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越来越紧，几个骨干隐约感到，身边时常有暗探转来转去，王亚樵让大家多加小心，减少外出，并将一些重要材料统一交给郑抱真，隐藏起来；无用资料，自行销毁；遇到紧急情况，发出报警电话铃声，分头隐匿。随后，负责对外联络的郑抱真便将几天来大家提交的物品，装进一只手提箱。11月22日下午，他让自家厨师胡大海把它送到一个秘密据点寄存。
本来，郑抱真给了胡大海打车钱，让他快去快回。胡大海是广东潮州人，失业多日，家境不宽裕，他是通过老熟人余立奎介绍到郑家做饭的。当然，他不知道老板真名，只知道他叫甄慕松（郑抱真的化名）。出门后，他见天气不错，手提箱不重，道路又比较熟悉，就自作主张，准备乘坐公交车送过去。他拎着手提箱，在礼顿山路黄泥涵道口车站，等候公交车。突然，一个男子走过来，用粤语问道：“你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胡大海回答：“不知道。老板没告诉我。”
“里面藏有鸦片吗？”
“没有。”
“我是警察。”香港华人侦探刘明掏出证件，在胡大海眼前晃了一晃。近期，香港走私鸦片比较猖獗。毒贩子利用警察们不大注意行人行李的盲区，经常花钱雇用不知底细的人，以代送手提包的名义，贩运鸦片。出于职业本能，刘明命令道：“把包放下，我要检查。”
胡大海一下子急了，说：“箱子是锁着的，里面又没装违禁物品。”
“既然老板没告诉你里面有什么，箱子又上了锁，你怎么知道没有违禁物品？”
胡大海无言以对。
刘明夺过箱子，用万能钥匙打开。里面全是信件、记事本。他翻检了一遍，发现一条丝织品做的委任状，委任余立奎为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余立奎！”刘明真没想到，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合，说曹操，曹操到。原来，三天前，他刚刚受领了侦查刺汪嫌疑犯之一余立奎的任务，上峰只给了他一个大致范围，侦查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在铜锣湾与跑马地之间转来转去，盯梢过几个人，但不敢轻易动手。一则香港法律严格，不能随便抓人；二则一旦扑空，很容易惊动嫌犯。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傻小子无意中帮了大忙。
刘明又抽出几封信件，多数都是暗语，云里雾中，一时看不明白。但是，有几封百虑也有一疏。在一封郑绍成写给“甄慕松”的短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承立奎兄看过，略谈数语。立奎兄观兄气力不继……希转四兄、五兄、世平兄，均勿念。”刘明虽然不知道信中所谈具体事情，但与余立奎有关，已确定无疑。于是，他将胡大海带到警察局，连吓唬带打嘴巴，胡大海从未见过这个阵势，下跪求饶，供出了余立奎住处。刘明带上胡大海和几名便衣，立即开动私家车，火速行动，将余宅四周封锁。
刘明叫上胡大海，进门一探虚实。刚跨进门槛，看见一个少妇正带着一个小男孩玩耍，心里明白，这位少妇就是余立奎夫人。金石心本来就认识胡大海，闲聊几句，就毫不怀疑地告诉他：“立奎不在家。他晚上有饭局，在皇后酒店。”
刘明深知余立奎这样的人神出鬼没，担心夜长梦多，煮熟的鸭子飞跑了。出了余家大门，他紧急赶往港岛西环皇后大道西199号，将车子停在皇后酒店附近，让胡大海在车上仔细辨认……
几乎是同一时段，郑抱真见天色已暗，胡大海迟迟没有回来，打电话一问，对方也没见到胡大海和手提箱。多年的特殊生涯，造就了郑抱真的敏锐嗅觉。他立即给王亚樵、余亚农等人拨了险情报警电话，然后，叫来一辆的士，与家人一起，拎起随时预备的包裹，钻进车子，扬长而去。金石心听到险情电话铃声，心里着急，却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
在《我被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前后经过情况》中，余立奎写道：
那天晚上去皇后酒店吃过饭下楼，刚走到街边，即被暗探五六人包围。他们出示警局暗探卡，对我进行检查，检查后，又被带往湾仔警局。
我进房间后，南京派来的特务即来和我谈话。他们说：“现在只要请余先生把王亚樵住的地方说出来，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希望你很好地考虑你自己的安危。这是最好机会，你不要错过，将来后悔莫及。”
我说：“你们说的话我全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王亚樵、李亚樵，更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搞了很久时间，他们看看没有办法，只好走开。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由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坐一部小车子，将我送到大馆（香港警察总局），关进一间空房间里，由一个警察看守。这位警察是山东人，姓车。因为没有第三人，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案子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案子，我并没有犯罪，湾仔警局只告诉我说：是南京政府要来逮捕枪打汪精卫的刺客。但名字和我不同。”
他说：“你家里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家不住在香港。”
他说：“你这里有没有朋友？”
我说：“朋友是有的。”
他说：“香港打官司要请律师，不管冤不冤，没有律师是不行的。你要赶快通知你的朋友，帮你请律师。”
我说：“我有什么方法通知他们呢？”
他说：“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和住址告诉我，我去告诉他，要他替你请律师。”
我说：“你给我纸笔，我来写几句，请你送去。”
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是被他们看见，我就犯罪了。”
我说：“我身上钱被检查的人拿去了，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
他说：“我不要钱，我是同情你，如果你出钱，我还不去呢。”
我说：“那就只好谢谢你，请你到湾仔十字路口某号（现在记不清了）找王缉庵医师，告诉他，李自安被捕，现在大馆，请他通知杜其章（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立刻到大馆来看我，一面替我请律师。”
这位警士对我帮助很大，他下班后，不到一小时，杜其章即来看我。虽然警局不让我们见面，但警局承认逮捕了我。这样，警局就不能把我交给南京特务。实际是，南京特务到达香港时，即向警局行贿港币20万元，警局才帮助他们捕人的。当时他们是打算用绑票方式，架走了事的，但因事已揭穿，不得不送法庭。
抓住余立奎以后，刘明意识到与自己的任务无关的“甄慕松”，很可能也是一条大鱼，再带人去抓捕，却是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