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成都寺观建设中的兴废
明代成都的知名寺庙道观大多在清代得以传承，在天启成都府志所记录的28个寺观中的24个在清代都得到了重建，其中绝大多数在康熙时期得到重建，这说明在城市寺观重建中，明代传统基本得以延续。但在清代成都城市的重建恢复与发展中，这些寺观经历着时势与自然的淘汰，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有些前代的名寺在清代湮灭了，也有一些虽经重建但日渐衰落、毁弃，也有一些明代不见经传的寺院在崛起，成为名寺。
1.毁废
一些明代或前代声名显赫的寺庙，在清代城市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式微或消失了，如天启《成都府志》中记录的江渎左的玄天宫，府治东南的炳灵宫，大乘寺、清教寺在清代的记载中失去了踪影。这其中有人为原因的毁废：包括政府的拆毁和废止、僧人的破坏、火灾、势豪侵占、僧人弃走等等；也有自然原因的毁废；导致寺院毁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火灾和水灾，甚至地形的改变。
一些唐代兴建的佛寺禅院道观在清代城市重建中被荒废。道观有都庆观、仙居观、严真观、至真观、通真观、集灵观。寺院有武担山侧武担寺、城东南的宝历寺、资福院、县东南的菩提寺、还有宝元寺、圣兴寺、四大天王寺、安福寺、觉城禅院、嘉佑禅院、通明宝阁。这些唐代兴建的佛寺道观或湮没或毁弃。
还有一些地方色彩浓厚的寺庙在清代成都城市的重建过程中被遗忘了。如灵应寺，治北文庙后街，即古昭应寺，祀金马碧鸡之神。金马、碧鸡是蜀中特有的地方神灵，汉唐明清，成都一直有金马、碧鸡之坊名以记之，祀其神的昭应寺在明代仍然是城市的重要神灵，自献贼焚毁后，仅存遗址，乾隆三十年，寺僧犁土得石佛长尺余，始治茅庵两楹，古昭应寺年入颓圮，直到乾隆四十一年由浙人陆耀沧及众善士捐资重修。道光十八年后，这与成都地方传统图腾有着密切关系的寺院被改祀东岳庙。原来的灵应寺渐渐消失在城市的记忆中。
唐开元十六年新罗国僧无相募建的净众寺，明为万佛寺，明代为城西游览胜地，为蜀蕃王常常临幸之地，清毁，后经康熙三十四年四川巡抚于养志重修后，城西为满城所占，寺渐被废弃。与严君平有关的严真观，内有通仙井，也在清代湮没，甚至清末无人知其原址究竟在何处。
2.前代名寺的式微
据嘉庆《成都县志》所载："（成都）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累代藩封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庑华丽高敞，观如元天云台。"明代杨升庵在《金山慈航桥记》中提到：明代成都城古寺以金沙、石犀、大慈、净众(万佛寺)、金绳、延庆并举，此皆县境内名刹。许多受到蜀藩王扶持的寺院在清代没有财力支持后衰落了。我们现在依次来看一下明代的成都名寺在清代的命运。
金沙寺，又名宝莲堂，在城南万里桥之侧，建自汉唐，"尝有高僧来游，示圣灯之异。其地随水消长，盛涨不没"。明代时"逸人墨客，览兴于斯，诚胜迹也"。因传说"有圣灯之兆，水泛汹涛，浪临基址，随势起复，遇诸耆耋，询以金沙鼎新，则国储益贮矣"。金沙寺的鼎新关系到国库的贮量，明代不仅有谷睿个人捐资修复，地方政府也"遣官率匠建立龙神祖师殿堂，暨修桥梁，庄严佛像，集有德行，缁流焚献，制度焕然"。但到清代，金沙寺徒留其名，寺所在的"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不可复识"。石犀寺，又名圣寿寺，这座昔日的成都名寺在清代城市重建中被湮没的过程，是值得关注的。
寺中因两件神迹驰名：一有秦太守李冰所凿石犀牛在正殿阶左；二是"殿中有井，相传与海通，所谓龙渊也，额曰'圣寿寺'"。寺名"圣寿寺"传说玄奘尝住此寺，且受戒于此。圣寿寺在唐代曾与大慈寺东西并峙，号为成都第二大寺。圣寿寺如此显赫的身世自然使其成为成都最受瞩目的名寺，这个昔日的名寺曾是成都第二大名寺，与大慈寺齐名，唐代是有七百僧人、建塔立柱的皇家敕建寺庙，宋代也曾是熙熙攘攘的蚕市所在，甚至到了明代，县令名流常结诗社于此。清初寺毁，后得以重建，康熙五十七年(1718)建筑满城，寺之旧地在将军衙门及东西胜街者均被占用，寺移至满城外今君平街及其南一隅。石犀无法搬动，留在右司胡同(今西胜街)马棚内。传说中的海眼井则在军署左侧，失去镇寺之宝的圣寿寺迁移到西城根下后，渐渐籍籍无名了。
大慈寺是成都唐代的第一大寺，在唐代寺前不仅有大市集，且为游乐之地。极盛之时占地千亩，至宋未衰，明代成都僧纲司设在此处。明宣德十年(1453)失火，修复时北界大为减削。清初成都全毁，寺亦不存。其后逐渐于废墟中新建屋宇，顺治间丈雪和尚之徒懒石觉聆重修，成都知府冀应熊书"大慈寺"三字为额。
唐宋寺之极盛时，大慈寺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街、庆云庵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占据小半个成都。但到了清代，仅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四周皆民房、农圃、荒滩。同治重修扩张后亦仅占地四十余亩。清代周询回忆道："大慈寺在城内东门，历史最久，寺基旧甚宽，日久剥削，今所存者，尚不为隘，惟殿宇岁久，不及文殊之精整。"寺产亦不敷用，僧仍恃为人唪经为生。到清末，人们总结出的成都名寺时提到："成都佛寺之盛，在唐代首推大慈、圣寿二寺，近世则推昭觉、草堂二寺及文殊院"，大慈寺甚至从成都名寺之首中被排除出去了。
净众寺，民间习惯称万佛寺、竹林寺，从六朝起即为城西名胜。唐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僧人无相至成都，重兴此寺。寺有巨钟，此寺经唐末及五代时一再培修，历代不衰。明代得蜀王府敕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蜀王朱椿多游其地，故有遗像在寺中。当时用建蜀王府承运殿之副材修葺此寺，更为寺置焚献田地。净众寺受蜀藩王的扶持，一时名嚣于成都。正德时，寺失火被焚，惟大殿尚存。万历重修。清顺治三年时，寺全毁。康熙初重修，名为万佛寺。康熙五十三年建大殿，因城西为满人所占，寺庙日渐没落，终未能恢复前代旧观。到嘉庆时期已废。
金绳寺在北门外簸箕街西侧，为唐代东禅院故址。宋代赐此寺名，当是取义于《法华经》所谓"黄金为绳"。该院前临绳溪，相传水中有金绳，可见而不能取，实则溪中二小泉伏流，交互激荡，日光下照，因反射而映为金色，视之若绳。世人误谓寺因此而得名。五代时，僧人贯休居此。王建时改修龙华道场。南宋造五百大阿罗汉像，于是栋宇宏丽，设像庄严，一时为诸寺之冠。元代遂为游宴胜地，如费著《岁华纪丽谱》云："二月八日观御街菜市，早宴大慈寺之后厅，晚宴金绳院。三月九日...早晚宴如二月八日。冬至后一日，早宴于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初寺毁，康熙四十三年(1704)，巡抚余养志捐俸重修。嗣后历为补葺。民国二十四年(1935)变为民居，后改为中学校址。
延庆寺在城内纯化街，今天成都锦江宾馆所在地。元末建，其地理位置"雄视江桥，平吞铁甕，遥瞻锦水"，是市井丛林中佼佼者。清初荆棘横生，"鼠嚼幢旛，尘封昆庐之坐，鸟啣缨络，菌生香案之衙"。康熙十一年(1672)重建，雍正三年(1725)由寺僧普慧重修，"仕宦君子共助米帛"捐资而成。后日渐衰微，道光以后，双流刘止唐先生筑槐轩讲学，与寺相值。寺即多由槐轩门下培葺。而先生之孙咸炘就寺立尚友书塾。
明代杨升庵时代的成都六大名寺，除了大慈寺在清代还可称为名寺外，余皆或不存或衰落了。尤其是城西的寺庙如石犀寺、净众寺(万佛寺)因为明代城西为明蜀蕃王下诸王府所在地，以及临近官署，所以城西名寺香火颇盛。清代城西为满城所占，城市经济重心继续东南迁移，城西名寺自然湮没。金沙寺因河道改变而消亡，而延庆寺、金绳寺都没有了明代的兴旺。
3.清代成都名寺
明代成都名寺到清代大多湮没或不为人闻，或式微。到清代，"省城内外僧道寺院颇多，僧寺中最大者，厥惟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各有僧数百人，清规亦极整肃"。清末，人们总结出的成都名寺时提到："成都佛寺之盛，在唐代首推大慈、圣寿二寺，近世则推昭觉、草堂二寺及文殊院"，昔日名寺大慈寺、圣寿寺在清末甚至从成都名寺中被排除出去了。与此同时，一些明代名寺之外的庙宇如文殊院，昭觉寺等在清代成为显盛一时的重要寺庙。这些寺庙兴盛的原因与官府的扶持，城市经济重心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文殊院，治北城内头福街，初名信相院，清代之前，成都文殊院原本只是一小庙，晚明人著作不见文殊院，明天启《成都府志》没有提到城北的这座文殊院。明末寺院被毁，康熙年间重建，虽经培修，亦极简陋。但文殊院位于中原入蜀干道的城北，清以来，城市商业在城北日趋繁荣，寺庙香火逐渐兴旺起来。寺院成名在清康熙四十一年，康熙手书"空林"二字以赐寺僧海月，颁赐《药师经》、《金刚经》，御书"空林"匾额一道，并赐海月禅师条幅一轴。于是文殊院名声大振，寺名为空林寺。后经官府中人多次重修，嘉庆八年、道光十年的两次大修使文殊院规模空前，诸像制造精巧，为诸寺冠。道光十八年，四川提督罗斯举捐资改修，从此文殊院绀宇琳宫、重重壮阔。每殿皆以石为柱，大可两人合抱，高四五丈。费殆数十万金。道光后，成都法会多集于此。
昭觉寺在成都北门之外，位于成都出省官道之侧，唐代眉州司马董常舍宅为寺，名为建元寺，唐末僧人了觉驻锡于此，正值僖宗入蜀，了觉以说法为其所重，因而大新寺宇，赐名昭觉寺。王建据蜀，更特加优礼，由是昭觉寺香火日盛(宋畋《昭觉寺碑记》)。宋元祐，高僧圆悟主持此寺，名播海内，四方参学之徒，自远而至，奔集其门，斋僧常达千人，一时昭觉法席之盛，冠于西南。
清初战火之余，全寺荒废达二十年。康熙三年(1664)，丈雪通醉禅师归蜀主持此寺，披棘斩荆，惨淡经营四十年，筑成了一座占地三百多亩，规模宏大的寺院。从山门至藏经楼，五重大殿均在同一中轴线上，恪守禅宗丛林仪轨。由于丈雪交游广阔，不仅得到了热心弘法的平西王吴三桂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当时成都地方各级官员的赞助，当时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等人都曾捐资以助，康熙八年(1669)，四川布政使金俊捐建法堂，成都知府冀应熊特为榜书"昭觉寺"匾额。
昭觉寺是清代成都第一名寺，但在明代记录中并无此圣名，其在清代城市中地位日高与其地理位置及政府的扶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昭觉寺位于川北官道进入成都的交通要道，是官员名士进出成都的必经之地。康熙四十一年，康熙亲自御赐昭觉寺"法界清"匾额，又诗一章："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霜皮僧腊老，天籁梵声通。咫尺蓬莱村，春光共郁葱。"此后昭觉寺更是名声大震。乾隆时，昭觉寺佛殿、禅堂、僧房、客舍达千余间，壮丽辉煌，甲于本市各丛林。
直到清末，昭觉寺仍是成都第一大寺，"寺产较文殊、大慈为富，然寺僧殊苦行，樵薪耕种，多以僧为之"。根据原始印度教律，佛徒以乞讨为生，不事农业生产。在宋代之前，佛教在经济方面是靠信徒的施赐，包括庄田，商业经营及托钵行乞等方式经营的。进入清代以来，成都城市之中，士绅富人的施舍不如前代，也没有蜀蕃王这样的大施主，许多城市丛林要么缩减规模，要么像昭觉寺这样自食其力，建立以耕作为主的新的丛林制度，或者像文殊院或大慈寺僧众一样替人唪经以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