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的地方性语汇：清代成都不同时期的景观记忆
每个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而这些时代精神表现在人造和人类改造的景观之上，并积淀成一种语言，即城市的地方性语汇，因此，不同时代人们，对景观的解读方式不同，对景观的记忆内容也不同。
向日升向日昇，康熙三十五年举人，任陕西韩城县知县，成都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曾在康熙初年作《赋成都景物》。向日升通过地方性语汇重建地方传统联系，成都标志性景观与人文传统密切相联系。赋中提到万里桥、诸葛亮、百花潭、杜甫、支机石、蜀古史、李冰誓水石、青羊宫与道家传统、凤凰山灵芝传说、琴台与司马相如、武担山镜冢、严君平卖卜、卓文君卖酒、筹边楼、濯锦城、竹子、杜宇的传说、薛涛笺、碧鸡坊、明末清初成都的灾难以及成都自然景色和特产：郫县酒，岷江雪，犀浦梅子，海棠。向日升通过这一串丰富的成都城市地方性语汇重建地方传统。
17-18世纪，成都仍在重建过程中，政治不稳定，经济困难，文人学士和官僚士大夫们在城市传统景观中以文会友、宴赏、进行社交活动，正是暗示着他们对共同文化遗产的联系继承，或是缅怀前朝物事，或是创作怀旧诗歌。虽然他们在战争中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身份和政治立场，但对往事的怀念和王朝更迭、政事变迁带来的惶惑使他们在景观中有共同的审美意向。即使是清朝官员的诗文也会对战后受伤的城市留有悲伤的记忆，这些共同的表达方式跨越了政治的界限。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十一年（1672）典四川乡试，成都战后清冷的城市风光令他印象深刻："万里桥边去，还多吊古情。人烟过蚕市，新月上龟城。寂历更漏发，萧条鳞甲生。回来草堂路，修竹水芜平。"康熙十一年与王士祯同典蜀试的郑日奎在其诗《登锦城南楼》中对成都的历史遗迹了如指掌："危楼高峙锦江边，远客登临旅思牵。载酒难寻杨子宅，题诗空忆薛涛笺。霸图迹巳湮金马，古帝魂犹泣杜鹃。更莫临风怀往事，一时烟雨正凄然。"
雍正元年(1723)，当时在成都任华阳县令的刘乃大描写了成都浣花溪的美景："农者星布，渔者梭织，梧竹森秀，阪陀疏远，一幅辋川图画也。"渔者举网得二铜具，疑为杜甫之印章，上刻"流寓西南"四字。作者回忆杜甫当年"干戈扰攘而之梓之夔之涪，厄于水火人事者"，其激烈感慨贯于金石，感叹其"所历之境，所遇之时，颠沛流离当复何似余。千载后得其故物，如亲见所历所遇，能不兴感"。有与杜甫相似的经历--战争中的颠簸流离，流寓成都，身为县令的刘乃大与杜甫产生了共鸣，并希望"虽然少陵不朽矣，余获少陵故物天殆以少陵之不朽，以不朽于予乎"。
刘乃大置身于杜甫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的场所，见到了伟人留下的"故物"，寻找着了与伟人的共同之处。在景观中的自我指示、自我参照使刘乃大找到了自己在传承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不朽"价值中的作用。他笔下雍正年间的成都浣花溪景观，一片田园美景。只有杜甫唤起人们对遥远战乱的回忆，渔夫的橹桨与溪水声勾起了他们淡淡伤感。战争己远离，城市在恢复。
而到乾隆年，成都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成都景观所构成的地方性语汇更加完整地出现在李调元笔下的《成都杂诗》中，成都仍是花木郁郁，雨气缭绕，鸟声嚣嚣的城市，有万里桥，汉代金马坊，相如宅，琴台文君，薛涛墓，有扬雄墨池，有君平卖卜及支机石往事，当然也有筹边楼、李雄割据的往事带来的战争气氛(当时四川遇白莲教战乱)。成都景观在繁华中的延续是城市恢复的象征。这些名胜景观的传承起到重塑城市形象、塑造地方文化、增加地方凝聚力的作用，这对于一个移民城市非常重要：在参与城市文化重建的过程，参与者自身也成为这文化的一部分，找到地方认同感。
乾隆末年及嘉庆年间，成都景观成为"安全的所在"。成都城在白莲教起义中成为避风港，许多受波及的乡居士绅避乱至成都。刘全禄，罗江贡生，自遂宁奉母携女赴成都，以避匪乱。他笔下的成都是："眼明城郭枕江开，嘉树青葱绝点埃，小市人家饶水竹，长桥灯火见楼台，山从井络去中尽......从此稻花香影里，未妨高枕卧烟萝。"孙澍，郫县人，綦江县教谕，移寓成都，"偶然来市井，借此作山林"。他们笔下安乐平和的成都景观正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安全居所。
在展示景观与人的行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城市恢复过程中，人们在景观中对城市不同的感知。人们对景观的记忆可以折射出当时城市社会心态及城市状况，正是人们在景观中对城市丰富感知，才使我们得以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四、清代成都民俗传统中的城市景观
在人类文化的演变进程中，作为重要见证的景观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物质建造和构筑物、书写与叙事、行为与民俗"。作为物质建造、构筑物及书写叙事方式存在的景观在前文中已有所阐释，在民俗中存在的景观则是本节所要研究的重点。
在清代城市重建后，城市继续延续了前代的传统，如四月十九游浣花溪、草堂等节庆游宴，城市文化在经历了毁灭与重建后顽强地延续着。但民俗中出现了一些景观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清代地方城市的变迁。同时，民俗中的城市记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并在成都出现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俗习惯，反映出成都在清代的特定发展路径。此外，在城市中，同一节日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传统，他们在同样的节庆中选择不同的景观进行活动。
（一）清代成都民俗传统中存在的景观
民俗传统中存在的景观是城市大众的娱乐消遣的主要场所，它更能反映城市低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使城市内部真正的记忆浮现出来。
清代之前民俗节日共有21个，清代的民俗节日则有22个，民俗节日虽有所不同，但年节数量大致相同。清代民俗节日民众游览的景观场所发生了改变，如正月初一，元代是游览安福寺，而清代则是游览武侯祠、望江楼、丁公祠。正月十五元宵节灯会，前代多集中在昭觉寺，清代则集中在城隍庙。而一些民俗则沿袭不变，如正月十六日"城乡士女登城游玩，谓之游百病云可祓除不祥"。此习俗从唐至清一直保持不变。此外，明代之前，民俗节日游览之景观大多在佛寺道观中，大慈寺，金绳寺、圣寿寺、净众寺等都是主要场所，即使是名人祠也归寺院管理，成为寺庙的一部分。直到清初，武侯祠在净众寺管理范围内，工部祠在梵安寺范围，韦臬祠在大慈寺内，因此寺院在成都民俗生活中曾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清代民俗中，主要游览的场所与清之前完全不同，伴随着明清两代佛教文化在城市中的式微，民俗游览地主要转移到各种祠庙，不再以佛寺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民俗活动。按民俗节庆中景观的出现频率统计，受清代成都城市市民欢迎的游览场所依次为武侯祠、望江楼、城隍庙、二仙庵、草堂工部祠、青羊宫、药王庙、东岳庙、文昌宫、欢喜庵、城墙、鼓楼，这些景观绝大多数为祠庙、道观庵堂，也有城墙、鼓楼等城市公共设施。
其次，清代民俗中游览的场所不如宋元时期集中。宋元时期，成都，几乎是一半以上的民俗节日都与大慈寺有关，正月十五灯会，中秋、盂兰节、重阳登高等重要节日都选择在此活动。而清代的民俗节日所涉及的场所则分散一些，最受欢迎的武侯祠也只有4次在民俗节日出现。盂兰盆节、土地会、观音会等民俗在清代则往往分散在城市各处。如盂兰盆节的活动过去集中在大慈寺，清代则各寺庙均设盂兰盆节的活动。此外，清代武侯祠、工部祠等名人祠摆脱了佛寺的控制，独立地出现在民俗中，尤其以武侯祠最为重要，元月初一、初五、初九、十五，人们都要在习俗中"出外游览，大抵以至南门外武侯寺者为盛"。
（二）景观记忆中的阶层分隔：三月三日的修禊会与娘娘会
三月三日一直是成都的重要节日，这一天人们"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辟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在清代成都，三月三日仍是重要节日，不过此民俗在城市不同的阶层中有不同的过法，涉及不同的景观。
民国华阳志中提到三月三有踏青之俗，"间有修禊事者"。中国古来就有"修禊"的风俗。每逢阳春三月的时节，古人就采百花香草，洗澡洁身，祭神欢宴，以避灾祸。魏晋以后，"修禊"固定在三月三日，从洁身祭神，洗除不祥的"拔禊"原意，逐渐转变为文人雅士的风雅聚会。文人玩赏景物，饮酒作诗，他们坐在曲折的溪水两旁，主持的人斟酒一杯，放入溪水漂流，看溪水把酒杯冲到何人处，罚酒一杯，并作诗一首。东晋王羲之将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盛会记录下来，成为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一代文豪倡导在前，修禊遂为佳话，代代承传。
成都在乾隆年间之后，一些志同道合的名流、士大夫、官宦常做修禊之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川北道员查俭堂在杨升庵故址修禊赋诗，查俭堂，又名礼，顺天宛平人。乾隆元年丙辰举博学鸿词。天津盐商之子，与其兄莲坡先生世居天津水西庄，雄于赀，好宾客，其家文宴之盛，比于扬州马氏。起知四川宁远，升川北道，后累官布政使，前后家成都殆二十年，僦屋乃得升庵此宅，益杂植梅竹棠梨辟馆宇，招邀为文酒之会。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三日，查俭堂又一次在杨升庵宅举办修禊之会，招酒聚会，欣赏梨花。彭端淑即席所赋之诗《观察查公招饮赋梨花》描述了此修禊之会的盛状："日出风飘玉玲珑，满座客朋尽引领。乐哉此会询良难，畅饮高歌忘昼永。君不见兰亭修禊王右军，放浪形骸随意骋。又不见桃园夜宴李青莲，中夜偕游烛当秉。人生得意须尽欢，况集群贤对清景。淑也不才深自惭，名列竹林窃私幸。"
嘉庆末年，四川学使谭叔裕曾与邓敏修等人修禊于浣花溪，邓敏修作《三月三日浣花溪修禊序》中提到修禊的目的："启令序之宣游，祈休吉，蠲百疴。酌羽觞以交酬，献遐寿于无极"，并提到，浣花溪"蜀都之胜区也"，华林疏圃，有"流澜"，宜为修禊之风雅之地。
嘉庆、道光年之后，一些地方士绅名流也常在城南望江楼处，发起"修禊"之事。光绪已亥（1899年三月初三），地方士绅马长卿(字绍相)、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成都知府邀集群贤，修禊于薛涛井畔新建之吟诗楼，马长卿主持望江楼景区建设针对修禊之传统修建了吟诗楼及流杯池，所以后来此地为固定的修禊之地。关于此次修禊盛会，伍肇龄有《三月三日流杯池吟诗楼落成同人雅集》绝句七首；王增祺有《光绪已亥上巳，崧生先生云隖太守绍相大令邀集群贤，修禊于薛涛井畔新建之吟诗楼，晚归纪盛》歌行一首；刘咸荥有《三月三日伍崧生夫子偕诸贤修禊江楼，侍从长者之列，因纪以诗》七律四首均记其盛状。
三月三日成都的修禊之会所在的景观经过精心选择，无论是杨升庵宅，还是有着杜甫、薛涛生活痕迹的浣花溪及薛涛井都是与前朝名贤或诗人有关的场所，在这些场所的修禊之行，也就成为继承传统文脉的仪式，在赋诗、饮酒、游憩之间继续着与前代圣贤文士的精神联系。
但是，成都的三月三日，除了文人士绅优雅的修禊之会外，还有另一种过法，民间百姓在"三月初三日，买荠荠菜，扫灶头，可免虫蚁，抢童子，敬娘娘神"。三月三娘娘会送童子是城市最热闹的民俗之一，这一天俗传为送子娘娘生辰，"省城之延庆寺、娘娘庙各处，演剧酬神。会首则大肆饕餮，并用木雕之四五寸童子、童女若干，在神殿前抛掷丛人处，俟人挣抢，抢得童者，好于是夜用鼓东、旗伞、灯烛、火炮，将木童置于彩亭中，或用小儿抱持，送于亲戚中无子女者。该亲戚即衣冠招待，肆筵宴宾"。
在热闹、喜庆、求子求福的朴素愿望中度过的"娘娘会"与风雅的"修禊"之会同时存在于这座城市之中，满足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而在两种民俗中出现的景观也服务于不同的气氛与要求，因此不同的阶层在民俗的理解不同，对景观的要求不同，关于景观的记忆则更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