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寺观祠庙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寺观祠庙在成为特定的公共集会场所的同时，也成了商业渗透的空间，寺观祠庙作为城市中商品交换的场所，具备了宗教与商业双重性质的庙会，也因此被称作"庙市"。应当说，寺观祠庙中一月数次聚集的拈香礼佛的众多人群是不可小视的消费群体，他们构成了促使庙市中商业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庙市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较市廛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自由的商业空间。
因庙会的定期展开和寺庙演戏的进行，寺庙成为一时的信息传布和商品交换的场所。清代成都以寺庙为中心发展出各种专业市场，同时也成为清代成都各种手工业行会、商会、会馆的驻地。正因为其商业聚集功能，寺庙往往成为带动城市中心发展的核心和衡量城市经济的指标。
寺庙成为专业市场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唐宋之时，成都圣寿市前，大慈市前有"蚕市"作为交换农产品、农具等的贸易市场。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清代。清代成都以寺庙为中心发展出各种专业市场。东门的大粮食市场在府城城隍庙内；北门粮食市场在火神庙，两个大的粮食交换市场均位于交通干道旁的寺庙中。而治东西顺城街的安乐寺本是明代蜀藩王建的燕息之所，有清一代一直作为成都的银钱交换市场。还有一些位于城郊的寺庙是成为周围居民用于交换农具及农产品的农村集市，如位于成都县北东六甲二十里的回龙寺，"每岁二月十九乡人市农器于此"。还有位于县西北三甲三十里的土地堂，"每年正月十五六七八等日乡人市农器于此"。
祠庙寺观作为聚会场所成为早期的商会、行会、会馆。由于寺庙成为城市中信息传布和商品交换的场所。地方上的公共事务经常在寺院里得以裁断，于是寺院往往成为了商业、行会、会馆等商业组织的节庆场所、存货库房、私塾讲堂、穷工匠会聚地、宴会酒客餐厅之所在。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寺观庙宇由于其区位优势，常常被同籍、同行商人们作为聚会场所使用，成为早期的商业会馆或行业会所。如木材行业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北门上河坝一带建立了水神寺作为木行行会。雍正十四年(1736)宝川局炉头出资在楞伽庵建铸造业行业的公所，专祀金炉圣姑，又称四十炉公所。同样前文中提到的康熙初年在东门外水关处由楚人建立的镇江寺也是由僧人主持的，同时，楚乡客民利用镇江寺的旧庵堂基址建立了他们的同乡会所。再如位于城南陕西街的三官堂是由陕西客商们在康熙二年(1663)建的。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从事多种行业的楚蜀闽三省客商公会在东城内总府街的穿心街建兴隆庵作为公会会所。同样，在陕西街上，还有由陕西咸宁、长安同乡在雍正十年(1732)共建观音堂作为会所。
祠庙寺观成为城市经济中心增长点带动城市发展。祠庙寺观的存在往往带动周围社区、民居之建设，使原来人烟稀少的地区居民辐辏，从而走向繁华，因此祠庙寺观成为这些城区发展的经济指标。据傅崇矩的统计，在城市南门共有16座祠庙道观，城市东门之外有40座寺庙，北门有14座，而西门最少，只有8座寺庙，因为城市成都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接近对外交通路线的地方，如成都城墙的东门、北门、南门的入口干道。尤其在东门，东门即是成都与重庆的陆路交通起点，也是长江水道经金水河进入成都的入口之一，所以东门外是寺庙最多的地区，有40个寺庙，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城市北门之外，是通过往北方各省以及北京的官道出口，这里聚集了24座寺庙，仅次于东门外的发展。而在南门之外的发展次于东门和北门，有16座寺庙。而西门因为是满城的出口，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城门外人烟稀少，因此只有8座寺庙。祠庙寺观作为城市发展的经济指标，成为判断城市繁荣的标尺。
（三）寺观祠庙与社会公益事业
寺院也有一些民众提供宴客、丧葬场所，主动参与一些铺路架桥等公益活动，并为人们提供住房、斋饭等，对穷人进行救济。
祠庙道观提供社仓仓舍及丧葬场所。在嘉庆《华阳县志》中记载，雍正提倡各地设立社仓，由于社仓储量增长迅速，社仓数量不足，成都将社仓储谷分散到各处寺庙，城市中及城郊的一些寺庙承担了社仓的角色，成为了地方慈善事业的中心角色。这些佛教寺庙的民间色彩，使慈善事业成为政府势力范围之外这一事实更加彰显出来。如华阳县的火神庙、牛王庙、净居寺、祝国寺、龙华寺、净土寺、茅香寺、圣灯寺、楠阳寺、白马寺、龙潭寺、铁像寺、积善寺、观音寺都担任了社仓的任务。
寺院也为一些民众提供丧葬场所，"省地为官幕萃居之地，外省人多欲谋归骨本籍，北门外之金强寺、接官厅，东门外之化成寺等处，皆可赁屋寄柩"。有时寺僧遇多年无人过问之柩，则举而瘗诸庙后。除了为外省人回乡归葬前提供暂寄之所外，寺院也会为一些无钱安置的贫民提供坟地。
寺院祠庙参与的公益活动。出于佛教福田思想，一些寺院还参与铺路架桥等公益活动，并为人们提供住宿等方便。成都治城东有痘疹庵、粥庵，都是其从事公益活动的痕迹。治东城外里许有痘疹庵，旧为清宴院，明天启间建，乾隆十四年重修，收留城中患痘疹之人。治东城外天星桥侧有茗粥庵，相传明嘉靖间建，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后来在此专设粥厂，赈济饥民。这些寺院通过参与地方公益活动，一方面传播福报，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
康熙年间，成都地方当局想疏浚双流至新津、成都的引金马河灌溉农田的渠道，然而涉及占用民地，地方官员无法开工。游历于什邡、大邑、成都、双流各寺的大朗和尚"夙为当道所钦"，与地方官交游颇深。于是大朗和尚为地方分忧，出面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后人德之，因名其津曰"大朗堰"。像大朗和尚这样"其托迹于风尘之表，而未尝忘济世安民"的僧人还有很多，在清初大乱初定，政府并没有在地方社会根植力量，建立稳定秩序之时，他们在清初地方建设中发挥着联系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的纽带作用。
（四）寺观祠庙与游览胜地
寺观祠庙安静整洁，又有美丽风景，为一些文人雅士所喜欢，他们不仅来此游览，还往往在此宴客。
寺观祠庙作为城市公共场所，往往占据风景名胜，有着优雅别致的亭台楼阁，葱郁鲜艳的林木花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文人们的题咏更增加了其游览价值，因此寺院常常成为城市民众的冶游之地。寺院也定期举行了法事活动、节日活动以及庙会等，提供民众游冶的机会。而寺庙在维修和建设时也会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按察使杜玉林发起了草堂维修工程，杜强调要在祠中营造远大的心境、悠长的画境，振兴大雅，"蓄怀古之幽情，乐承平之嘉会"，不能少了"侈游观之美"，这里充分表明了作者身为文人的兴趣所在。在公共娱乐场所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寺院作为民众游冶的主体，对城市民众生活的丰富有很重要的作用。
士绅们经常遨约同伴，到祠庙寺观作"同忾之游"。彭端淑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天和友人一起游草堂作《同友人泛草堂诗》。乾隆五十二年(1787)，李调元至成都，九人结伴游草堂，"携乐部，泛浣花溪，溯流而上，登草堂，谒少陵祠"。然后在平桥置酒，吹笛作歌，饮酒赋诗，盛况空前。
各祠庙寺观在清代成都也是重要的游宴场所，因其风雅，人们在此设宴待客。清末《成都通览》记载道：当时成都的游宴场所，在城内有方正街的丁公祠，因有亭台花木，官绅借此宴宾者甚多。有武侯祠，因其正当南路大道，官绅送行多饯于此，夏日纳凉游者甚多。道人煮茗出售，每碗六文。有古柏、铜鼓、昭烈帝陵，每逢春正月，游人如织；有南门外草堂，修竹千万，梅花亦多，夏日最宜纳凉，地亦宽阔。杜公祠、浣花溪题联甚伙。每年正月初七日，游人纷至。望江楼、雷神祠，在东门外九眼桥下，花木甚多，买舟东下者，多设饯于此。有薛涛井、吟诗楼、浣笺亭、流杯池诸名胜。夏日纳凉者多。井水甘洌，为成都第一泉。居其侧，有售茶者，每碗六文。凡游宴者，均可在寺庙借地设诞，茶水有看司预备，每席一桌，寺院收取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