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述
文革中我与李先生每天都在揪着心过日子。工作人员很清楚，在当时动乱中李先生是离不开我的，可是他们偏偏找碴儿。有一次因为我找不到我的自行车，问了他们一下，引起他们大怒，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往门外拉。李先生拉住我的手不让他们拽走。李先生含着泪又是给他们作揖，又是求饶，才算免了一次被整。心情不愉快能患癌症一点不假。李先生偏偏就在这个年月生这种病。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我守了8个月也筋（精）疲力尽了。说真心话，看到如此受折磨，真不如施行安乐死。从另一角度看李先生死的时候，因为当时周总理还健在，还能参加追悼会。
先生死后，冷落得无一人过问。受的凌辱和唾骂是任何一个妇女难以忍受的。后来还是找罪名把我送进“班房”，送到“五七干校”，我倒觉得舒畅些。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在嘲弄我，在折腾我。我可以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打发日子。
尽管如此，我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失望，争取以后的光明未来。
1990.10.19
之七
理立：
常人先生近期大作已拜读过。推荐给你看一下。
作者有意将此书拍成电视连续剧。这也是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因作者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一切交我去承办，我大胆地承诺了。
我建议请《台儿庄》电影编导先看一下这部书能否改写成剧本。如果能写好，我想中日双方合作为好（日方由本书作者出面去联系）。如果第一步顺利通过再洽商以后的经费问题。
此书出版后，作者分别寄送日本天皇、首相、内阁大臣等。国内送到总书记、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作者认为如拍电视剧，中日双方领导人会支持的。这也是中日友好的体现。
此书只许你看不要传给它人。注意保护，以后交还于我。你可将书名告诉你要告诉的有关人。请他们到图书馆去借阅。
我准备近几天拍下你所需要的照片，包括铜像照片。洗印出来会及时寄给你。
在北京各层次的同胞一致站在我这面，建议必要时用法律手段去抗争。我正在考虑。因为我是名正言顺的李宗仁妻子。
我是吃了不少苦，也受了许多罪。我心里明白，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中，坦然自若。正像我的名字，如松一样在雪中挺且直，若梅一样傲然超群。
我是非常孤独，然而并不可怜。我可以摆脱孤寂、摆脱世俗，总向往未来有美好的前景。我有个性，我不懦弱。我总感觉以后仍有一条光明的路。
王曦
1990.10.28
之八
理立：
现将有关照片寄你，你用时最好修修底片，选择一下再用。
尹冰彦先生原是民革中央秘书。退休多年，几年前病重卧床不起。
（我的）养母姓沈，她早年是张宗昌枕边人。张被刺死后，她逃避到上海、南京隐居。那时我患百日咳，中医大夫建议我住到北方气候凉爽为好。从此在北京定居下来。
统战部曾有过指示。沈氏的生活费不得超过每月30元，让她自己生活。李先生拒绝见她。因此你只提一笔就是了，不必多写。
本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陈敦德先生从赵平那儿得知我的地址来京后曾三次来舍下，最后一次才算见到面。陈先生很热情，一见如故。他详细谈了李老太百岁诞辰时的情景以及他三次与幼邻交谈。他说这次李幼邻总算说了一句人情味的话：“胡友松这些年确实不容易。”陈先生明年出版《毛泽东与李宗仁》一书，着重写李宗仁归来后三年。然后再改写成电视连续剧28集。《血战台儿庄》就是陈先生编剧的。他不无遗憾地说：那次没见到我，因此让幼邻来了，这次首映式一定让我出席。
陈先生对我抱以万分同情，觉得（这样）对待老人遗嘱很不公平。他决定为我闯一条有力的路子，让我耐心等待一两个月。他准备年底再来北京，给我带来希望的信息。
说实话，半年以来觉得生活、前途无望，不如在孤寂难忍的生活中去走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生活中的玩笑，也是一个不合我意、与我完全不相称的生活归宿。就在我举棋不定时，陈先生来了，他不仅给我带来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同时也让我克服一下暂时的孤寂生活。他果断地预测，很快会好起来的，要相信命运。陈先生过一两个月再来给我带来光明的信息，我等待。
明年德公百岁诞辰不是3月18日。我记得是阴历七月初九。陈先生说也是。你再好好问一下。
顺致
秋安
王曦
1990.11.19
之九
理立：
底片均是由《中国摄影》刊物吴常云先生拍摄的，你选择使用。
结婚证万不可交公。文革期间几次抄查家物，目的就是想找到它撕毁，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即使有见证人，有千万张嘴也不可能证实李宗仁的合法婚姻。我也不能以遗孀受国家照顾。
这次我把我与李先生的结婚证寄你，若干年后也许它有历史价值。我相信你也信赖你。我觉得你是可靠的，因为你毕竟是李宗仁的同乡。交给你我放心，就是九泉下的德公也宽慰了。
顺祝
秋安
王曦
1990.11.19
之十
关于儿时的回忆：
我入学很早但又很晚。如果用虚岁算，我6岁升入小学二年级，记得那时我与养母一起居住在南京新街口一座中等饭店内经理眷属的宅子内。因为养母做这个饭店的经理儿女的家庭教师。我每天就由这位姐姐早晨带着在南京大学附小上学，晚上带我去逛夫子庙。我一入学就上二年级，很可惜只上了一年，便因患百日咳辍学了。病愈后过了一年到北京定居。9岁时重新入学上了三个月的三年级而后插班到四年级。算起来我小学只读了三年半。后来经过一番努力考入了第一女子中学。听说解放前郭德洁曾任该中学校长。这所学校解放后一直是重点学校，校风严，教学质量高，校长是延安老干部杨宾。当我上高中一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范老师（历史老师）找我个别谈话，像是师母般的谈心。她向我阐明了今后大学取消助学金，我无经济来源，可以转入中专，学有一技之长，如果在校成绩全5分可以保送上大学。不过你不能进工科学校，最好学医。我点头示意接受老师的建议。这样校方直接联系从高中转入中等医校（医士、护士、助产师三个专业）。
由于三个专业一起学，三年毕业，又要学完高中数理化、语文等。课程相当沉重，光讲义每天不下十份，再加上书本，除了记就是背，脑子好像不够用了，尤其是我更感到精神压力大，因为要争取被保送上医学院。特别是期末考试各科要考5分，实在不易。我基本具备了三好条件，可惜三年毕业时要服从分配，因为北京新建八个综合医院急需毕业生，无奈服从大局，我带着拼着命争取的5分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医院。
工作的第二年医院人事科郝干事约我谈话，她审视我的学生档案，医院领导决定推荐我去北京第二医学院学习四年，带工资。说老实话，可能在中专时用功过度，我那么怕再苦读书了，特别是生理解剖学、神经学、外语都要死记硬背。我实实在厌烦学习了。再加上我的毫无血缘关系的母女家庭给我带来的灾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微薄的工资37元要养活养母。她因历史问题，“五反”运动中被开除工职）。
由于以上原因我没有接受对我的推荐。不过当时我向领导明确了自己的思想：我不会在医院工作太久。我要自学，有机遇我要到图书馆工作，将来我要写小说，要改行。
我在中专学校是小有名气的。因此到了医院工作又成了一枝花，社会交往十分广泛。刚十八九岁就开始步入社交活动，周旋于上层人士中间。
我十分自尊、自爱、自重，因此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家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独生女，只有母亲。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然而都不知道母亲却是养母，又是那么狠毒，虐待狂，死去活来地折磨我，让我走投无路。
二十来岁，风华正茂的我给人的印象是举止端庄、气质典雅。不免招来一些青年大学生的倾慕。养母横加干涉，粗暴无理地漫骂，骂得年轻小伙子无可奈何离我而去。然后对我无理取闹，使我身心受到摧残。有几次她勾搭一个恶棍，下毒手要毁我的面容，而被我警觉地及时躲闪开了。一次又一次我免于一死，免于一残，免于一伤。我就是在这种外人难以想象中度过了青春年华。
几次街道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人找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亲友，我眼含泪摇着头。当时有法院、派出所及街道居委会主任等人要用法律手段制裁这老太婆，以虐待伤害他人罪依法逮捕她，并让我签字。当时我完全出于道义，予以解围了（她死于1968年“文革”中）。
从此在我脑子里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我不会流离失所般的去寻找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我还有工作。不过我很自信，因为我具备着内在外在条件。
家境如此凄惨，工作中周围对我更加寒凉。最初我的同学是团员，一起工作后到处散布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养母又是黑五类。我的头上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处境。我的周围只有一个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医大毕业生和我有点语言交往，也是因为这一小小人际关系造成我后来的婚姻遗憾和转折。
我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中，五官科一位青年主治医生王之标和我一见钟情，他是我理想中的男友。我们俩热恋成了当时医院的爆炸新闻。领导出面加以干涉，并在王大夫面前申明，如果你与胡友松结婚，以后不给你提职提级。另外一批人又在我面前对王大夫非议，让我找个思想进步的人，否则会影响我前途。就这样，本来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婚姻事，变成了医院方一件不能容的事。无奈8个月的热恋被无情的压力冲垮了，我俩分了手。把我发配到农村医疗队，竟违背政策把我的户口迁到农村。直到1965年春天我才从农村回北京。
1966年，我只有选择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