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一
回答书面采访的几个问题：
1.德公回国后虽没公开任官衔，但从座次及生活待遇（不含工资）都是三副待遇（三副：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有一个班的卫士，有5名服务人员（生活秘书、司机、女服务员、男公务员、厨师）；我们住处虽然在市中心花园式三层楼房，但像住高级宾馆，没有家庭气氛。我们生活得并不习惯。要按时进餐，因为工作人员是上下班制。生活单调，没有任何乐趣（“文革”高潮原因所在）。有四份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另外还有两册内部中央参考资料。这是必读的，也看一些文史资料（全国政协主办）。德公特别爱与人交谈，话很多，没有倦意，睡眠极少。他喜欢吃面食。厨师说：胡先生你来后，李先生可解放了。以前郭德洁不让他吃饱，晚上只吃一小碗米粥。不管什么都管得特别严。我初见他时是一种虚弱体态，出虚汗，手不离小毛巾、手帕。我来后，手帕不用了，也不出虚汗了。在天安门上，周总理过来对李先生说：李先生最近不错嘛！气色好多了，身体也结实多了，体重也增加了吧？
我们没有任何家务可做，有时去庭院弄弄花，有时下象棋。
那些年，音乐、电视都是千篇一律，没兴趣。除了修改自传（回忆）外，没有写作。李先生牙齿特别好，常给我咬榛子、核桃皮。
2.李先生没有文字遗嘱，但一入院便开始对我一件一件嘱托。只有我独自守候。头等大事：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不可独立，应回归统一；再有，放心不下我，说时泪水已充满眼帘。他说，幼邻、志圣在国外都已成家，生活很好，没什么挂念的，只是我一个人怎么办？脾气又不好，会吃苦头的，要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嘱我每年清明给他扫墓，让人们都看到李宗仁有一个青年妻子。他说他一生只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妈妈死，这是第二次。国家送的钱，全部送走。带回的钱留我用（早已上缴国库），郭德洁骨灰由郭德凤安置，回故土。自己故后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建个墓碑。
李先生口述，程思远提笔写给毛主席的信，只有我在身边（《人民日报》是全文）。
给周总理的信，主要是让国家照顾我。在李先生追悼会上周总理向我表示，让我放心，国家会照顾我的。
3.李先生的骨灰盒。当时因家属只有我一个，所以只有我的名字。那时中美没建交，敌对性质，他两个儿子从来没有信。
4.1970年，我被秘密从北京自新路监狱转押送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家中一切被封，后来全部运到后圆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库房）。当时被抄的高级人士的财物（除钞票外）都分别收集到这里（这条街有几个大院落都做库房用），我在沙洋等于是服刑。我除了拼命劳动能争取保存一线生的希望外，别无他求。后来李震部长把我在沙洋干校表现突出成为佳话向总理如实汇报后，总理听后一拳砸在办公桌上，责问是谁让我去干校的，让我回京。当夜一个长话打到沙洋干校，我被叫醒，让我迅速整理行装，又派了两名处级干部，我们昼夜兼程返回了北京。家已不存在了，我住在国管局办公楼的一间空房内。我曾几次申请要点衣物（防寒衣），后来他们商量才允许我拿出一件大衣。
1973年，为了向李幼邻先生显示一下李宗仁的遗物尚存，匆忙派了一些人把所有东西由后圆寺库房用两辆大解放汽车运到我现在住的水堆子（包括德公这尊铜像）。
说明：胡友松给本书作者的信在此次出版时，为尊重她的隐私权，编者删去其中不便公开的一些人的姓名及部分文字。此外，编者还对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作了修改。敬请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