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
政府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组织的影响很大，除了可以优先占有城内较宽广的空地外，政府的行为同时也影响着居民利用土地的方式，最为明显是大批机构雇员的雇佣。较为隐蔽的影响是，政府权力将会影响地方精英的居住行为。取得成功的士绅家庭在选择城市中的居住地时，尽可能离府衙更近。
（一）清代之前成都城市政治空间格局的分布
从秦代开始，最高政府机关郡治位于大城中心地带，直到宋代各级官署均北移至城北武担山一带，宋代成都的政治空间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移往"京蜀孔道"--城北蹇汝明《钝庵记》：王姓居在成都北郭，当京蜀孔道。后又在碧鸡坊之别业创钝庵，距旧居约百步。此是宋代碧鸡坊移往城北之证据之一。而城北碧鸡坊一带自然也集中了铜壶阁、洗墨池等重要游宴场所。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明代，城北仍是官府集中之地，作为地方城市的成都，政治中心在宋代的北移意味着其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在宋之后的日益紧密。
明代的城市中心以蜀王府为中心，城市官署围绕着城中心蜀王府的周围，城市西北边是地方行政机构和郡县藩王府集中的地方。而清代城市的城市官署南移，城市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
（二）清代成都政治空间分布
清代成都的地方行政体系与明代基本一致，官署一部分延续了明代旧衙门的原址，还有一部分则迁移了位置，如布政使司、盐茶道等与财政有关的中枢机关都不再延袭明代的旧址，从僻静的城西地带移到了繁华热闹的城东商业区。但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城市西北隅破坏严重，张献忠顺治元年攻城时曾用火药炸塌城北角楼，撤离时放火烧毁西北一带官署集中的地区，城市西北隅在其后历次各义军、清军、吴三桂叛军的拉据战中破坏严重，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方象瑛典试成都时，发现城市的"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这也是布政使等官署迁离西北，移向东南城市商业中心区的原因之一而成都府与成都、华阳两县的官署一直没有迁移，与巡抚总督官署等省级官署的远离，造成公事上的许多不便。由于成都府、成华县令都对总督直接负责，所以在清朝一大早，天还未亮，成都知府、成都、华阳知县，就带着人马轿夫飞奔上院(总督衙门)，后面随从挑着衣服箱子、伙食担子以备添衣进食，随后就在督院签押房办公，到深夜才能回衙。成都府本身的内外公务由同知、通判等辅佐官办理。
清代成都巡抚衙门、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城守东大街)、提学使署(学道街)、盐茶道署均建在城市东南方向。清代成都政治空间进一步向城市东南转移。官署中心向商业中心的转移也说明了清代成都的商业经济在城市中的地位。实际上高级官署的东移，从明代就开始了。而清代重要官署向城东商业区转移的趋势则继续发展，按察使司从清初的城西成都府治东移到了城东，布政使司与华阳县学也离开城西北，移至城东；盐茶道从城中心移往城东南。
清代成都城市政治空间与商业空间开始融合。衙门和学校一直是城市最高贵的建筑，占据了城市最为重要的空间，然而，清代商人试图进入城市中最尊贵的空间，这在城市重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掌握城市命脉的各级重要官署衙门的周围聚集着会馆公所，如布后街上的河南会馆、燕鲁公所、湖广会馆、福建会馆都簇拥着布政使司，同时在会馆公所所形成的商业圈内还有按察使司、总督府、提督衙门等重要的权力部门。这种现象形成不是偶然，会馆大多是官商合办，许多会馆早期的创建也以官办开始，后期才变为官商合办，即使是商人会馆也需要官府的蔽护。成都官署大都位于城市最繁华的城中心区域，不仅有众多会馆的簇拥，也有众多的商业市场的包围，如按察使司前的绸缎市场、学道街的学院署周围的印刷业市场。
五、城市的扩张：城墙外的变化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与人口的增长，清代的许多城市早已突破城墙的限制发展起来，城市在城门外形成关厢的现象比较普遍。城市往往突破城垣的限制而"溢出"城外，在城门外交通要道形成新的市区，如苏州阊门外一带、扬州东部新城一带、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人们把这些绕城墙外围分布的商业区及居民区称之为关厢。一些城市的近城地带往往比城内还繁华，虽与城内隔有城墙，实际上已与城内连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地带了。这就致使城市的实际占地规模逐渐变大，有的城市甚至比城市的城池面积大出一倍。
（一）清代之前的城市郊区
杜甫诗中曾提到唐代的成都"城中十万户，此地(指草堂，实为近郊)两三家"，唐代城郊外的草堂附近人烟稀少、冷清。北宋杨咸亨对当时城市东郊的描述："城东门外二十里，客去当送来当迎。藤梢橘刺密无路，短亭四壁荒榛荆。"当时成都府吏迎送官船，近者在合江亭，远则在二十里外，所谓江郊亭者，即乾道前所建官府之客馆，藤橘迷路，四壁榛荆，荒僻可知。明时建楼馆于薛涛井上，以为宴饯之所。到了清代，成都的草堂、江楼附近已是人烟稠密的地区。
（二）清代城郊的发展
18世纪的成都，城市变得更加富庶，无疑也变得更加拥挤。它得到了有形的成长，通过种种方式超过了城墙的范围。清代成都城市超越城墙的扩展表现了城市这一时期惊人的活力。以前的扩展如唐代是为了加强防御的需要，而清代的扩展则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发展。
城外关厢的发展首先是出现了人口聚居的新吸引点，这种吸引点是商业发展的新市场，具有商业贸易的诸多便利，商业人口首先转移，随后形成的生活便利又带动了更多的居民点产生。这些近城地带的人口甚至比城池内的人口密度更加稠密。这些居民最初并不是城市居民，但随着他们在近城地带经济活动的变化，由经营农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加工业，甚至修建铺房形成商业区域，居民身份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城郊的发展，一些世家大族在战乱结束后返城，也选择了在城郊居住。曾在乾隆年间任顺天府尹的进士顾汝修家族就居住在城墙外（东门外镇江寺附近）。
（三）城内外的不同空间肌理
我们看到的成都的城外关厢分别沿着城东、城北、城南三个方向的城市交通主干道发展，也可以说它们是城市的主干道的延续。成都城市东门外、南门外和北门外关厢的发展，表现了城市自然生长发展的一般特征，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第二种生长动力：无需任何政府强制性的控制行为，由城市形成吸引力导致人们的主动聚集。这种手段与传统的城市先建城墙，再填充城市的建设方法相反，具有更多的随意性。正因如此，城内城外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城市格局。由于城市郊外的发展，城内外呈现了有规划和无规划的城市格局之间的反差。清代成都城内的街道几乎沿着几何模式有规则地展开，城外的街道布局却更加随意，沿着河道或驿道展开。
17至19世纪，这两个城区在空间结构上都显示了某种稳定性，但城市经济成长带来的影响，在城外商业区体现得更加明显。如18世纪城门外涌现了许多市场，在河岸边排成一列。
（四）城外的商业市场的发展
这些城外繁华的市场似乎说明清代成都最大的变化是许多主要的商业活动不在城市中心，而集中在城市的边缘。
18世纪开始，成都城市商业功能开始向城外扩散，如北门外，商业活动扩展到油子河的对岸，水道两旁成了商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从这一地区集中的大量会馆、寺庙可以看到其繁华程度。祠庙、茶馆、旅舍、店铺使这一地区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
城郊的街道网络伴随着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在城市北门外主干道上，分布着天星桥(迎恩桥)街、簸箕上街、簸箕中街、簸箕下街，豆腐街，至驷马桥止。此地集中着成都最大的木材市场(上河坝街，东至迎恩桥，西至城边荒地。街为本市木材集散市场，凡从松潘、理县一带沿江漂运木材到成都者，均交易于此)、干菜货业集散地(簸箕上街，此街历来为本市干菜货业集散之地，经营以地方特产、海产品为主)、烟叶集散地(曹家巷)。康熙四十八年(1709)府河相通以后，成都郊县的粮食、煤炭、肥猪也运至这里卸载。清代北门外商业十分繁荣，橹声不断，一派繁忙景象。
城北关厢的发展与政府行为相关，所以应当是一种政府引导的城市扩建过程。由于北门是来自北方行政中心进入四川首府成都的要道，所以这里有迎恩桥、迎恩楼作为清代地方官员迎接诏书及迎接中央派遣官员之处。因此会馆公所也集中在北门一带，由于城北关厢有繁华的经济和与中央统治机构连接的政治要道，这里集中着各种各样的寺观祠庙。
从这些祠庙寺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块繁华的城外之地所聚集的各种人群。有官府祭祀的中心如山川坛(神祇坛)、厉坛、成都县城隍等；也有同乡会所，如作为山西会馆的万寿宫、广东的南华宫、福建的天上宫、贵州的黔南宫、湖南的楚南宫、湖北的楚武宫、湖北黄州的帝主宫；有行业会所，康熙三十八年(1699)成都市木行在此建水神寺作为行会；有为每次战争凯旋而归的清军修的各种祠庙，如昭忠祠、得胜庵；有昭示着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文昌宫等；还有各种游宴场所，如大南海、小南海；传统祠庙如金绳、广福、临江等佛教寺庙在这里也香火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