在康熙二十二年(1689)捐修的刘家寺。有官员在城市恢复的早期为需求而建的，如康熙六年(1663)因牛瘟盛行而建的开元寺。也有城市移民建的集会之所，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建的位于治东城内总府街的兴隆庵是楚蜀闽客商公会之所。再如建于康熙二年(1663)位于陕西街的三官堂，还有散于城市中心各处及城郊附近的小庵堂也是新建的。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寺庙如净土寺在战乱中占据了武侯祠这样的重要祠庙在战后被清理出来，另辟地新建。康熙年间重建的寺庙大多位于城内，13所康熙年间新建的寺庙中只有3所位于城外，而且都离城墙不远，可见在城市重建恢复的早期，城市经济以城墙内的发展为主，城墙内的经济更加繁荣。
2.雍正时期寺观的修建
到雍正时期，寺观修建继续保持康熙时期的建设速度，达到年平均修建1.31座，是历代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康熙时期。雍正尚佛，国内的佛寺道观修建仍方兴未艾，因其持政时间只有13年，所以寺观修建总数较少，只有17座。从所修建寺观具体资料可以看到，雍正时期所修寺观有三个特点：一、新修寺观大多座落在城墙外，17座寺观中只有4座在城内，占总数的23％，远远低于康熙时期的40.8％。有13座都在城外，集中在城北与城东。这与雍正年间开始的更大的移民浪潮有密切关系。康熙末年，四川人口达四十万，自雍正元年（1723）到乾隆五十年(1791)，约七十年间，更增至九百五十万。移民们在城墙周边及城外郊区聚集，还有一些回归的土著也移到了城外，如顾汝修家族从贵州回到成都，从明代世居的城南移到了城墙东关外。
二、仍有新建寺观，17座寺观中有5座是新建的，其中包括铸局炉头们修的行业会所楞枷庵，还有作为陕西会馆的观音堂，城北官道旁的观音禅院。三、雍正时期所修的寺观大多规模较小，鲜少名寺。但雍正时期对康熙时重建的许多寺院进行了新的修复工程。
3.乾隆时期寺观的修建
乾隆时期，四川经济发展迅速，移民继续涌入四川，但成都的寺观修建并没有持续康熙雍正时期的盛况，反而有所下降。年平均修建寺观数量下降到1所，低于康雍时期，而且修建数量仅有60所，远远低于康熙时期。乾隆帝从继位起就把治理僧道与新的社会问题整合起来，此时期的社会治安与白莲教起义等问题频频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乾隆帝治理僧道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僧道成为聚集游民乃至匪人、异端的渊薮。四川寺僧也屡生事端，造成严重后果。乾隆二年(1737)，弘历又重申不许新建寺庙，以免花费不必要之银两。
乾隆十三年(1748)，四川泸州龙蟠寺僧心恒因"伪造上谕榜文，转相传播，哄诱乡愚"，酿成大案。此案受到弘历的重视，认为"此等僧人捏造官衔，刊刻传布，愚民为所煽惑，必致滋事"。乾隆三十二年(1767)闰七月，礼部议准四川布政使张逢尧关于严禁带发僧的奏疏。乾隆以来，四川不断发现无业之人，每多溷迹空门，却不披剃，名为带发修行，"以不僧不俗之身，潜居庵观，勾引为匪，花消寺产，尤为缁流败类"。礼部要求各省总督、巡抚根据四川的奏报，将一切庵观、寺庙，实力稽查。凡发现带发僧，勒令还俗；外来者，驱逐回籍，俱令编管为民。凡隐匿不报的僧官、稽查不力的地方官和地保分别参处，按律治罪。
乾隆时期的新建寺庙渐少，多为重修寺庙。上城内寺观有23个，占总数的38.3％，城外则是37个，乾隆时期城内寺庙建设数量较大也与乾隆年间成都城的两场大火有关。乾隆元年，四川巡抚杨秘奏报："华阳县连被火灾，延烧龙神庙、城隍庙，及中军参将衙署一所。"发生在乾隆四十九年的火灾更加凶猛，"成都省内三义庙侧火起延烧居民无算，由暑袜街南望直抵城根人家，屋宇无一存者......烟气弥天，势若燎原，扑救者束手无策，经一昼夜，始息，城市一空，总督奏称，成都县属被烧左营游击衙门三十二间，民房共九百三十九间，拆毁房共二百五十四间；华阳县属被烧学政盐茶道及督标都司守备等衙门共二百三十四间，民房共八百二十六间，拆毁房共二百四十三间。蜀人房屋多编竹为壁，上加灰泥延烧较易，故至一千六百余间之多，其实所烧之数十倍于此，不能悉记也"。乾隆四十九年的这次大火灾使得成都、寺庙、民居官署都损失惨重，许多寺庙道观祠庙需要立即得以重建，因此我们在各种记录上看到城内许多寺庙、道观、祠庙在乾隆后期的重建记录。
4.嘉庆之后的寺观修建
嘉庆、道光、咸丰朝属于清中期，嘉庆时期的寺观修建总数只有7座，随后的道光与咸丰、同治分别为7、4、1座，这一时期的年平均修建数仅有0.24％，这一数量不到康雍时期年修建数的五分之一。这时"康乾盛世"已经过去，清王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乾嘉之际的白莲教起义和咸同间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对四川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为了筹集镇压起义的经费，清政府在四川加征兵饷，开征捐税和厘金，正如周询在《蜀海丛谈》中指出，四川"自乾嘉之际，军务迭兴，财用不足"。由于负担不断加重，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缓下来，成都更是受到白莲教起义的影响一度全城戒严，物价高涨。因此城市的寺观修建也随即落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