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我们从时间上看景观的变迁时，景观中的城市生活以及景观意义的变化准确地投射出城市的演进过程。景观作为公共记忆的承载空间，是展示城市记忆的场所，也是城市公共记忆构筑的主要手段之一。祠祀庙塔等纪念性景观的建造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固定化和可视化的过程。作为连接事件与记忆的媒介，纪念性景观既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和叙述，也是一种评价与宣示。
具体说来，城市中的公众记忆的形成经过了选择、记录、公认、再创造的过程，而城市景观建设参与了全过程。首先，在政治或其他权力主导下，人们对历史事件有选择的记录，然后对这些记录加以公认，并通过一些纪念性景观的建造，构筑公共空间，从而创造公共记忆。这个公共记忆的最终形成还需要通过景观中的各种活动来强化，如不断为历史事件和人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祭祀典礼，或在景观中交流诗词歌赋等，即创造一种时间和空间交织的"记忆之场"来加以强化羽。城市的公共记忆的主体是地方民众，记忆在创造出来的同时被以各种方式改变着，在城市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记忆及其被改变的方式。所以，城市景观的话语中凝聚着记忆主体的历史记忆与忘却。
本章我们将通过城市景观的变迁及相关记录，研究清代地方城市重建中的城市记忆。如在明末清初后的地方城市中，历经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后，汉族社会是如何记忆前朝历史的？清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汉族社会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的？新的城市传统是如何融入旧的记忆中的？移民社会如何面对本土化地方记忆与遗产的？它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
第一节 关于王朝的记忆：蜀王府在清代的变迁
明清两代成都蜀王府作为整个城市的中心对其的称呼在文献中常见的有蜀王宫、蜀王府、蜀藩王府，清代民间称其为皇城。本书中用蜀王府、蜀王宫这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称呼，见证了中国历史在此期间发生的巨大转折，民族兴亡、家园盛衰、人生哀乐、文化嬗变于此地聚成焦点，构成数百年历史的变幻纷纭。明朝、清朝、张献忠及其余部等各种势力都曾在这座中心建筑中留下各种痕迹，它也是明朝的终结和清朝的入主的历史见证。直到清代鼎革百年之后，当易代给人们带来的痛楚已被其间数十年的战争流离、百年的安康所带来的现实稀释后，关于前朝的记忆仍然会在昔日的蜀王宫前被唤醒了。
作为一项关于过去王朝记忆的研究，本书试图努力地完成这个浩大时代史诗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地方城市文化对明清灾难的反应。明清易代这场大灾难对时人来说是异族入侵与朝代变迁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双重痛苦，对这场灾难的痛苦回忆，持续到20世纪便成为革命党人对抗满清的工具。本书的研究集中于17世纪到19世纪城市对易代及过去记忆的回应。
目前，历史诠释的主流仍集中于个人在这场灾难中所经历的创伤本身，而这些精神上的创伤多以个人文字和形象表现出来，如对这一时期明遗民的大量研究。但是，历史环境的记忆是丰富的，当我们对明清灾难的文化反应进行全面分析时，不只是那些遗民，也包括中立者、合作者和清统治者都应进入我们的视野。建筑物、空间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成为时代记忆的储存者。
一、成都蜀王宫的历史
成都蜀王宫建于明初，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椿的王府。蜀王府在大城中心，位于武担山之南，此地在蜀汉以来一直作为整个城市的中心，是地方最高政权所在地，也是传说中刘备所建的蜀国宫殿所在地，还是和割据政权前蜀与后蜀的皇宫。
明朝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或"就藩"，皇子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供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居地，这种类似的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洪武十五年八月(1382)，诏建蜀王宫殿于成都，诏令中提到，明蜀王府"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可见蜀王府在修建之初就选定了蜀先主刘备宫城旧址，这也昭告了朱家天下在四川统治的正统性。宫殿的修建由四川都指挥使及成都护卫指挥使司完成，历时五年，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蜀王府城垣宫室才最终完工。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谕修建蜀王宫的景川侯曹震等曰："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这座宫殿担负着威震西南的使命，因此，蜀王府的规模较大，拥有内、外双重城垣。"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南为棂星门，门之东有过门，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以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其南平旷中设甬道，旁列民居、衢东西者四。正南建忠孝贤良坊，外设石屏(即为清代的红照壁)。更建坊于四衢"。明代正德年间所修的成都府城的城墙也不过三丈四，王府城墙居然高达三丈九，可见蜀王府之尊崇。蜀王府的城墙高大坚固，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城及周边城市的城墙相继损毁，而蜀王府的城墙仍旧保持完好。
明代的蜀王府的布局规制宏大，城墙"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砖城制"。在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与承运殿、圆殿、存心殿。"其后为王宫门，红墙四周，内为蜀王寝宫"，"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列直房。西南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东南隅为驾库。"这个格局一直保留到清初。
蜀王封地远离明王朝的政治中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益冲突，在明史中盛称蜀府诸王"皆检饬守礼法"，在四川，他们仍然是"下天子一等"的特殊贵族。蜀王府役者数万人，"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万历年间，成都附近州县膏腴良田，十分之七为王府所有。
传说蜀修建时宫室花费巨大，朝廷误认为监造康太监吞蚀公款，敕他自尽，等朱椿来成都就藩后发现康太监为他修的宫殿富丽雄伟，可一劳永逸。于是特为康太监建祠，以示昭雪。这个掌故在成都留下了痕迹，成都至今仍有"康公庙街"存在，在这座为康太监所建的康公庙内曾有记载此典故的清代碑文，此庙一直作为清代木匠行业的会所，见证了蜀王府浩大的修建工程。直到清康熙年间，人们记忆中的蜀王府仍是金碧辉煌的："徧国朱甍，映日连云，碧瓦飞翬。"在清简的清代初期成都城市中，这种华丽的建筑形象连同其传说一直停留在城市记忆中。
二、清代蜀王宫的建设与变化
（一）政府对明代蕃王的态度与政策
满人征服明朝的战争过程，对明王室的态度是复杂的，由于最初清兵打的旗号是"为尔等复君父仇"；随后又礼葬明崇祯帝，令官民服丧三日。因此，1645年南京平定后，宣布了对各地明蕃王的政策："国家遇明朝子孙，素从优厚，如晋、德两藩，皆待以殊礼，恩赡有加。今江西益准等府、湖广惠桂等府、四川蜀府、广西靖江府各王，果能审知天命，奉表来归，当一体优待，作宾吾家。"
清征服者对前明王室的种种"恩礼"，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从而满足前明遗民及官吏对明朝的眷恋心理，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而已。而实际上，在清政府对各地藩王府的政策上可以看出，清征服者对明王室的态度是谨慎而防备的。
明朝册封了大量的藩王，到洪武年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藩王已有二十一个，清初战后，各地明代藩王与勋戚留下了大量藩产，对于各地藩府宫殿，中央和地方利益也产生了矛盾。由于分封制在清朝被弃用，各地分封明藩王的府第在政治上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央政府并不希望保留这些意味着旧朝统治秩序的物质痕迹，因此，中央政府希望迅速将这些府第变成现钱，补充各地严重匮乏的兵饷；或者拆出建筑材料运到北京，以补充京城匮乏的重建物质。但是在地方上，由于这些质量上乘的高大府第在战后物质匮乏的地方极为珍贵，各王府多被挪用为衙署或兵衙，或被地方豪强占用。
清朝定鼎之初，即昭令"清查明季藩产，宗室不论存亡，房地不论典买，凡沾与宗姓干涉者，一概断令入官"。对于废藩王府的处理，顺治初年规定"无论府第别业、赐田自置，俱照时估酌变"，"行令变价，如无人承买，招人租住看守，亦不许损坏之"。这个政策受到地方的抵制，因为，地方征伐将领习惯于用藩产来犒赏"从军效力有功将佐"。各地藩产包括藩王府并不在中央的控制范围，"拾叁年来未闻为朝廷充一饷养一兵，籽粒不知作何发落"。
顺治十三年，随着清军征伐的脚步遍步中国，兵饷越发不足，财政部门户部要求各省"清查废产，以足兵饷，以裕国课"，"废藩府第并郡王、将军、中尉及宗室零星房屋，招人赁住与变价孰为长便有益"，事实上这项政策也根本难以实行。地方上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原因之一是"地方连岁灾荒"，购买力有限。其次，这条政策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各地"沽誉市恩，将废藩之府第批令营将作官衙"，或由"势豪、衙蠹、悍将、骄兵占踞，而地方有司瞻徇顾畏，督抚按又慢无稽核"。战乱后，各地地方政府军队都极缺办公场所，规模浩大的藩府常作为衙门使用，或用作招待上司的公馆。藩产的清查因此遇到了困难，地方政府找各种借口"匿不开报，欺隐尚多"。
在处理明藩府的众多难题中，中央最大的隐忧是政治性问题。藩王府建筑材料，如被民间使用会僭越等级，出于对政治僭越问题的担忧，中央担心将藩府大量拆毁变卖，会使大量皇家才能使用的建筑材料流落民间。因此，工部屡次要求藩府拆毁后将建筑材料大多运往北京，解决京城重建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问题。藩府大多建造材料精良，如工部看中的青州衡藩府，仅大小楠木就有一百七十三根。河南卫辉府藩府的可用木植在顺治七年"奉文折运解京"，青州衡藩府、河北藩府、山西云镇代藩府第都被拆除解京，用以重建京城寺庙宫室。
在藩府拆与不拆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最终相互妥协，双方在顺治十八年得到了共同的答案，"或应用留作公馆，或仍责令兵役看守，实于官民两便"。本来朝廷强硬地命令各蕃王府均没为官有，但最终位于各地城市的各处王府处置方式不同，除拆卸损毁而消失的之外，陕西西安的明秦王府在顺治六年(1649)被改筑满城，居八旗驻防。山西太原的原明蕃王府也改为满城，"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河南的明福王府被农民起义军烧毁，无从恢复。南京明故宫成为了江南总督府。这些各省省会的明蕃王府在新的王朝继续作为行政军事中枢而存在。也有一些省会的明王府在清代改为贡院，如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府在康熙二十年改为广西省的贡院，云南明藩王府在清代康熙三年改为贡院光绪。成都蜀王府的命运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