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变化
中国城市的形态在清代的发展保持着一定连续性。但强调城市发展的连续性，并不是试图忽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于清代成都城来说，明清易代后，由于统治者身份的改变，城市居民的民族和身份的改变带来居民观念的变化，城市经济的发展，清朝政府的政治军事政策等等原因，城市景观的布局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影响着城市地域结构的历史变迁。清代成都城的空间结构一方面继承了明及明代之前的城市传统，保持着城市空间发展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在城市基本形态、城墙位置、水系、街道格局方面对明代城市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迁，如城市格局、城市中心、官署及商业功能区的变化，特别是清代成都城市关厢的发展充分展现了清代成都城市发展的活力。
一、城市基本形态的变化：满城的出现改变了城市格局
清代成都的基本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由于康熙五十七年在西城新建满城，使得城市出现了三重城的结构，城墙内分有满城与大城，大城内有明蜀藩王所建皇城，皇城在清成为贡院。如竹枝词所说："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一）清代之前的成都城市格局
双城并立的形态在成都城的历史上并不陌生。成都从秦代到隋唐之前，一直有大城与少城并列的格局--两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并存。秦代张仪、张若改造成都城时，实施"与咸阳同制"的措施，采用秦国封建城市规划的形态，按照郡城的规模缩减城市范围，新筑城墙。大城与少城起初实则具有旧城与新城的意义，最早是大城先建，也就是大城是郡治所在，体现了封建地方城市的种种规制要求。少城后建，是为了解决新产生的问题和需要，具有不同的政治军事意义，例如规范商贸功能、压服土著蜀民、树立秦制榜样等蒙文通先生认为，秦少城建后"秦民蜀民，其始自可别城以居"。秦少城与清代的成都少城一样，做为外来统治者移民与本地土著的分隔空间。
东晋灭前蜀，桓温代蜀，夷少城，成都双子城的格局消失，当大少城之外的郭城发挥作用时，少城便常常与大城一起作为内城之一部分，成都的城市形态由此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内外重城的结构，少城名义上以内城的称呼存在，但在城市空间中早已消失，唐代里坊制建设中，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建成的一百零八坊，少城与整个城市融为一体，明代的成都城市地图可以清晰地见证这一点。在明代天启年间成都地图中，少城地区和城市其他地区一样均质分布着棋盘格局的里坊制城市肌里，但明代城市由蜀王府构成的皇城及外城组成，由内外重城构成了城市格局。
（二）清代城市格局的改变
清朝是来自东北的满族人所建立的异族政权，清军在各重要省会城市等战略要地派驻八旗，隔为满城。满城在成都的设立，改变了明代成都城内外重城的格局，在城市内形成了异质空间。
清代成都城市由重城结构变为了双子城，城市由满城和大城构成，大城内的皇城改成贡院后，萧墙被拆，面积缩小。康熙五十七年（1718）兴修的满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具规模，基本修建完毕，建成后的满城，"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成都满城大体上奠基于旧少城的遗址，因此，成都的满城继承了成都旧日的"少城"之名，又称"少城"。从明天启成都府图与光绪五年成都图的对比可以见出，满城所占据的少城地区原是明蜀王子孙诸王的王府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太平府、富顺府、德阳府等都在这里，另外，明代成都的驻军成都卫的右卫、中卫也曾驻扎在这里，满城选址在这里，一是利用了明代藩王的王府，一是延用了明代军队驻扎的场所。因为西门是古代战争中成都的屏藩，这里是成都抵御来自双流一带进攻的最重要防卫地点，所以历代重要战事都在这里发生。
3.满城作为城市异质空间的存在
满城的出现，使少城的名称继续沿用，然而满城是满洲军事力量在成都的驻扎地，它是一个专注于武力并且时刻警惕着叛乱征兆的异族王朝统治的象征。满城对于大城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异质空间。满城兴建后，清初曾驻扎在满城所在地的国家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纷纷迁移官署，为八旗让路，如四川布政使署本于康熙六年迁移至城西，五十七年，因筑满城，以其署为副都统署，司署复迁于城南。新建的满城布局清晰明确，整个满城就像一个大兵营。以今长顺街为中线，在中心街的两旁分布着共有官街八条，兵街四十二条。中街长顺街宽度21米，两旁官街宽度12.6米左右，兵街宽度7米至4米不等，鱼骨网架式的布局使八旗官兵的分布上下有序，管理方便。
在成都市民眼中，满城是防御森严但悠闲宁静的，里面的八旗兵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像咸丰年间竹枝词里的描述："'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满城相比东南方向的内城，宽敞得多，兵营较场集中。满城还有着与它咫尺之隔的繁华拥挤的大城所没有的农村风光，城内林荫茂密、景色宜人。从西南角水西门流入的金河沿将军衙门横贯东西，经半边桥直泻大城而去。
二、清代成都城市中心的变化
明代城市中心的藩王府一直是成都城市的中心，在明之前蜀王府所在地一直是成都最高级别官署所在地，这一区域曾为秦汉时期郡守治所、蜀汉王宫、隋代蜀王府所用，唐代变为节署，此处作为唐代成都牙城(或称衙城，是唐代对州府城及以上官署专城的称呼)又一次成为城中城，而唐亡后，前蜀王建，后蜀孟氏继续以节署为宫城。只有宋代为免僭越之嫌，未占据后蜀旧宫，将州府迁往城北。而明代蜀藩王府仍占据此地。这个基址在成都多个朝代中存在的王府或州署府城(牙城)中沿用，不曾变动。这个区域由于其稳定性，一直是成都古代地图中的坐标基点。成都中心的位置在清代被继承下来，持续到今天。
这种城市中心的结构在清代虽然没有改变，但城市中心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明代成都城市中，异质空间只有占据城市中心的蜀藩王府。但这一政治空间却在清代融化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清代政府没有沿用这一城市传统政治中心作为最高行政中心所在地，而是将巡抚、总督衙门都置于其东侧，并将蜀王府改为贡院继续使用。
在雍正时期，蜀王府周围重新聚集了大批居民居住，在神圣性消失后，蜀王宫周围聚集着商民、回民、城市贫民，昔日森严的王府前的石狮、照壁、金水桥周围已成为繁华的市场，正所谓："红照壁"前石狮子，当年孟昶据西川。皇宫留得为"贡院"，流水"三桥"作肆廛。蜀王宫周围御河及金河在雍正九年复浚后，御河周围的商区成为繁华的城东与满城的通道，城中心的河道两侧变成了成都商业和手工业重要的集中区域。蜀王府前的三桥"又为省会适中之地，众物齐集在城，居民皆可就近购买"，沿河运输货物多在此转运、集散买卖，故有"流水三桥作市廛"的说法。
清康熙年间，从西北迁移来一批回民，居住在西御街口到羊市小东门一线，成为满城与大城之间的缓冲地带，回民除在城中心蜀王府城外设牛肉市场，还在城中心地带修建了数所清真寺，至今八寺巷之名尚存。城市中心由过去的城市神圣空间变成了商业场所。咸丰时期的竹枝词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蜀王宫前的景象：后"宝川局"前举场，"摩诃池"上故宫墙。石狮双坐"三桥"首，日看牛羊下夕阳。
三、清代成都商业功能区的变化
城市商业受城市发展的限制，它与区域的生长是同步的，它所汲取的资源来自区域腹地，随着区域的繁荣而繁荣，或者随着区域一起陷入萎顿之中。成都是川西平原的绝对中心，甚至整个四川地区都是其发展的腹地，随着清代四川的复苏，川西平原农业经济的发达，成都城市商业日渐拥有了活力，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城市商业空间上的变化。
清代成都城市的商业活动空间在继承明代城市传统基础上有所改变。明代成都城市商业空间散布在城内各寺庙之前及城东、城北地带。清代成都商业活动空间更加集中。成都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接近对外交通路线的成都东门、北门、南门的入口干道以及在金水河的两岸。在区域上，清代成都主要的商业街区向城市东南发展，城市东南距离城市通往长江的支流最为便利的出口更近。商业区从东郊通过水东门前往大东街，然后延伸到城中心皇城，再向进入满城的唯一水路入口--满城的小东门，商业活动很方便地延伸到城市内部。同时这里也是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区。
因为东门既是成都与重庆的陆路交通起点，也是长江水道经金水河进入成都的入口之一，而清代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都通过长江水道运行，往来船舶极多，自成都"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自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成都的茶叶、蜀锦、布帛、药材、各种土产，也由商人经水路运往全国各地。顾汝修募修东门外石桥时，专门指出东门水道的特殊地位："郡既为西川，故自东而西者，轮蹄络绎，视他路较多，又舟楫之往来，吴楚者濯锦而上，洪济而下，停泊栉比，百货交驰，是以地本繁庶而毂撃(碰撞)肩摩自朝达夕，必以东门桥为最。"
因此在东门水道入口所经过的东大街附近，由于储货运输的服务最为便利，成为会馆公所最为集中的地区。城内商业繁华之区也集中在这一带，在商业场、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街、提督街、大小什字、盐市口这一区域直到今天仍为商业中心区，湖广会馆、广东会馆、金玉街的浙江会馆、棉花街的广西会馆、江西会馆及西江公所、两广会馆、江南会馆也都集中在这里。而在会馆分布最为集中的这一带，也是成都旅馆众多，高等茶社、戏院、商铺最为集中的区域，服务业与商业的密集使这一区域成为清代成都最为繁华的商业区。
另外，金水河也是成都城内重要航道，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召集相关人士商议开浚金水河，使外州县的客船到达东关，货物行李皆可用小船通过金水河运入城内，甚至运往满城，而外来客商也可顺河就近投店，城市市民生活所需粮食燃料也可水运入城，便商便民。金水河的畅通，直接促进了沿河工商业的繁荣，也极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清末以前，金水河沿岸一直是成都商业和手工业重要的集中区域，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故陕西会馆、两湖公所等会馆公所都会布在这里。
此外，北门也是城市商业较繁华的地区，但北门的繁华不仅仅是商业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城市与中央的联系窗口，这里是由成都向东北经德阳、绵阳、梓潼、昭化、广元到陕西的出口，为联系川陕的大路，自古以来它就是为成都通往北方的官路，在清代，整个西北省份及中央与成都的交往都系在这条川北大道上。在康熙初叶，成都知府冀应熊着手建筑成都，帝王派出使节到四川来，经川陕栈道从北门进入。所以在北门外天回镇建有"迎恩楼"。市内则先建北门入城大道，为给外人留下成都富庶繁荣景象，北门就建了出售金银饰物、珠市玉器商店和吸引游人的寺庙道观，然后再陆续向城中发展，珠市街最初确系猪市，其旁有米市、草市(街)、锣锅巷市场等等。
我们看到，官办会馆在北门附近为多，如贵州会馆，陕甘会所，云南会馆等都在北门，北门是连接北方官道的入口，迎接圣旨及重要官员入京皆在此道，而这些以本籍官员联谊互助之所的官办会馆集中在此地更为方便。因此，北门附近成为官办会馆的集中地之一。这些地区附近的街巷名称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基本商品的批发贸易也集中在城市这一区域，包括杂货、粮食等零售贸易。珠宝街，珠市街，金丝街，银丝街，白丝街等出售贵重首饰、生丝的街道，也都集中在成都北门大街附近。进入北门，大量的寺庙道观增加了此一区域的商业气氛。如北大街的真武庙、火神庙(酱园公所街口)、五岳宫、白云寺、喇嘛寺、孤仙祠(通顺桥)、文殊院、灶君庙、如是庵、文庙(白家塘街)、楞伽庵等都在北门几条街内，几乎一街一所寺庙道观，甚至一街两座庙宇，由此可见，清代成都北门，何等繁华，赶庙会，买卖货物，来来往往。
商业领域中的专业化市场已经在清代成都城市的其他角落建立起来。成都机织业多集中于半边街，走马街一带，皮裘业多在总府街一带，铜器业集中于东御街。清代成都有两大荒市作为旧货古玩交易场所，一在忠烈祠西街南端白家祠内，一在南门纯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