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安徽省内外一片驱陈声中，1927年10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悖逆民意，宣布改组安徽省政府，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张秋白、何世桢、韩安、汤志先、雷啸岑、陈中孚、宁坤为省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汤志先兼任民政厅厅长，陈中孚兼任财政厅厅长，何世桢兼任教育厅厅长，张秋白兼任建设厅厅长。消息一出，无异于火上浇油。
民国实行的是“大部制”，省政府下设“四大厅”，建设厅是个肥差，具体负责统一掌握、管理全省的工商矿业、交通营建、农林水利、合作事业等各项经济建设事务。张秋白上任后，对陈调元言听计从，点头哈腰，像一条哈巴狗似的，整天围着陈调元的屁股转，被同乡们蔑称为“皖奸”。
1928年7月，一天，王亚樵与郑青士一起走出霞飞路宝康里路口，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了张秋白。王亚樵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马上举起右手的文明棍，照着张秋白打了过去。张秋白见势不妙，转身就跑。
王亚樵边追边骂：“狗日的，哪里跑？！”
听到骂声，张秋白更是慌张，跑得更快。没跑多远，头上的礼帽被风吹落。那副慌张的样子，让行人捧腹大笑。王亚樵跑到礼帽跟前，抬起一脚，把礼帽踩扁，气哼哼对郑青士说：“这个皖奸，不知道跑到上海来逛荡什么。他是躲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迟早我要收拾他。”
8月15日夜里，王亚樵急匆匆敲开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468号。
“九爷，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郑青士揉揉眼睛，伸了个懒腰，问道。天气闷热，他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张胖子拍来电报，‘硕鼠’出洞了。”王亚樵说。郑青士知道，“硕鼠”是王亚樵给陈调元起的代号，但具体情况，因为有严格的纪律，王亚樵不说，他是绝对不可以多问一句。
“需要我上吗？”
“不。已经安排妥了。”王亚樵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道，“你……你手里还有钱吗？”
“需要多少？”
“100块。”
那时候，几块钱可以够一家三口吃上一个月。100块不是一个小数目。
郑青士摇摇头。
王亚樵边在屋子里转圈，边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急等着用啊。……这样吧，《民众日报》的主编程元斟就住在旁边的外国人公寓里，他和我是朋友。麻烦你跑一趟，代我去借一下。”
郑青士知道王亚樵的秉性，二话没说，披上一件短袖衬衫，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敲开了程元斟的家门。程元斟正在台灯下赶稿子。他问道：“王老九叫你来的？三更半夜，啥事这么急啊？”
听说要借100块，程元斟皱皱眉头，说：“我兜里也就100块了。明天还要吃饭、办事……就借给他80吧。反正借多借少，他这个老兄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回到宿舍，王亚樵接过钱，拍了拍郑青士的肩膀，说了句“辛苦啦”，然后，推开门，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