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成都城市里坊格局保持连续性
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提到成都时说到："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武担镇都，刻削成蔹。王基既夷，蜀侯尚丛。"晋左思《蜀都赋》与提到晋代成都"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开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他们都提到唐代之前的成都就有城门十八个及四百多个闾里。到西晋时，成都已经是有"方轨之广涂"的初具里坊制度的城市了。经过唐代的规划重建，成都成为一个有着完整的里坊格网空间的城市了。
城市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朝代更替，但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却保持着相对的惰性，在社会生活需求没有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不会发生骤然突变。因此，城市基本物质空间会保持延续性，从清代成都街巷结构中可以看到，具有悠久历史的成都，坊里结构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们从傅熹年先生研究唐代城市里坊规模的数据中找到一组较小的面积尺度。唐扬州城中最小的里坊约为东西660米；南北223米。在光绪三十年成都地图中，北门主干道两侧，由多个规则方形街区组成，正反映了汉唐以来里坊制的尺度。这一带里坊面积相当小，住宅密度大。
三、清代成都河道系统形成的水空间结构保持连续性
自李冰"穿二江，双过郡下"，成都便具有了"江城"的特征，成都"带双江之双流"(左思《蜀都赋》)的格局从秦延续到唐代。直到唐末高骈筑城，塞縻枣堰，改引郫江(清远江)东流，包罗城北墙南下与锦江会合。而贯穿城市的郫江故道成为金河。这种二江抱城的格局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清代成都重建对这一格局加以继承与保护。
清代成都城内主要的人工河道是金水河、御河。明末清初，金水河、御河等城内河道日久渐至堙塞。历顺治、康熙两朝数十年"失于疏浚，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为未便"。随着城市的商业力量的发展，商业要求再也不能被忽视。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项城呼吁疏浚金水河。同年，由巡抚宪德等捐资加以疏浚，蜀王府周围的御河得以疏通。昔日的王宫禁地如今与城中舟楫相通后，城市中心水道进一步畅通了。此外，河道的疏通使满城与城市的交通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空间在水网格局中固定下来，在古代因江而兴的城市游赏风俗很快在清代成都城市中复兴。
四、清代成都城市空间观念保持的连续性
传统城市所拥有的重大使命，就是通过祠庙系统彰显自己的地位，确定上天、中央政权赋予自己的统治职责，对于地方城市来说，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责往往淡化了，只有通过一些保障政治权利的建筑、祭祀、官吏士绅从思想、文章上的塑造，城市保持成为本地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这个传统持续到清代。
（一）礼制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清代的祠庙系统远远比明代来得名目繁多、纷繁复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在"礼制"方面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在杨振宇总结出来的礼制祠庙在清代四川城市的空间分布规律中，文庙是整个祠庙分布的核心。大部分的文庙分布在城的南面，少量的因为地形限制分布在城东、城北。崇圣祠、名宦祠、忠义祠在文庙东，乡贤祠、节孝祠在文庙西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局。这种格局体现了以孔孟儒学(文庙)为中心的国家祠庙(崇圣祠、名宦祠、忠义祠)与地方祠庙(乡贤祠、节孝祠)之间的微妙平衡。
社稷坛在城西、山川坛在城南、先农坛在城东、厉坛在城北也基本上成为祭祀坛的恒定布局。关帝庙分布最为普遍，"各州县乡镇俱有之"，
以城的北边为多，但亦不乏城西的位置。城隍庙和文昌祠则没有规律性，可以灵活布局。
在成都礼制坛庙的分布也大体符合这一空间规律，文庙位于城内南边文庙街，其他祭坛都在城门外，厉坛在城北东岳庙前，先农坛在城东，社稷坛在城西，有所变化的是山川坛并没在城南，也设在了城北。但到了嘉庆年间，四川总督常明将山川坛移至城南雷祖庙附近，成都的坛庙方位与传统礼制最终完全吻合了。
（二）天人感应及风水观念对成都城市空间的影响
影响到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文化观念，还包括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五行、阴阳和易学说，以及相土形胜以及风水观念，这些学说以观物取象的思辨过程，将天人感应这一核心思想，即天、地、人事都按照同一套规律在运行，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感应。在城市建设中，它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阴阳五行及风水的表达方式，将天人、天地之间的契合引申到城市空间建设的象征性布局中。正是这一宇宙观念在城市中衍生出风水等特殊观念，这些观念在中国发展成为一门非常复杂的占卜伪科学，研究在"宇宙呼吸"中"气"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受到地形、水域、方位以及地下矿脉的影响。这些观念对中国的传统城市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利用象征意义、土木工事、植物、建筑来改善空间场所。例如导入有利的"气"，阻断或导出不利的"气"等的重要依据。
这些观念一直伴随着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建设，在清代之前的成都，成都城的建设在方位布局上一贯讲究"东之丽谯，层构厥高，"否则代表"生气"的东方不盛，城市不安定，明代城南回澜塔修建之初，是因为考虑到其地处"两江合流之所，奔放冲突，稍乏迤逦之势，形家者病之"，风水上的考虑成为决定景观在哪里修建及如何修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些观念在清代的城市景观建设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城市中许多公共建设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作用。"城市之地，其正穴多为衙署诸基用，余者不论东西南北，四周总以高地为吉，低处为界水，不可居"。城墙除了防卫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风水手段。清人李光庭记载说：若城墙低于城内建筑，则"识者以为泄城内之气，故有城头高运气高，城头低运气低之语"。城墙必须要高过城市内所有的建筑。这些特殊观念包含了方位的颜色与意义。例如四方各有自己的象征上，北方是黑色和不吉利的地方，是一个应该设立屏障以求保护的地方，因此城市的北门往往是特殊的关碍之地。
成都屡受火灾，因此，成都县令特意关闭成都北门，以阻碍来自北方的不吉气息。而城市中的不同方位也往往配合不同的活动，如乾隆十五年，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奏乾隆："华阳县东关演武教场，向以东方生气不宜武，是以会合大操俱在城中东北教场。"
中国传统风水观念中，空间形态具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并在现实中被看成是强大无敌的，所以有时灾难的发生归咎于布局上的疏失。乾隆年间，四川总督李世杰在城东修真武庙的选址即是出于风水的考虑。修真武宫前，成都城市频发火灾，而且刑名案多不胜数，令总督心忧。后经熟谙风水形胜的梁山县令程埍建议，城市东部理应高爽，但成都相反，"若于东郊濒河之所置高厦以镇之，则诸患可除，而益部得以宁谧"，总督李世杰听其建议，捐养廉银在城东建真武宫。二年后，李世杰再次督抚成都，发现城市狱讼案件减半，火灾也没有发生，因而感叹："相地形以厌胜其说有不可诬者矣。"
当然风水观念也无意中使清代成都城市发展及城市环境得以受益。清代省会之所以得到重点建设，除了因为它是行政中心外，也有风水上的考量。而雍正九年，开浚金水河的原因之一是"河一开则地气既舒，水脉亦畅，民无夭札。否则"每至春夏，沉欎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金水河是"阖城民命地气攸关，岂可任其久废"。
成都西北部被认为是成都"地脉"，而数家瓦窑开在此处，同治九年，士绅认为"省脉为之损伤"，向总督吴棠因上书，认为在龙脉上取土烧砖，会导致地脉受伤，省运衰竭，呈请禁止在省脉所关地烧窑。总督吴棠专门具文告戒道："地脉最忌损伤，来龙尤宜保护"，他一再强调要保护成都的地脉，成都的龙脉即关系的全省的气数。"省运近衰，由于地脉受伤"，"地脉得资培护，实于省城形胜之地大有裨益"。
对城市风水的关注，使上至官府下至士绅，都以其为城市建设的准则。乾隆年间，成都监生刘永秀觉得自己所居地崇义桥附近风水绝佳，但可惜没有关锁，"募金创修真武殿，以锁水口"。而光绪年间以机业致富的商人马长卿认为，因县东回澜塔岁久塌毁，所以"省治襟抱亏疏，故人文不振"，因此便在回澜塔旧址上建崇丽阁，形势如塔，因崇丽阁号称谓本省文风所系，修阁之前，川省在清代从"无鼎甲为地方生色，识者病之"。落成当年，资州骆成骧遂有万螯头之占，所以崇丽阁的风水之说在城市中流传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