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大树好乘凉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创建者是戴笠，而其继承人是毛人凤。他俩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人，故有“戴笠的江山毛人凤的兵”之说。尽管戴笠在上海时期，蒋介石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又有杜月笙的推荐信，但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深受宠信，得到蒋介石高度信任，完全是出于戴笠对他的绝对忠诚，还有在谍报方面获得蒋介石认可的结果。他在任的15年时间里，军统由最初的几个人，逐步发展成近几万编制、外围组织达二十万人之众的规模，说明戴笠在特工组织建设上具有相当的天分。
军统系统里惯常有“一戴三毛”之说，而副局长郑介民反而引不起人们注意了。在国民党及军统局里，从县份上来分江山籍人最多，不仅少将军阶以上的就有65位，校级军阶的也有162位，尉官更不在少数。地处浙西的江山县人，能有众多子弟参加军统，当然仰仗戴笠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了。那时的江山县是山穷水恶的地方，又多次遭遇过境官兵的扰动，加上天灾人祸连连，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清贫。
戴笠在军统举办干训班时讲：没有理想就不能为党国尽忠；没有父母兄妹的感情就没有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的勇气……他坚信创建一个庞大的特工王国，必须要有一群士气高昂、团结一致、勇敢献身的志士。1932年末，为了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那时，“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之一。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的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浙警”出过一大批处、站级的高级特务，而且江山县参加“浙警”学习的人也不少。毛人凤当时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戴大哥主持“浙警”，他也想当警察，考完试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他一下子。戴笠与这位小兄弟一聊，觉得他颇有见识，是个可造之才，又是毛人凤的兄弟，他说考什么警校！跟我直接去干事儿。毛善高立马进入特务处当上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员，后来毛善高改名为毛万里，意思是鹏程万里。多年后他成为军统少将军衔的特务。
戴笠居然轻易给毛万里一个书记员的职务，乐而忘形的毛万里写信告诉家乡人，说戴笠的本事大了，想让你干啥，你就能干上啥。那天，戴笠家乡几个儿时的朋友来见他，有王蒲臣、姜绍谟、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等人，他们都想参加特务组织。大家眼睛里冒出希望的亮光，纷纷问，干这营生能当大官、能挣大钱吗？
戴笠对大家说：“我这个特务处权力并不大，但是麻烦的事情不少。到我这里干差役，很危险，拎着脑袋瓜子做事呢！”众人皆感吃惊。戴笠知道他们不了解特务工作，不好细说，只有淡定地讲，干我这行，必须有为领袖牺牲的精神，才能干得了！“莫非你给蒋介石干事？你见到过他吗？”戴笠微笑说当然见得到他！姜绍谟是读过书的人，他回应道：“想必戴兄欢迎我们在你手下工作？”戴笠说：“是。可是我请你们干事，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出力吃苦的。至于当官嘛，就看各位的能力了！”
王蒲臣与戴笠是读高小时的同学，他为人忠厚，一直看着戴笠的表情。此时他说：“我们来这儿不是贪图什么富贵的，有什么需要，请戴兄尽管吩咐吧。”戴笠很满意这两位学生时代的朋友，知道他们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他说，特务处刚成立，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我不放心！只有老乡才是我最信任的人。姜绍谟和王蒲臣点点头。没过多久，更多的江山县人纷至沓来，说着外地人听不懂的话，有戴笠这棵大树“罩着”，很快就形成了“江山帮”。
戴笠是一位很有手段的人，他重用江山籍人，形成派系，除了承担相当的职权，还发挥他们“屏障”作用，确保他的地位不被别人撼动。他大量招用的江山籍人，很多人具有较高学历，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嗅觉，有人为他出谋划策，给他当军师；有的人当他耳目，四处打探消息。
利用帮会形式管理军统，对于在国民革命军中资格浅的戴笠来说，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他在国民党的高层中，无论形象、地位、资历都差强人意，但他懂得利用帮会的规矩治理军统局。那种以兄带弟、父荐子、夫妻档的相互推举进入军统的方式，具有血肉相连的情结；而且又如帮会一样，有能力的得到重用，且又晋升得快，哪个不想谋得一官半职？久而久之，这些乡情逐渐变成了血浓于水的链条，将家乡人的共同命运紧紧连到一起了。
戴笠俨然是“江山帮”的家长，对他们荣辱毁誉具有强势的主宰能力。他若让哪个人晋升得快，会派他执行很“露脸”的任务，一旦任务完成，必然要受到嘉勉；同样，如果想让某个人陷于不忠不义之境地，他也很容易办到。或者让他从事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或者让他从事劳而无效的工作，结果可想而知了。所以，只有团结在戴笠身边才有前途才有发展的意识，在江山籍特务中十分强烈。每个人都知道，只有背靠戴笠这棵大树才好乘凉，对他的训导深信不疑，追随他忠贞不渝，对他权威的维护坚定不移。
军统局的机要系统，几乎清一色是江山人。除此之外，译电科里几个股长，江山人占多数，如华南股的股长王威、华东股的股长林庆润、华北股的股长戴泽仁、亲译股的股长黄鼎风、在局本部的密本股的股长毛赞武、在磁器口乡下的密本股长姜永庚、姜日富等，后来译电科改名机要组，调来的组长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她的军衔是少将，是军统里面唯一的女少将。戴笠对江山人格外有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不便讲江山话，但在私下与江山人交谈经常讲江山话，由于江山土话难学难懂，戴笠还常常把江山地方话利用在工作机密中。
江山帮的“四梁八柱”(1)
以乡谊结乡党，以乡党转化为一种帮会势力，是中国清末最典型的原始帮会形式。江山县的军统特工奉行：同乡联谊，共谋乡益的道理，只有抱成一个团，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以乡党来举荐军政大员也屡见不鲜。当一股新的势力想冲破旧有秩序时，只有靠乡党来支撑，才有可能获取成功。戴笠有多年“打流”的经历，深谙此道，特别是他具有家乡认同感。当时，无论商界、政坛、军备、文苑，几乎全都是以老乡引荐，老乡靠老乡，老乡用老乡方式进入职场，这是中国式的乡土文化，戴笠也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延续着这种传统。戴笠对江山的那份好感，主要来源于他的帮会情结。在外边闯荡，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怎么成呢！他精心地选择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他真切感受到，外省人靠不住，本省人难靠住，只有本县人才最可靠，亲戚更不用说了。军统局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里，人财物全都掌控在江山人手里，最机密的部门也由江山人主政，其他的省份的特工，更多地去从事危险的任务。
到解放战争的后期，江山籍的军统特工中，仅少将以上的就有65位之多，校级军官162名，尉级军官数不胜数。广东省籍的郑介民远比戴笠资历老，他也担任军统副职，安排大批广东省籍的人当特务，但是始终没有形成帮派，而他又很少过问军统的事，这反而给戴笠可乘之机，在军统内部公开培植江山籍的亲信，以乡谊结成朋党，形成了一个对外神秘，对内保密性极强的亲信圈子。
“用人唯同乡”，其实是中国官场上的一大特色，戴笠只不过极尽发挥而已。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因地域或种姓结成利益集团的传统，明清两代最为明显。到了民国，蒋介石重用浙江人，戴笠由此幸运地成为他的亲信。山西军阀阎锡山用人更狭隘，只限于他的家乡五台县人，山西流传着一句谚语：“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人，都是他的五台同乡。而傅作义、陈长捷虽然也是山西人，而且军事能力远胜于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人，因为不是五台县的人，遭到阎锡山的歧视和排挤，最后傅作义被迫自成一派。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也都秉承乡谊结党的用人原则。何键是湖南醴陵县人，醴陵的同乡在他那里备受重用，湖南人有句话：“非醴（陵）勿选，非醴（陵）勿用”。周西成是贵州桐梓县人，桐梓的同乡便鸡犬升天，那时候有人讽刺说：“有官皆桐梓，无亲难上台”。可见当时的任人唯亲多么严重。在军统的名单上，大批的江山县籍人成为主管重要部门的长官，他们视戴笠为主子，俯首称臣，听命于他。有人为了攀上江山县籍而大动心思，想方设法挤进江山县籍人行列，以求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