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到19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发生工业革命和进入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时期。此前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种族由于空间距离而彼此敬畏、不同价值观共存的多元化世界；此后的世界，逐渐进入了一个用技术与工具作为价值坐标的一元化世界，人们开始用技术与资金、武器与权力来划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此前的世界，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世界；此后的世界，城市占有了最发达的生产力，聚集了更多的人口。而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明末清初后的城市重建与发展。
（一）明末清初的城市重建在城市发展史中的重大意义
在17世纪中叶，整个世界城市发展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大规模重建都发生在此时期。17世纪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由城市管理部门制定城市扩建计划并在其协调管理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17世纪至18世纪的巴黎，随着皇室力量的强大，用皇室雄伟的设施来控制、重建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下半叶伦敦的重建，1666年特大规模火灾导致城市毁于一旦，大部分城区与一半以上城郊被破坏，伦敦有可能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但是，此时英国的君主政体刚刚得以巩固，既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实施克里斯托弗等建筑家们提出的优秀设计方案，伦敦的重建是在政府的法律约束下，地产所有者们各自通过各种投资方式建成的杂乱无章的城市。事实上，伦敦是第一座资产阶级城市，其结构和形式不再通过政府广泛的建筑活动而形成。城市也不再由少数统治者所决定、控制，而体现出众多的个人积极性。重建后的伦敦在18世纪末已有100万人口，而1851年达到250万。
17世纪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建与此时在西方开始的城市建设面临不同的背景。西方的城市建设是在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失序的前提下，开始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建设则是在完善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巩固新的异族政权的前提下开始了城市重建。城市重建的目的虽不同，但东、西方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目标。17至18世纪的西方城市在重建过程中总结出了科学的城市管理与规划理论与方法。而此间中国城市以恢复为目标的城市重建也达到了其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与秩序在这些城市重建中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伦敦重建中，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出了新的城市物质状态，中国地方城市的重建中，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政治网络也得以重建巩固。清初后的地方城市重建清晰地表明，17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局限在旧的社会秩序下，与明代城市保持着更多的连续性。城市发展的方向在17世纪的东西方已经泾渭分明，走向不同的道路。中国城市没有在重建中找出新的道路。我们继续停留在旧的体系中，沿着原有的惯性在运作，此刻的城市重建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变化格局中的走向。
但是即使如此，明末清初的城市重建所体现出的中国城市的基本原则与价值体系使我们加深了对地方社会理解，进一步认识到城市作为中央政权深入地方社会的统治中心是传统城市的重要功能。同时，在重建中，新政权解决了旧政权存在的一些问题，随着地方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些地方城市在重建中表现出更多的活力。
（二）城市的物质特性与城市内容
本书所关心的是城市形成它们各自的相貌的原因及过程，因此研究焦距在作为意义载体的物质形式上。因为"建筑的意义最终总是存在于历史和文化关系当中的"。城市是由建筑和人组成的场所，正如凯文·林奇所说："城市的形式，它们的实际功能以及人赋予城市的思想和价值共同造就出一种奇迹。"城市必竟是在物质空间中生存的，作为城市研究者，也应该是物质状态的记录者。
目前，研究城市的社会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常常缺乏对城市物质结构的阐释。而与此同时，城市规划与建筑的研究者对城市物质状态更多地从其抽象的形式或者行为学等角度去解释和理解。
城市物质建设有着特有的惯性或连续性，在城市社会性质、社会生活没有发展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城市物质状态会延续一定的传统，保持连续性的发展。城市史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多次提到，城市的物质外壳像一个容器，而其中所进行的丰富的城市生活被包容在城市物质外层之内。研究城市的物质外壳，也就必须要研究其中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物质环境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直接产物。
社会结构和物质空间形态之间通过人的行动与态度长期地相互作用着，城市物质状态一经产生便会作用于社会。物质环境的变化经常能够独立于重要的社会变革而自行发生。尽管城市物质状态体现了人的企图和人的价值取向，但它的复杂性和惰性常常隐藏在这些关系的下面，使城市物质状态往往呈现表面的静止状态。但一旦城市中孕育出新的功能与新价值覆亡，我们会发现城市的物质形态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因此，对于重建中的成都来说，城市物质状态的延续与变迁都有着重要意义，它们是我们研究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指征。
（三）成都城市重建的特点：城市重建中反映出的地方社会的重建过程
在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中，我发现成都城市重建的重心与节奏都与扬州等江南城市不同。成都首先重建的城池、官署、学宫这些对于国家政权有着重要意义的景观；而同样遭受清初浩劫的扬州首先重建的是居民们参与建设的慈善组织养济院和文选塔等文化宗教设施。扬州府等江南城市的行政设施恢复时间也比成都晚一些，直到康熙二十八年后，才开始陆续兴建梅尔清曾在其书中提到这一点。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三点原因：一是，两者破坏程度不同。尽管扬州以"扬州十日屠"成为"芜城"，但扬州所在的江南经济受破坏时间短，为城市的迅速重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扬州的行政设施并没有在清初遭到彻底毁坏，一些民居也可在战后继续作为官署使用。成都在明末清初遭受到的破坏远远甚于扬州及其他地区，城市沉寂了数十年，包括整个四川在内的广大农村腹地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人烟稀少，经济凋弊，城市的一切都在"荒烟蔓草"中，城墙、官署、学校、孔庙等重要设施已经完全不能使用，必须要"从新创业"。
其次，成都城市重建的力度与规模均远远大于其他城市。成都城市的破坏不止于城市的物质外壳，其社会结构也受到严重破坏，士绅在战争中大量逃亡，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政府仍在劝其归乡。城市主要由移民人口组成。城市恢复重建不仅仅是物质重建，面临着更艰巨的政权巩固与社会重建的工作。
第三，重建之初的重心不一样。扬州在重建之初，清政府征伐未止，战事未尽，因此城市重建缺乏公共资金，使这些具有"全国性特征"的府县署第、府学、先贤祠的修建延缓(梅尔清语)。扬州等江南城市中强大的士绅阶层力量迫使地方政府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以社会阶层整合、缓和社会矛盾上。而成都的重建比扬州推迟了近二十年，此时的清政府已完成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征伐，把重心放在了政权建设上。因此，成都城市重建初期，政府完全支配了城市建设，开展以巩固政权为主的最初建设活动。
在清代成都城市重建的步伐中，我们看到了成都地方社会重建的基本节奏。首先，城市重建中统治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作用。统治秩序重建关系到清代异族中央集权统治在地方的重新树立、传统礼制秩序的重新理顺、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重新建立。劝垦移民政策和免税制度等政策作为国家层面上政治资源的优先供给，是统治秩序重建的高端保障。当周围农业地区的生产恢复，赋税收入稳定时，成都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地方城市的造血功能才能得以恢复。第二步，城市社会的重建在于物质状态的恢复与城市结构的重建，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墙、官署等重要公共建筑物及为城市民众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是城市物质上的重建，在这些物质重建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国家政治网络也在重建中。第三步在于城市意识的再生，地方文化得以重建并形成网络。当我们深入到城市重建的具体细节时，这一过程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另一种意义的重建：城市地域文化与城市建设
城市重建后的延续与变迁还有另一个观察视角，就是城市地域文化的重建。成都城在历史上曾经历数不清的战争劫难、自然灾害，但却总会在原址重新建立起来，在我对成都历代城市景观题材的统计中，发现成都的传统保持一致并贯穿于漫长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朝代更替中，与过去及传统的联系给予这个城市无法估量的确定性，保持了城市自身的独特性。实际上，大多数城市与过去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正依靠这种与过去的牢固联系，这些城市在一次次再生重建的过程中，从没有失去过活力，也正是这种与过去牢固的联系，使城市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
城市重建过程中，物质是文化的载体，要重建被破坏的城市文化的物质载体，首先要重建城市记忆。因此，物质与记忆的重建，是成都社会在战乱后存亡续绝、恢复社会秩序的首要大事。在清初的城市重建中，地方文人试图通过描述成都城市曾经存在的并被广泛认同的各种文化符号及城市景观，联想和再现昔日城市的形象。清代早期的地方建设者及地方士绅一再强调这些景点建筑或景观特征对城市的永恒意义如成都"芙蓉城"的景观特征在城墙建设中的恢复。他们认为景观中传承的人文传统，历史传说中的文化与价值如果穿越不同的朝代生存下来，城市中断的历史将被重建链接。
文人们就这样在真正重建城市之前，先在心理上、思想上、文化上再建了城市，通过丰富的想象与记忆，描述过去的记忆经历，并通过选择性的记忆，挑选希望城市继续存留的部分进行浓描重抹。正是在这些可能是无意识的选择与挑选中，文人精英们在精神上再创造了城市，为重建地方社会提供平台。
实际上，城市重建恢复过程，对各种地方传统及记忆的选择一直在进行，这些选择由当时盛行的相关价值标准所决定，这个价值标准大多时候来自时代的需要与选择。我们可以透过城市重建的每一阶段来审视城市文化这一被选择重造的过程。
从顺治至康熙期间，成都城市正致力于从战后的混乱中恢复，作为异族统治者，政府急切需要通过各种建设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方面，整合社会，调整国家政权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重建城市社会的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因此，城市的建设围绕着思想教化与缓解冲突矛盾、淡化痛苦展开，人们选择的城市记忆大多是与国家联系的更紧密的文化符号，如武侯祠、杜甫、文庙、关帝庙、东岳庙、佛道寺观等等。
当城市从最初的混乱中有所恢复时，乾隆时期的清代成都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文化认同的功能，而官吏与文人在修建景观时自觉地承载了这一使命，随着城市社会的恢复、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士绅参与到景观建设中这一具体时间因不同地区城市恢复的快慢而不同，在此时期的江南，城市景观的建设己由士绅商人们参与主持，但在四川的城市，这一时间要推迟许多。无论是地方管理还是地方认同感都在增强，城市对这种地域认同的追求通过地域性景观的建设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张邦伸、何明礼等地方文人开始积极整理地方文化传统，有了更加独立的地域认知。
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城市的吸引力与能量的进一步增大，相比于清前期景观建设中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为首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尊崇，在嘉庆之后的城市景观建设开始掺入不少一般百姓所接受的通俗信仰、地方人物传说等更加浓厚的地域色彩。作为一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为外来移民的城市社会，自我认同、自我整合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时，成都城除了武侯祠、杜甫草堂这些国家性景观外，城市地方精英们开始修建张扬地方传统的地方性景观，如昭应寺(金马寺)、薛涛井、石牛寺、支机石寺等景观，即使是对一些全国性的景观如武侯祠、杜甫草堂的修缮，也带有了更多的地方色彩。
随着城市地域认同更加乡土化、深入化、平民化，城市地域文化的全面重建开始了。只有当城市民众开始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塑造并取得发言权时，城市的重建才算真正结束，作为人的聚集而存在的城市的本身价值才真正发挥作用。当然，城市文化的重建决不仅仅是延续与选择而已，它也包括与时俱进的再创造与改造。城市传统也在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一些更为新鲜的城市记忆也成为了新的城市传统传承下去。
大量的事实证实了清代城市的重建在明代城市的基础上进行，而清帝国作为异族统治者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延承了明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机制，展现了国家政权的力量，展现了将中国重新带回封建政治轨道的力量。而城市在重建中展现了自身的生命力，在地方传统的传承与创造中再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