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的声明中充满了"中日亲善"的道德意味，但是他的创作实际仍然不时地对他的主观意图构成了颠覆。这段描写体现出太宰治对"支那人"的自卑感有很深的体察，但是也很明显地赋予青年鲁迅一种挥之不去的"弱国子民"的身份意识，使他不敢或者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对鲁迅构成如此强大心理压力的，就是作为"他者"的日本的强大，在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之间，落后的边缘化的中国恰好成为了进步的日本的陪衬。太宰治虽然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对中国留学生加以蔑视和丑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所谓道德的"洁白"，但是因为小说《惜别》本身是应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要求而创作的，所以终究与判断的"独立"有着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日本总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仍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左右着作者的独立判断。他所建构出来的日本进步的神话和对于中国落后的暗示，终不脱"御用小说"、"国策小说"的性质，有着明显的为政治服务、归顺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
在当时国际秩序中，中国是弱国，而在这个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世界上，中国留学生在域外受到歧视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留日学生如此，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未能幸免。尽管在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李恩富的《我的中国童年》，以及蒋梦麟的《西潮》中，对美国人的热情友好都作了相当感激的记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对中国人普遍友好而没有丝毫的歧视。由于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与"现代"发展进程上的错位、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文化观念上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学子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难以破解的困境。再加上西方人因为优越感而产生的傲慢与偏见，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刺激实不容小觑。
佚名的小说《苦学生》叙述了中国学子黄孙前往美利坚求学，在这片新大陆上备受"他者"的歧视，海关警察一味与他为难，同班学子排斥他兼工兼读，诋毁他是"穷汉"、"苦力"、"乞丐"和"叫化子"，甚至拒绝与他同窗共读。诚如黄孙所感慨的，"黄色种中，像我们华人，在美人的眼里，是地球极贱的人种，故此不容分享种种的权利"。但是黄孙在第一代旅美华人华盛先生的帮助下，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小说以"黄孙"和"华盛"来对人物进行命名，背后民族国家的意味是不难体会到的。所谓"黄孙"，指的是黄种人（以中国为代表）的子孙；所谓"华盛"，寓意着华人的繁荣昌盛。"黄孙"以优异成绩毕业，最终实现了华丽转身，为民族国家扬眉吐气，争光添彩。
1924年3月25日，美国珂泉大学出版的《The Colorado College Tiger》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支那佬》的诗歌，对中国学生进行了污蔑和挑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在你那面具般的面孔背后，
什么样的思想掠过你的脑海？
在你总是咧嘴而笑的时候，
是在嘲笑我们？
嘲笑我们的思维方式？
你眼中那渺茫的目光
是狡诈？
是罪恶？
抑或仅仅是智慧？
你是否明白我们所说的一切？
抑或你正苦思着沿袭至今的
什么观念？
当我们谈论女权的时候，
我喜欢观察你的表情。
愤世嫉俗的人！
"无聊之徒"，但是我要问你：
你宁愿坚持你们的方块字，
也不接受我们的现代符号？
宁愿穿绣花的绸缎
也不喜欢我们的花呢？
宁愿苹果似的微笑，
也不要"敞开心扉"？
宁愿喝茶也不饮酒？
我觉得你脸上的笑容
像是古人看幼儿学步时的微笑？
无论那是什么，
你都使我迷惑。
面对这首充满歧视和轻蔑意味的诗歌，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气愤不已，并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梁实秋写了《"支那人"的答复》，闻一多写了《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两首诗同时发表在后一期的《The Colorado College Tiger》上，除了给挑衅者以回击之外，还"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尤其是一多那首功力雄厚词藻丰赡，不能不使美国小子叹服"。
梁实秋曾经说过："他们（美国人）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美国珂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按照学校的传统惯例，须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组合在一起，一双一双的排成纵队走上台领取毕业文凭。而梁实秋毕业的那一年，包括他在内中国留学生共有六个人毕业，但是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们组合成对完成这一仪式。学校当局煞费苦心，却无计可施，最终只能改弦易辙，让六个中国毕业生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头。平时因为"弱国子民"受到美国人的歧视，在毕业仪式上还经历了"最后的蒙羞"，这件事对梁实秋刺激很大，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性情平和的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金刚怒目似的小说《公理》，也可以印证这种在域外遭受"弱国子民"歧视和贬抑的问题。小说叙述三个中国留学生在一个春假的午后驾车到丹佛游玩，吃中国饭，解乡思愁。孰料节外生枝，在路上不小心与另外一辆汽车相撞。本来中国学子是无辜的，但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身份，于是傲慢的警察就"胡涂官判断葫芦案"，武断轻率地判定他们违规。当中国学子据理力争时，美国警察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质疑，结果反而更坏，其中驾车的中国学子遭到监禁。在无可奈何中，中国学子只好主动认罚款，救出同伴，铩羽而归。小说题名为《公理》，其实包含着一种反讽意味，对于"弱国子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可言。
闻一多曾经在留美通信中痛陈自己在美国的遭遇："且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于家人围炉絮语，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闻一多在家书中出言如此愤激，可以想见美国人对于中国学子歧视、贬抑和伤害程度有多深了。
本书以留日学子的创作为中心，之所以把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是因为他们在书写内容、创作倾向和叙事风格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作为一个谱系来进行分析。理查德·卡尼说过："受害者的历史需要一种记忆的方式，但不是纪念英雄和神明那种仪式化的方式。被征服者的'弱势叙事'（Little narratives）与胜利者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我看来，那些叙事性记忆的'道德家'似乎没有完全认识到对痛苦的怀念与对光荣的纪念一样需要被感受。"摒弃留学日本和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叙事空间的藩篱，正视他们作为"弱势叙事"相同的感受，所以就将二者合并在一起进行梳理和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