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与重建佛寺力量
佛教自西东来，自东汉以来，日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寺庙作为佛徒的居住地和信仰的神圣地盘，在时间长河中时刻面临着天灾、人祸、病虫害等威胁或侵蚀，再加上中国寺庙建筑大部分用泥土、木材等材料，易腐朽易损坏。因此寺庙的兴废频率相当高。尤其在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中，寺庙毁坏更加严重。不过，在一兴一废的过程中，更能凸现佛教信仰者的虔诚和艰辛程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僧人、信徒、教外护法、士绅、官吏、民众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众师徒自建或募捐重建佛寺
中国寺庙一般是组群式建筑，明清以来已形成固定格局，按中轴线排列，前有照壁、山门殿、天王殿，中有大雄殿，后有藏经楼，侧轴线建设其他殿堂，如罗汉堂、戒坛殿、七佛殿、祖师殿等，建筑工程量相当大，工期也不会短，和尚是出家人，经济力量有限，建设一个满足定制的寺庙，若非特殊情况，一般需要几代僧人的努力。
有不少僧徒一生为传播信仰殚精竭虑，甚至捐出自己积攒几十年的身家。如城西华严庵，明时建，战后毁于火，"龙象荡然，仅存瓦砾"。有添机和尚曾独立募修华严庵王，他遍游五岳，归适华严庵，于是在康熙七年(1668)，"结茅于此，独立募修，阅数载，梵宇宏敞，开堂说法，十万缁徒云集，年七十矣"。多宝寺，治东城外十里，"迄明甲申灰劫以后，土庶畤荒凉，人烟踈杳"。康熙二十九年(1690)，破山弟子释百城重建。"百城著航海而来，人攀留遂锡多宝寺"。遂尔解囊，重建寺院，住锡苦行，坚修数十年，大振宗风缁俗。
有的僧徒则因其身世经历或修为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清初为重建成都主要寺院作出重大贡献的破山、丈雪以及丈雪的徒弟等。康熙二年(1663)，丈雪回到成都，重建昭觉寺。康熙十四年(1675)，丈雪的弟子懒石觉聆重建成都大慈寺，工程断断续续，持续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懒石觉聆其后一直在大慈寺主持重建工程。
2.地方官员与寺院重建
佛观的命运往往与地方官员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地方官员能奖赏佛教僧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个人亲近佛教，二是在社会功能上，佛教有助王化。在清代满汉官员中，捐修寺庙之人、热心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比比皆是。
在城市恢复重建的早期（康熙雍正时期），地方政府建设资金不足，而且民众更是财力匮乏，因此，许多寺庙道观大多由官员捐资筹建。
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延庆寺为四川巡抚姚缔虞生日所写的祈寿碑文可以看到当时城市寺院与地方官府关系的一个侧面。如同寺院的大部分对外文章一样，这篇碑文不是僧人所作，而是时居成都的翰林院庶吉士、康熙乙丑进士宜宾人樊泽达所作。碑文通篇颂扬这位巡抚为恢复重建四川所做的努力。姚缔虞在顺治十五年(1658)授成都推官，康熙六年(1667)因卓异升陕西知县，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回到成都任四川巡抚，后卒于任上。姚缔虞，字贷麓，湖广黄陂人，顺治已亥进士，授成都府推官，康熙六年，卓异会裁推官改授陕西安化县知县。二十四年，擢左佥都御使任四川巡抚。民闻缔虞再来皆大喜。
时蜀之宦游者多以故土荒残逗留异地，缔虞具疏请令还籍，以实地方并履勘田亩，令民自首粮赋户口，日以增凡利弊之切民者悉调剂，卒于官民追思之，他经历了成都重建的最关键时期。这篇颂文除了颂扬姚为重建所做的努力，还专门提到他为佛教寺院所做的贡献，"缁流最能忘情，而公之逮恩亦复不浅，供物供书另请规条，摺卷摺历悉行除，锦城庵观百余所，欢声大作，共愿为我公祈寿"。早期地方官员对佛寺的扶持，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出来。延庆寺在雍正四年(1726)因大雄宝殿年久失修，由僧人普慧主持重建，"爰恳仕宦君子共助米帛，金钱，既凑少成多，遂至积微成巨"。可见，这次重建也主要由仕宦人士捐款筹建。
清代成都规模最大的昭觉寺在成都的发展同样与地方官员有密切关系，昭觉寺在康熙三年(1664)开始的长达十余年的重建中，先后接受了来自平西王吴三桂、巡抚张德地、按察使李翀霄、布政使金俊等官员的捐助，"司府文武共襄盛举"才成就了清代成都昭觉寺的规模。
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川按察使赵良璧在成都西郊创建二仙庵道观，捐银八千两购地以供道观日常开销，此外，时任布政使高某助银三千两，"护府之李牧同各县令共建外山门一座"。赵良壁谈到他创修二仙庵的起缘时说到："余虽风尘落落，足迹几遍天下，而淡然之想苦不能脱此尘垢。每于政事暇，登临其境，殊觉炫赫荣华皆幻花泡影，何若黄冠野老者之俯仰，皆堪自适也。"崇佛尚道之心是地方官员捐助佛观的原因之一。
在康熙六年(1667)到康熙十年(1671)之间，成都地方官员共同参与修复青羊宫。"时川湖制府蔡公宪节西来，同光斯举...是役也，有豫抚前藩使郎君廷相，前臬使李君翀霄，今藩使金君俊，臬使宋君可发，督学张君含辉，暨成都守冀应熊，同知万文麟，通判马御世"，加上张德地本人共有十位政府官员，包含了当时驻成都的几乎所有省府官员。青羊宫的修复在基本延续以前的格局的基础上重建的，由城中故老追述旧有建筑，原样复建。在提到重建青羊宫的目的时，张德地提到道教教义对于国家政治局面和地方统治的重要性，"我朝诞应宝箓，统一区寓，以简以宽民登治，维蜀自罹兵燹，沦灌莽者几廿年，不穀猥承简命招徕安集，尤务与民休息之时也，昔曹参治齐，闻盖公善治黄老之言，避正堂以舍公，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用之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治齐者治天下，民歌之曰"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然"，则今之治蜀如盖公之言，推类而行之，岂闻无裨欤"。景观的政治意义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始终是最为重要的。
3.士绅参与修建寺院
佛教自传入中土后，跟文人士大夫的关系可说是如胶似漆，这些宗教活动使地方士绅得到一个新的途径可以加入到地方社会的官僚体系，这是他们进入世俗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他们如此热衷于参与寺院建设的原因之一。一些退位归乡官吏藉此进入地方社会权威组织中并发挥作用，如彭端淑，顾光旭等；一些有功名但未能进仕成为官吏的地方精英如刘沅等也籍此表现其在地方的领导地位。宗教活动与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其领导职能的舞台。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参与宗教活动，如敬神、修庙和补庙，是乡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曾任京兆尹的顾汝修在归乡里后，于乾隆四十六年(1782)、乾隆四十五年(1781)先后参与过住家附近的竖指庵、净居寺的重建。
在清朝士大夫的宗教观念中，儒家正统观念中夹杂着宗教观念，如洪承畴自谓不信佛教，但同时洪承畴在其《重建药王殿碑记》载："凡有祈报，无不响应。"顾汝修多次明言自己不信佛教，但从他信奉关帝等行为看，在他的内心，仍然存在一个宗教世界，但他在文中反复声明"岂徒为梵教云尔哉，夫有其举之莫敢废之前贤之所谨，而凡吾目之所遇，屹立完固则欣然喜，欹斜倾圮辄愀然不乐，仁人君子之心谅有同然者也"，参与重修佛寺，不是为了宏扬佛教，不过是承前贤之志而已。
佛寺在各地都成为文人士大夫赏游胜地，如何处理好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遂成为住持僧的公关课题，各城市内或城郊的名寺寺僧都希望吸引士大夫君子的雅游兴致，成为一时名寺。很多名寺就是经过寺僧们的一番苦心包装，不仅使寺院恢复成为当地士大夫乐游的名胜，而且还使佛教及名僧本人的形象达到前所未有的声誉。
同时，许多士人为本社区的寺院募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一个"邑中胜地"，以供风雅之事，发挥其作为里社公共空间的作用。乾隆年间，成都士绅保宁府教授邓文端在其所做的《重修德元寺募疏》中提到他为重修德元寺(即东门红瓦寺)所做的努力。德元寺的历史悠久，曾为明蜀藩游玩之所，虽史册无证，但成为重修此地的历史依据之一。康熙三十五年(1696)重建，后倾圮，邓文端提到："（寺庙）其地田野丰腴，竹木阴翳与南台之庄严白塔之峙立远近交辉，邑中称胜地焉"。寺院的重修是由他本人向寺院住持倡议的，寺僧求助于对社区更有影响力的邓文端，随后邓不仅首先捐资，而且为寺僧写募疏，倡议众人"鉴僧之志，怜僧之志且各以其志广僧之志，不吝余羡，解囊乐捐，集腋以成裘，众擎则易举，将见庙貌重新，神灵妥佑"，他提到如寺庙修好后，"予且与二三父老，携櫑榼，操鸡豚，为里社效篝车之祝，作击壤之歌也，岂非太平盛事哉"。明确提到了德元寺作为地方寺庙在里社中的地位与作用。
4.民众修建寺庙
我们可以从镇江寺的修建上，看到民众参与寺庙修建的具体过程。镇江寺，位于治东城外江上，本为古刹，名某庵。康熙癸卯(1663)，鼎开初寺，后因其"地颇宽，拓操舟之众，就其基构，前殿奉镇江王"，后改名为镇江寺。因为"大江自成都以下武昌以上，计程三千里，高滩争峡，狂风巨浪，舟中人必长跪呼王，王每灵应昭然，履险而济，以故沿江皆王庙"。东门外，为成都进入长江水道的起点，所以水运为生的"操舟之众"康熙初年在这里建了一座"西向茅屋三楹门"，仍为僧寮。因成都"为省治总汇，仕宦商民祈祷报赛者终年不绝，较他更胜"，所以镇江寺不断扩张，但到乾隆十三年(1748)寺庙"隐于街后，江上弗睹，两序亦剥蚀，大殿后尚鲜余步，迩来居人杂遝(相杂乱)时，滋穢浊弗忍视"，"近邻陈刘张匡诸人，谋于江干修码头，建木坊，大书寺名，其上俾往来咸得瞻仰，东西厢拆旧补新，中起甬道，由前殿连大殿，殿后增抱厅回廊，丹之垩之，栽花种树为游息所，众志欣从"。
而乾隆十三年次大规模的修缮，本来由寺僧悟圣筹划，但"功未成而力辍"，后由居住在附近的楚之商民筹资兴办。"盖商旅之客蜀者，惟楚人为多，则荷王之庇者亦惟楚人为众，故庙之新众楚人之力，而吴蜀之人不兴焉"，这次重建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时任华阳县令的安德洪为此次重建专门做记。而安德洪也提到，"若王之庇佑商民，大江东西舟楫上下凡有阽危，莫不灵感，斯其功德为何如乎，以昭崇报以答神，贶又乌能已也"。成都的楚人商民对镇江王庙的重视、地方官对民众自建寺庙的态度在这里也说得很明白。
康熙乾隆时期不少民众参与修建寺庙。在1816年撰修的《成都县志》的人物传中的"行宜"中，32位传主中，有3位曾经兴建或修葺庙宇。如康熙间，邑人李登第募捐建县北通会庵（旧名高登寺）。严盛隆，湖南耒阳人，幼随父入川经纪，隶籍成都，施舍棺木，重修寺院，见义必为，人多敬之。浙江平湖移民陆耀沧贸易来成都，在金川战事中承包商运致富，乾隆四十一年(1776)，力主捐资重修古昭应寺，即祀成都金马碧鸡之寺，陆耀沧捐银一千三百两、钱四百余千文修理之，寺焕然一新。这些记录意味着移民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开始主动地参与地方寺庙建设，这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