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会馆与公所之别
过去一般认为：会馆是同乡组织，公所是同业组织。前者是集中在某地的官吏士子或商绅移民等"按照他们的乡籍而设置的憩息燕集的场所"；后者是"客商在某地定住后，扩张势力，形成一个新的行的场合"。前者做为会馆的起始功能，外地客商的"馆舍"，是聚会的馆舍，叙的是乡情友谊，气氛应是宽松的；后者的功能是继起的功能，以行业为纽带，公议之场所，议的是利益分配，气氛是严峻的。其实在清代成都并不尽然，成都有的同业组织也称会馆，有的同乡组织也称公所。
成都以公所命名的馆所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纯粹官办的某地的官吏士子或移民等"按照他们的乡籍而设置的憩息燕集的场所"；一种是"客商在某地定住后，扩张势力，形成一个新的行的场合"。一种是手工业同行建立的聚会场所。
成都会馆与公所在很多场合往往不易区分，在会馆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与会馆并存的公所也逐渐增多，成都会馆在《成都通览》中有16个，公所18个，共计34个。成都的会馆均在城内，最大者为福建馆、浙江馆，最小者为布后街之河南会馆。公所则城内外均有，以燕鲁公所、两湖公所为最大。成都的会馆公所没有同乡、行业之分，许多会馆是同行同地商人所建，如以地区名命名的公馆的安徽泾县的泾县会馆，江西吉水的吉水会馆，湖北省城汉阳的石阳会馆，而这些公馆多是一些同一个地域来的同行业人共建的会馆公所，集同乡同行于一身，如药行集中的江西临江会地--小蓬莱。而公所中也有专为宦川官员聚会之所，如两湖公所、燕鲁公所等都纯为官办同乡会馆。
王日根认为，会馆与公所的主要区别当在于：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公所则更多地注重实效，因此，有的公所会逐渐扩大规模演成会馆，也有的会馆内又分化出公所，或者说削除其他功能仅执行公所的职能。因此，似乎可以说，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于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据地。一般有官绅作会董，"官董其事，商司其册"是其基本的规范，在各地方城市，外籍在该地设立的会馆一般由旅该地官僚与商人联合创建，
但是，与对公所的一般理解不同，在成都，公所有着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公所并不仅仅"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或者仅仅是"同业组织"。成都的公所常常是宦川的官员专门为自己修的聚会联谊之所。许多省份在成都既有会馆，又有会所，这种现象常常出现在乾隆年间之后。浙江会馆在三道会馆街，系官商合建；乾隆五十九年，以盐察道王秋汀、总督孙士毅等为首的浙籍官员们又在南门外购地作为墓地，并在其上"筑成亭馆，为浙西同乡会游息之所"。广西会馆，在三道会馆街，为商建，但两广宦川人士又在南门三巷子建两广会馆专用；陕西馆本建在梨花街，系商建，但陕、甘两省宦川者，则在北门另建有陕甘会所。湖广会馆在棉花街，系商建，两湖宦川者，则在南门东丁字街建有两湖公所。在江南馆街，由于清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归江南总督管辖，所以三省人合建的会馆称为江南会馆，但皖省宦川者在北门又建了安徽公所。
这些在乾隆年间之后新出现的公所的作用和江南其他城市作为行商会所的功能完全不同，是专门为官绅们服务的。官绅为什么要在旧有会馆之外为自己再建新会馆呢？李劼人在他描述晚清成都生活的小说《大波》中提出了其中的原因：
"青石桥向西是东丁字街。街中还有一院大房屋，是湖北、湖南两省在四川做官的人，因嫌湖广会馆陈旧了，而且首事们大都是已在四川落了业的小绅士、小商人，做起会来，一同起居时，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于是在湖广会馆之外，另自集资修建了一所堂皇富丽的两湖公所，用作他们聚会游地方。里面布置有一个"音樽候教"即是说请客坐席看戏的座落。"
旧有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会馆在乾隆之后逐渐被商人控制，特别是道咸之后，中小商人占据了会馆的主要资源，原来的会馆往往过于陈旧，而且地处商业区，暄闹杂乱。官员们为了突显身份，另外择地集资修建"堂皇富丽"的公所以作为本地宦川人士的休闲聚会场所，里面会有漂亮的戏台。而且这种公所是一般闲杂人不能随便进的，必须有身份的同籍官绅或有本籍官绅引荐才能进入。这种现象说明：一方面成都城市经济在乾隆后更加繁荣，过去由官绅和大商人主宰的各地会馆变成由中小商人占据更多大份量、公选"会首"主持会馆的局面；另一方面说明四川作为内地城市，官绅的内向化，他们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沿海城市那样发达。
在清代成都的公所中，我们发现一些公所即是同乡会所也是行业会所。这是因为在明清时期的工商业活动中，同乡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工商业者所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帮和行帮上。来自一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往往从事相同的几种行业。在成都"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陕西商人善于经营，在典当、盐茶和棉织业等皆有实力，发展而成"陕帮"。成都的33家当铺，多为陕商经营，药店则多为江西、浙江人经营，如江西籍药商陈发光创设的"同仁堂"药店，浙江药商在冻青树街兴建的上金堂药店。
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经营者往往"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从而客观上使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又进一步促进了同乡观念的巩固，这些地域性质的行帮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的公所。公所以地区命名的有：川北会馆、西江公所(从广西入广东的水路)，江西药商集中的临水会地--小蓬莱，湖北的黄陂公所，黑龙江泰来的泰来公所，湖北黄州人修建的帝主宫，机业集中的川东公所；成都东城外长春桥南的濂溪祠是楚人操舟者公会之所，建于雍正四年。清代来成都经商的回民穆斯林亦不少，陕甘的皮货、药村、骡马商人在成都也建了自己的清真寺作为聚会之所，如义学寺、寺福寺、九寺就是这些回商兴建的。
另外，公所还有一些与同乡无关的纯行业组织。康熙雍正时期，这些行业会所一般位于行会守护神的寺庙之中或者依附于前代的寺庙。翻检地方志中与寺观有关的资料，可以发现行会与宗教场所有关的证据在其他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上海。
这些寺观祀庙作为行业聚会之所，往往因为这些寺观祀庙地处商业区或手工业区周围，地势方便，各种行业神被安置在这些寺观中，成为联系行业的精神纽带，如铸造业的金炉圣姑，机织业的三皇神，屠行业的张飞，金银铜铁锡五行的太上老君等等都是这些行业的守护神。
雍正年间宝川局铸局炉头在成都治北古红石柱侧建楞伽庵，专门祀金炉圣姑，其后历代皆有培修。在成都城北门外上河坝街，是成都市木材市场，来自松潘、理县等地的木材沿油子河在此卸货，所以成都市木行在此建水神寺，明末遭毁后，国朝康熙三十八年重建，道光三十年复修，咸丰同治年间历有培修。成都南城外的木爷庙建于乾隆二十四年，也是一所木行会所，金银铜铁锡五行于乾隆三十八年在城西守经街建太清宫。
乾隆十三年(1748)，楚地商民为了让"镇江王"保护自己在长江航运中的平安而集资修建的镇江王庙，其实也是一所行业公所。
也有一些直接以行业名称命名的公所，如酒坊公所、屠行公所(在北门外)、烧坊公所(在北门外)、酱园公所等等，这些公所大多在城外，是手工业行业的集会之所。清朝咸丰三年(1853)，成都的酱园行业老板捐资在此修筑了一个聚会、联络的场所，即类似于"商会"的休闲处所，酱园行的人可以在此集会，商讨行业内部问题或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