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也像一切独裁集团一样，表面上风平浪静，水面下却激流汹涌，争权夺利；幕前一团和气，幕后却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谁还有遵守规则的义务？所以，胜者不武，败者不服。如果像奥运会比赛那样，有规则，有裁判，有赏罚，公平、公正、公开，无论输赢，大家都会口服心服，背后“使绊子”“下毒手”的事情就没有了市场。国民党的失败，就败在自己的内耗上。
北伐后期，国民党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先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2月21日正式开始运作，以汪精卫为核心；一个是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中心。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是把权力作为私人的筹码，用于笼络部下、打击对手。
1927年3月4日，陈调元见孙传芳败局已定，就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芜湖、安庆等地兵不血刃，陆续被北伐军收复。
3月18日，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乘船抵达安徽省城安庆。次日下午，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就从武汉赶了过来，送来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和大印。
李宗仁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意夹在汪、蒋之间，两头不讨好。于是，他就解释道：“我是行伍出身，只懂得带兵打仗，政治非我专长，还是请另选贤能吧。”
郭沫若反复劝说，李宗仁再三推辞。因为都是老朋友，李宗仁见天色已晚，就留他吃饭。两个人喝的是剑南春，还发拳助兴。郭沫若能说会道，又是海量；李宗仁酒量也不错，发拳也很在行。可是，那天晚上，他故意失手，连战连输，喝得酩酊大醉。等他酒醒，郭沫若已经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李宗仁暗自庆幸：“沫若毕竟书生气太浓。要是他把委任状和大印留下，我这顿酒算是白醉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蒋介石就由九江匆匆登上“楚同”号军舰，抵达安庆。
见面以后，略微寒暄。蒋介石说：“老弟啊，你不欣赏武汉的作风，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我都听说了。好，做得好。不过，我不能让你吃亏。”他从包内掏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李宗仁，说，“让我来任命你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吧。”
接过手令，李宗仁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不过，总司令，论地方行政，我是既无兴趣，也没工夫。现在军阀残余尚未肃清，你让我来做省主席，还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搂草打兔，两不耽误！”蒋介石想了一想，说，“德邻，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是北伐的紧要关头，你在前线冲锋陷阵，难以分身过问安徽事务，实在忙不过来的话，你就找个人暂时代理一下！”
李宗仁为人憨厚，但是心里明白：蒋介石这次这么大方，硬要自己接受这颗“甜枣”，目的是让自己与汪精卫划清界限。兵荒马乱的时候，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如果贸然接受，势必得罪汪精卫，后患无穷。于是，他给蒋介石斟满清茶，颇有些为难地说：“蒋总司令，你看我找什么人代理合适？我的总指挥部里的人手还不够用呢。退一步说，在其位就该谋其政。要是让我挂名他人代理，出了问题，我怎么能够负得起责任呢？”
两个人推来让去，没有结果。蒋介石喝了一口茶，身子往前倾了倾，问道：“那么，你看什么人主政安徽为好呢？”
“如果总司令的心目中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我冒昧地进上一言，可否暂时委派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来做？他原来就坐镇安徽，手下也有原班人马。我想，让他出任安徽省主席，他是会很乐意的。”
“也好，也好。”蒋介石想了想，点点头。
但是，蒋介石的任命一经宣布，立即引起皖人的坚决反对。
陈调元在安徽驻军多年，横征暴敛，祸害江淮，在南京、上海等地有多处房产，私人财产2000万以上，民愤极大。想不到，北伐军来了，他却玩了个“帽子戏法”，摇身一变，又成为安徽的“父母官”。1月3日，他克扣军饷两个月，驻军芜湖的骑兵团忍耐不住，首先鸣枪，接着其他部队群起响应，一千来名官兵蜂拥到繁华街道、富裕社区，见门就砸，见物就抢，见人就打，弄得鸡犬不宁，造成200多万元损失。第二天，这些兵匪又把抢掠的东西摆在街头，廉价出售，所得款项大吃大喝大赌一番。接到报案，陈调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带兵无方为由，只把骑兵团长撤职了事。
4月4日，他又以筹集北伐军饷10万元为名，派出40多名官兵荷枪实弹，绑架了芜湖商会会长、银行行长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限定5日上午11时前交款。6日上午11时，又派兵包围商会。芜湖市民深为震惊，群情激愤，商店纷纷罢市，20万市民在太古码头召开驱陈大会，并通电全国：“若再让他占有安徽，干这些坏事，不但是安徽的耻辱，更是国民革命军莫大的耻辱。从今天起，安徽人与他势不两立，正式向他宣战，不达严办这个反革命不止，要用他的血洗去安徽的耻辱……”并严正要求：“一、查办陈调元。（甲）解除陈调元武装；（乙）撤销本兼各职；（丙）没收陈调元财产；（丁）惩办党羽。二、电请李宗仁克日就职。三、收回芜湖租界。”
由于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陈调元自知理亏，灰溜溜地乘坐军舰离开芜湖。但是，安徽民众已忍无可忍，各地相继掀起了驱陈风潮。南京、上海等地的安徽老乡纷纷采取集会、游行、上访、报刊揭露等形式，对贪官陈调元口诛笔伐，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一向喜欢抛头露面打抱不平的王亚樵，却毫无动静，似乎对此不怎么感兴趣。老乡们有的纳闷，有的私下议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老九的家人都在安徽，他还敢得罪陈大傻子？”
其实，王亚樵对陈调元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出安徽。可是，陈调元是一条贪婪的饿狼，赶到哪里都会祸害当地百姓。他暗暗打定主意，灭掉陈调元，既可以为水口镇罹难的兄弟们报仇，又可以彻底清除祸害百姓的元凶，还可以敲山震虎，剪除蒋介石的羽翼。因此，王亚樵在别人谈论陈调元时，要么借故走开，要么一言不发。而他在背地里，已经组建三个除陈爱皖特务队。第一队，由王亚樵兼任队长，队员有何守鼎、张文农等，负责上海片；第二队由张松林（人称张胖子）负责，队员有吴鸿泰、宣济民、王干庭、牛安如等人，负责南京片；朱秋燕任第三队队长，负责安庆片。三个特务队只对王亚樵一人负责，各自为战，相互不通声气。
陈调元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三张大网悄然张开，紧盯着陈调元的一举一动。复仇的子弹，随时都可能让陈调元的大脑袋瓜子“开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