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观念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不同的城市往往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下形成各自特有的城市模式。这其中城市建设者和使用者的价值观念在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中起着决定作用。如果遵循了这些价值与规则，城市便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安全感、威严感和荣耀感。中国城市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呈现出相似的面貌，正是因为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致性。
文化观念对城市空间形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这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普遍的事实。尤其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化观念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显著的，并成为中国城市独具特色的基本因素所在。在传统城市空间形态中持续发生作用的一些价值观继续在清代成都城市的重建中发挥着作用。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成型，延续到近代。中国城市模式的思想是逐渐在文字中与实践中完善："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中国的城市基本模式中，城市应是正方形的、规则的、坐北朝南的，强调围合、城门、序列、有意义的方向，以及左右对称与中轴线。
早在唐代，中国的传统空间形态已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城市被棋盘形的里坊及街道格网层层分割，礼制等级制度反映在建筑的位置、颜色、材料上。城市官署、市场、居住区被分割在城市不同的位置。空间和仪式用来把人们聚集起来并稳定和束缚其行为。在这套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中，以下两种基本的价值观在清代成都城市空间重建中长期地发挥着作用。
（一）礼制秩序与城市空间秩序
在这样的城市模式中，创造与维持宗教和政治秩序为明确的目标，仪典与空间配合在一起。中国人通过这样的城市模式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感。这样一个有位置秩序、时间秩序、行为秩序、服饰秩序的世界是安全的，它的核心是等级制的礼制社会秩序。对于长期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来说，生活中的安全性是他们一直憧憬的、追寻的。对于传统中国城市来说，安全是与秩序相伴随的，这样的理念与场所的共存奠定了中国城市的基本空间结构。方格网形态的使用是为了秩序的建立；通过等级来组织社会结构；对称的手法用来维持权威性，表达中轴的极性和二元性。城市空间中这些与礼制秩序相似的形态特色通过相似的社会结构组织被强化了。
作为秩序象征的礼仪，实际上有一个很广阔很深厚的背景在支持它，作为它不言自明的依据，这一背景就是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宇宙空间在中国人看来，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而和谐的中央和四方构成，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四方各有星象，四方又与四季相连，四季又各有物侯，这样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格局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价值本原，这就是差序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它是宇宙天地秩序。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城市空间形成了一个整齐有序的秩序，在这一秩序体现着古代中国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城市长期作为传统的宗教仪典中心存在
早期的城市大多是仪典的中心，城市早期的功能就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诠释自然并控制其力量以造福人类的地方。在建造人类的权力结构、安定宇宙秩序时，城市的宗教仪式性及其相关物质空间形态是主要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心理作用大于其物质作用。这样威严而诱人的空间设计是基于一些特有的价值。正是由于被城市中的神圣而庄严的政治、宗教力量所吸引，农民们心甘情愿地支持着城市。而城市中的统治阶层对权力和物质资源的再分配也与城市成长是分不开的。因此，城市的空间形态决定于其城市特有的功能。
四城市社会结构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尽管社会与空间关系如此密切，一方面，城市空间形态决定于社会结构，因为我们的物质环境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直接产物。物质环境形态不是造成改变的关键变因。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然后城市空间形态也会跟着改变；研究城市的形态或许能够对了解社会体系产生一些影响。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形态一经产生，便会作用于社会。甚至于这些城市空间的变化经常能够独立于重要的社会变革而自行发生。社会结构和物质空间形态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们通过其中的变量长期地相互作用着，也就是通过人的行动与态度相互作用着。
城市空间建设有着特有的连续性，在社会性质、社会生活没有发展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城市空间建设会延续一定的传统，保持连续性的发展。城市史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多次提到，城市的物质外壳像一个容器，而其中所进行的丰富的城市生活被包容在城市物质外层之内。城市空间如同容器一样容纳着丰富的城市生活，它是城市社会的贮藏库、保管者、积攒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存的，所以当城市内部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时，城市的形态自然保持不变。
城市的空间结构必须适应不同王朝的政治需要，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城市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因此，社会人文因素对城市空间形态具有最重要的约束力，由于城市空间形态与其相应的城市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明末清初后的成都来说，城市空间的延续与变迁都有着重要意义，是我们判断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指征。
成都的城市空间在唐末基本形成后，尽管在后来的历代战争中多次被破坏，但由于其中的内容--城市生活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容器在一次次重建中重复着原来的基本形态，但内部发生着一些改变。由于明末清初的易代战争后，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城市功能、城市的目的都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清代成都的城市空间形态没有发展突破性变化。
灾后城市的重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当特殊事件粗暴地中断城市的发展，破坏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与正常的功能时，我们正好可以在通过其重建的过程观察到当时当地的城市所需要的正常功能和当时当地的城市中所孕育的价值标准。明末清初后，成都城市的重建中既有对过去城市空间形态的继承，也有新的变迁，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地方城市所需要的正常功能，并探究影响其形态变化或延续的核心价值标准。
第二节 清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延续及意义
王朝的更替是否改变了城市景观，影响了城市的形态呢？实际上，许多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态在封建专制时代缺少变化，如果把1229年的平江府图和美国空军1945年的航拍照片加以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景观的变化比预期的要小。事实上，许多中国城市在近代前的数个世纪的过程中，城市形态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变化。我们把成都明代天启年间图与三百多年后光绪年间图相比对，同样在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城市的形态在近代前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尽管城市空间形态体现了人的企图和人的价值取向的结果，但它的复杂性和惰性常常隐藏在这些关系的下面，使城市空间形态往往呈现表面的静止状态。中国传统城市空间长期以来保持着这样的连续性，而在清代成都这样的地方城市中，因为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特别是清代政府的文化政策等因素，城市的空间形态仍然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
在清代早期成都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对明代城市的重复，政府在建设中一再重申这一点，新的城市是对旧朝城市的继承，而且尽量不进行改变。这在政治意义上非常重要，意味着清代统治者对明政权的继承。而来到这座城市的新统治者通过恢复城市早期建筑格局的努力向城市中幸存的居民表示，新的统治在某些方面是旧有统治的延续。
同时对于回到城市的地方士绅来说，这座被毁坏的古老城市应该按照它原有的印象和外貌进行重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于该城居民而言意味着新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旧秩序的延续。战后回到城市的市民，在城市中一直生活的人希望城市保持原有的形状。战后的成都荒凉的景象，旧景物堙没在荒草中，人们寄希望于城市恢复原状，重拾生活信心钱。因此，清代成都城墙后来的历次重建都精确地仿照了明代的格局，城市的基本空间布局和功能上划分基本保留下来，这些都是城市空间对过去时代的继承。
一、清代成都城市轮廓保持连续性
清代的成都城市轮廓受城墙与河道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变化。成都城市四周修筑有高大的城墙，城墙外有锦江和府河环绕，整个城市随地势顺江流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清康熙初张德地重修成都城墙，东南北枕江，西背平陆，周二十二里三分，由于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方城市的城墙建设都必须继承明代旧城墙的城址、规模，"康熙元年题准捐修城垣，务照旧式坚筑取结"，如不合旧式，将受到处罚允。
清代城墙由原来唐代罗城经宋、明因革损益而来，从清城基本上可以想见当年罗城形势。清代成都城尽管历经唐、宋、元、明历代朝代更迭，但城市位置基本上没有变化。近年来，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城西同仁路中段、下段、通锦桥侧古城角边街、城南人民南路8号、135号、羊皮坝街、王家坝街、城东的青安街、天仙桥前街131号、东安南街等处对成都古城垣进行了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唐、宋、明、清各代城垣的具体位置和变化情况，并找到了唐宋罗城南门遗址1处。这几处，均在清城墙下发现了唐、宋、明各代城墙，且各代都有培修，位置几乎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