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里，搞“五湖四海”就闹分裂，搞“任人唯亲”就抱成团，几乎成了惯例。蒋介石、汪精卫从政期间都会利用乡谊笼络人心，培植个人势力。上行下效，历数国民党大员高官、司令长官，哪个不将自己的亲友乡党往里面安插？有的军长副官是自己的小舅子，师长是自己的亲兄弟，戴笠重用提拔江山籍的人也就不奇怪了。江山籍人最初在军统系统里，成为戴笠最得力的“四梁八柱”，支撑起遍布各地的谍报网。他们以戴笠为老板，实行着帮会化管理，确保戴笠在军统局里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戴笠在军统里说一不二，而江山籍特务又是他最可靠的支持者，从而为实现他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江山方言俗称江山官话，乃是始自殷朝古奄国语，其语音很大一部分和甲骨文上面文字的读音相通，这在外人听起来，江山方言是生硬、晦涩、难懂语音的代表，因此江山方言信手拈来就可以作为暗语。所以当年“一戴三毛”发迹后，江山同乡内部交流也以江山方言为主，外地人即使在场也听不出所以然。
江山人的乡党情结浓厚。民国时期，江山人听说戴笠在军统里做事，且又有权，便千方百计求亲托友，投靠他的门下谋事。由此江山人在民国党、政、军中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将军县。通常人们习惯称戴笠及其继承人毛人凤的干将有“十三太保”和“十人团”之说，其实是穿凿附会，并非准确。在江山籍人统治的军统历史上，戴笠的权威筹划、毛人凤的阴险手段、毛森的杀人胆量，还有周养浩的狠毒是挺出名的，其他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劳。
戴笠和毛人凤真正的亲信有17位，局外人称之为“十七亲信”，内部则叫他们是“江山子弟兵”，主要有亲属关系与特工专长者。这17个人对戴笠和毛人凤唯命是听，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十七亲信”中，“戴系”的有四个：戴春榜，字云林，戴笠胞弟。戴春榜在同族人戴三和杂货店当学徒，出师后在万信顺货栈当过伙计；戴笠得势后保荐他进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当了两年甘肃省景泰县县长，搜刮一些钱财；戴笠命他回老家经营祠堂和修建乌山塘戴笠别墅，后来他又出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军统局少将专员，解放前逃台未成，潜逃到江西广丰县隐藏起来，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经审判被判决死刑。
戴藏宜，也就是戴善武，戴笠的独子，上海大同大学结业，当过小学校长；1940年加入军统，他曾奉戴笠命令杀害了共产党员华春荣；1944年当选江山县参议员，兼任县银行董事长、军统局少将专员、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江山雨农中学校长；戴笠坠机身死后，他被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戴藏宜本来领着妻儿老小想逃往台湾，不料没有逃掉，在1950年被捕，次年被人民政府枪决。戴夏民，戴笠堂弟，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回国担任南京鼓楼医院主治医师，后来出任军统局四一医院少将院长；1952年被人民政府判刑，1957年释放，1973年因病去世。张冠夫，是戴笠表妹王秋莲的丈夫，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校对员，曾经长期接济戴笠，戴笠得势后追随戴笠左右，是戴笠联络站的成员，人们习惯称他为“军统元老”；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他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交通通讯组长，后来升任军统局五处少将处长；解放前逃台湾，后来以百岁高龄善终。
属于“毛系”的有十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十三太保”。他们都是浙江江山县人，属于后戴笠时代的人物。
毛森，原名毛善森，1932年入浙江警官学校二期，毕业后加入军统改名毛森。在江山籍的军统骨干中，毛森是军统中最冷酷无情的杀手。他在大陆期间，因为特别能杀人，且又特别会杀人，而深得戴笠、毛人凤的赏识。1937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森正在福建，突然接到戴笠的急电，命令他速返江山县老家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毛森利用地利人和之宜，很快组建一支500人的部队，一时声势大盛。他先后担任福建省会警察局局长、“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特别站站长、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解放前夕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去台湾后与蒋经国发生矛盾，逃离台湾后去了香港，晚年在美国定居。
毛万里，毛人凤的胞弟，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抗日期间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上海区区长，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兼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军统局浙江站站长、浙赣铁路局警备处处长；逃到台湾后担任特务训练班主任兼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后来他死于台北。毛钟书的母亲蓝莲梅系戴笠母亲蓝月喜的侄女；他参加军统后，一直在戴笠身边，担任军统局秘书；他是戴笠的亲信，很多人走他的门路办事。后来他奉毛人凤的命令去长沙监视程潜，破坏起义未果而逃走；逃到台湾后担任保密局香港区区长，后升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他既是毛人凤的本家，又与戴笠是亲戚，是个有双重关系的人物。
姜绍谟，字次烈，北京大学毕业；1922年经国民党议员冯自由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委员，后来又担任执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浙江省防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浙江省防军政治部主任；“清党”时共产党员姜东白被捕，姜绍谟劝他投降不成，将他押赴上海龙华枪决了；姜绍谟先后任浙江丽水行署行政署督察专员、教育部总务司长、司法院秘书；1938年加入军统，历任重庆特区少将区长、江山雨农中学校长、军统局设计委员。1949年姜绍谟逃往台湾，担任“立法委员”、“中美文化经济合作协会”理事。1981年他因病死于台北。
姜毅英，女，1932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在军统局从事收发报务和译电工作；后担任厦门站的特别报务员，因侦知日军即将南进的重要情报，升为少将，成为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将军；历任军统局本部四处电台台长，她丈夫叶文照也是江山县人，军统的校级军官，后来离婚；她去台湾后兼任雨农小学校长。王蒲臣与戴笠、毛人凤是小学时同学，先后任江山县、武义县教育局长，1935年当王蒲臣在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工作时，经戴笠介绍他加入军统。先后任忠义救国军浙赣办事处主任，陆军第41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稽查处少将处长，第八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局平津总督察兼肃奸委员会督察组组长，保密局驻北平少将督察长。1949年去台湾。刘方雄，1935年加入军统，他与毛人凤关系比较密切，在军统期间有惊无险地晋升到少将，其实他的能力并不突出。他担任了香港站秘书、站长，后调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处任处长、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大陆解放后，以长城皮件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收集情报，后来他担任保密局香港站站长。
江山帮的“四梁八柱”(2)
吴海龙，江山县贺村镇高塘村的人，毕业于浙江省立衢州第八中学。吴海龙是“三毛一戴”的老乡。1932年，吴海龙考入浙江警官学校，随队归并为中央警官学校。1938年，吴海龙担任浙赣铁路局警务处的段长，办理军统局金华至衡阳的运输业务，他的能力得到戴笠肯定。1940年2月，戴笠任命吴海龙为军统局鹰潭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吴海龙升任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少将副处长。1949年初，奉毛万里指示潜伏江山。毛万里叫吴海龙回老家，1949年江山解放前夕，吴海龙从交警总队领出步枪40支、美式汤姆手枪4支、短枪8支、纠集部属23人，抵达江山县，潜伏在毛万里的老家吴村水晶乡。吴海龙潜伏期间时常骚扰群众，在剿匪中被江山县人民政府活捉，1950年11月4日在江山县城郊东门执行枪决。何芝园，字商友，他在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数学系，在同学介绍下，他于1927年秋到南京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在这期间认识了戴笠等江山同乡。戴笠见他是人才，动员他加入军统。何芝园虽然对军统内部讳莫如深的机构感兴趣，但对特务绑架、盯梢、暗杀等事十分反感，多次婉拒了戴笠的邀请。
此时，他因家境困难而为难之时，戴笠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对他给以帮助，令他深受感动。戴笠趁机邀请他加入军统，并委以股长的头衔。何芝园终于接受戴笠的邀请，在军统局里担任第二处股长，专门负责对情报的分析、归类等项业务。何芝园在判断情报价值方面，有着一定的天赋。尤其对汪伪政权的情报分析上，他显示出睿智的判断力，多次向军统高层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的才能得到戴笠的赏识，提升他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抗战胜利后，由于他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江山帮的前列，与其他派系斗争，深受毛人凤的赏识，当军统改成国防部保密局时，他出任情报处少将处长，成为保密局的核心人物。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时，他曾经一度灰心丧气，想重操旧业，当一名教师，了却残生。潜心研究并著有《简易几何》一书。后来在毛人凤的安排下，他先后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这是蒋介石为了照顾他的幕僚设置的部门。1988年11月2日，他因病在台北去世，走完他的一生。
周念行是戴笠小学同班同学，191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归国后参加北伐，曾任湖北黄陂县县长；1934年他收编了湘西陈渠珍的部队，深受蒋介石的青睐，并由戴笠介绍加入军统，先期担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任保密局少将秘书，逃往台湾后，受派系排挤，他不久便移居美国，在那里了却终生。徐之佳，又名自嘉，浙江江山峡口镇王村村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国民党军队少将，曾任南京中央军校上尉炮科教官，第4师参谋长，第13军参谋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