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7-19世纪世界形势及城市发展的趋势
一、17-19世纪的世界形势
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在这个所谓"蒙德极小期"(英国天文学家1890年对1645-1715年间的太阳黑子活动的不规则小周期作出的研究)，严寒较往常更早地降临温带地区，导致温带地区面临冬季河流和湖泊冻结，庄稼每年的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饥荒随之而来。在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
因此，农业上的危机将直接影响到世界局势，不同国家面对危机的应对使历史在17世纪发生了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在17世纪，整个世界秩序也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发生在欧洲的革命在西方建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在西方，"17世纪的危机"，这场被严谨的历史学家描绘为漆黑一团的危机一直持续到1750年。"17世纪的危机"正值英国农业经济日趋成熟的时期，成熟过程十分缓慢，各地的进展也不平衡，但对英国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具有双重好处：首先它有利于实现农业高产，使农产品放弃出口后能支持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增长，其次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一批"柔顺的、训练有素的"劳动者。英国工业革命为一系列革命掀开了大门。成功的工业革命随即伴随着一个普遍的增长过程，也就是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归根到底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
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由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全部社会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革命。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最后必然要冲破旧制度的桎梏。革命以后英国国内建立了新秩序，并在随后推动了欧洲和北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在中国引发了两种明朝政府无法应对的矛盾：一是土地兼并和饥荒而引起的农民战争；一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力量衰落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国内民族斗争，这两种矛盾都是在明朝社会中早已潜伏下来的危机，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演变为特殊的政治斗争的形势，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成就了清王朝的兴起、强大并得以统治全中国。
中国在17世纪经历的这场革命与动乱，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革命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没有任何的改变。
17世纪之后，西方的历史面貌正在迅速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从能源到交通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改变，市场经济使世界各地不再隔绝。在封建的中国，依然缠绕在陈旧关系的层层网络中，发展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西方发展。
二、17-19世纪世界城市的发展
从17世纪到19世纪，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生产方式、交通工具的巨大变革，西方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市的面貌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17世纪后的西方世界，"城市正依靠其道路、市场、工场和积累的财货确保自身的地位。在广大地区，家庭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过渡逐渐完成。换句话说，城市在周围的乡村中崛起，眼光从此看到自己的视野之外"。
在17世纪，欧洲的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了亚洲和近东，1500-1650年期间，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接近两百个。城市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原来的7.4％上升到10％。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城市网络在扩大化。
同样在17世纪，中国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7世纪前期，明王朝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政治弊端无法解决，冗集成祸。同时，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使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1644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李自成率领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王朝。长期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满清势力乘机入关，迅速颠覆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建立清王朝，继而发动旨在消灭全国范围内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起义军的统一战争。这期间发生在各地的灾荒、瘟疫、长期反复的战争征服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许多城市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性打击。
然而，所有人包括西方的观察者们都认为，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更快，但传统史家仍认为帝国的重建是以破坏明后期的发展为代价的，而这种发展可能会改变中国人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但另一些历史学家强调，17世纪中叶，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更多地保持着与前明的连续性，明清之间更多地存在着连续性而非中断和停滞。这些学者发现，清朝考据学和"夭折的"经验主义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帝国的重建工作至少在城市的重建上保持着巨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被18世纪后期的欧洲精英看做是"停滞"。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甚至没有创新的国家。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而事实上，大量的事实证实了清代城市的重建在明代城市的基础上进行，而清帝国正是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展现了国家的力量，展现了将中国重新带回封建政治轨道的力量。
而事实上，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城市外部的动力，来自政治中心及税收中心带来的活力维持着大城市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城市集中在东方和远东。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16世纪以前维持着这些大城市的运转。然而16世纪以及随后的两个世纪，城市在西方成长，争得头等角色，并且从此出色地扮演这个角色。西方大城市在17世纪的发展充分说明了：城市只有同时借助内部和外部的力量才能平衡发展。必须有来自城市自身内部的活力包括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动力，才能在新的时代迅速推动大城市的出现及发展。阿姆斯特丹就是这样建成一个壮观的城市的，它发展迅猛，1530年仅有3万居民，1630年有11.5万千居民，18世纪末有20万居民。伦敦1600年至多有25万居民，到1700年则达50万。
而中国大城市的数量与人口和西方相比在17世纪后则停滞不前，受行政体系、等级结构及经济发展速度限制，清代大城市数量没有大幅度增长。据罗兹曼的统计，到19世纪，中国大城市在城市人口比重中比例远远落后于西方。19世纪，英国大中型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74％，日本大中型城市占城市人口的71％。中国的城市比例与之相反，据统计，清代中国有289个超过万人的城市，均为州以上行政中心城市；同时中国有7100个小型城市(一万人以下)包括不满万人县城及州治，但大部分是市镇。大中城市数目与小城市数目相比，在英国每一个大中型城市分配到2.8个小城市；日本是7.8个小城市；中国清末则是每一个大中型城市配合约25个城市。如果按中国的行政分类，设官署的府、州、县治，清时城市共有一千七百个左右，而县城以下的市镇则有三万多个，其比数也很接近1比20。因此罗兹曼得出结论：清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小城市为主的发展。
要追溯这个过程，我们必须从明末清初后城市的重建开始。明末清初后，中国城市在长期的战乱与灾祸中受到了巨大打击，一些如成都、扬州等大城市面临重建的迫切任务。17世纪后，中西方在进行的城市建设面临着不同的背景。西方的城市建设是在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失序的前提下开始的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方向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建设则是在完善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巩固新的异族政权的前提下开始的建设。城市重建的目的不同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的不同。
我们可以分析17世纪大火后的伦敦或众多在工业革命中重建的城市，其城市重建的目标是经过公开论证，城市重建中所使用的价值标准是为新的社会机制与生活方式服务的。城市也是为了社会的新秩序和新环境而建设的。而中国城市17世纪的重建是以恢复为主题，尽管随着地方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些地方城市在重建中生长出比前朝明代更多的活力，但是17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仍局限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有了解城市重建中内在的价值标准，城市肌理才会变得有意义。
17世纪危机后的两个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发生工业革命和进入新的物质文明的一个世纪。城市发展的方向在17世纪的东西方已经泾渭分明，走向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