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理立同志：
你4月25日来信收到了。两周前潘先生给我来信，他讲：返台小住后再可能返桂林并很想到北京重游。只苦无亲友，想让我帮忙。由于是你的朋友，我答应在北京一切我来关照（请你转告因我没有复信给他）。五一刚过，民政部门由居委会主任、书记转来情况，我正式列入统战对象名册，并填写了表格，下一步我在观望。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20年的坎坷岁月锻炼，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了。有了好消息我会很快告诉你的。
现在上面的意图，是让我广泛与海外各界人士接触。如果正式与我交谈此事，我第一步就是与台湾人士联系。到时请你参谋。如果我能够成为大陆第一个正式访台的人士，这也是李宗仁的遗愿。
潘先生只用了自带的信封，用了八分邮票就当航空快信，只用了两天我就收到了，看来对台人士一切从优、从快、从好。香港已比不了了。
秋季亚运会，你们桂林好友尽管来，几个招待所或是饭店我都有熟人。
稿子一事，等待时机成熟再出版，会有那么一天的。
王曦
1990.5.3
之五
理立：
你出差外省市返桂后又继续伏案写作，精神实在可贵。不过我对于它没有兴趣了。如果你是为了我，那么我请求你暂停写。因为我不想借着李宗仁的名字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抬高自己的身价，也不想让更多的人把它作为茶余饭后聊天的资料，更不想它成为大千世界里的新篇章。如果要写，等以后我们合作，我理清了情绪后，会不断提供你文字材料供你写作，写一部小说题材的传记文学或是写一部“前半生”。总之书是一定要写，要出台的。况且有许许多多人建议我写“前半生”，觉得我是“传奇式”人物。我想你是最佳合作者。
半年前从桂林返京后我彻底“寒心”了。如果当时没有像你这样热情相助的新朋友，很难想象我是怎样迈上返京的列车。因为“李氏”家族给了我一次冷酷无情的刺激。回到家后，我十分冷静、理智；又克制地在思索，在问几个这是“为什么”，我得出了一个准确答案，也许我太不懂“政治”了。
后来我带着“伤感”的心，带着忘掉过去面对现实的心情，我步入了“佛门”。我虽然没有皈依，但我是虔诚的信奉者。每星期在佛堂里伴着木鱼有节奏诵经和跪拜时，我似乎忘掉了世俗的烦恼，忘掉了“冷暖”人间。当我决然迈进佛门后，便开始了后半生的转折。
生者并没有继承死者留下的遗产，除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磨难外，自己的年华付诸东流了。回想起×××（此处删去三字）第一次回国时在北京停留，我正从“干校”回来又正在工厂劳动，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多盼望李家人看我一眼或是给我一句温暖的话，然而一场空，什么都没盼到。不但人影没见到，就连请别人捎个感谢话都没有，我的心像刀剜一样。
××（此处删去二字）临送我时在候车室讲了一件更令人痛心的事：×××（此处删去三字）有一次在北京向统战部和八宝山骨灰堂的负责人提出要把李宗仁骨灰盒上胡友松的名字涂掉，人家不同意这样做，同时给他讲明当时的情况和事实。后来他又提出把骨灰盒带走，统战部的人不同意。
请你转告那几位热心的朋友的热心支持，转达我的谢意。一切我无能为力了，因为“李”氏带有政治色彩。
我的后半生要往经济门路走。领导支持我。我在北京的人际关系也能打开这条路子。我愿与桂林方面的人合作，你看如何？
秋天到了，天高气爽。北京亚运会也在临近，首都一派新气象，变得更美、更壮观了。你们记者是否有机会来？
漓江水是美丽的，吸引人的，但由于某种因素的存在，我不可能也不打算去，等以后这种因素逝去了我再去。想信这天不会等多久。我想那一天我将以新的面貌出现，给大家带去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我。
中央电视台我熟识的朋友愿意与桂林合作拍风景片，如双方觉得有前景可洽谈。
我们是写作的合作者，同时我也愿做你与你妻子的好朋友、好大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的电话已改，寄出我的名片。但愿不久大家相会。
顺祝
秋安
王曦
1990.8.22
之六
理立：
你近来工作一定繁忙吧。
你8月27号寄来的书信收到了。你把桂林阳朔写得如此仙境般美，看后如身临其境。我期待着那么一天去观光胜地。
你要写单行本，我也不再反对，支持你完成。
以前曾提出几个问题：
1.我曾提过去天津我表妹家。表妹与我毫无血缘关系，既不亲也不友，只是少儿时期在一起度寒暑假罢了，你书中不要写。
2.李先生去世后我被送进“班房”，又送“干校”，后又去北京工厂劳动。直被他们折腾到1973年李幼邻携他母亲回国为止，才分配我工作。由我选择两处：首都图书馆和故宫明清档案馆。我选择故宫。
因为明清档案馆在故宫内工作环境好，人员又少。再加上工作接触面都是历史，与现代政治毫无关系。去明清部后，虽然是我喜欢的历史，但必定对近代史还是浅学的。后来由领导推荐，进北师大历史系专修明清史二年。我的毕业论文是《论康熙》。主考教授很满意。只是这张文凭因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丢失了。
3.李先生有口授遗嘱，由程思远笔录后直送国务院办公室，其主要是要求国家对胡友松多加关照。这件事在开追悼会时周总理向我重申国家会照顾我，让我放心。至于遗产，中央有批示，美元全部入国库。其他财物全部由我继承。虽然如此，我思想很明智，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财产是个包袱，不如活得轻松自在些。因此我除了保存两张我与李宗仁的结婚证外，一切都分别处理。让它在社会上发挥效益。我回想起那时整理郭德洁遗物时我很心酸：人奋斗了一生，奔波了一生，也积攒了一生，双眼一闭什么都带不走。当我感叹了一切后，我觉得历史的价值高于一切。
我胸怀坦荡。虽然我经受了种种磨难，但到现在为止我的生活起居条件仍比同辈人高一等（我指的是享受国家待遇，金钱除外）。我知足了。
4.1973年，国务院管理局为了影响，上上下下为我安排极周到，也为我接待李幼邻做好充分准备。李幼邻没来。所有人都不解，并有非议。我内心也不是滋味。李家人不见我。后来有一次邂逅邵子力夫人傅学文时，她说她参加了接待坐陪李幼邻及其母亲，李幼邻曾经提出要见见胡友松，并要当面感谢她这几年对父亲的照顾。可在场有人说，她身体不好，一直在外地“养病”，就不必去了。就这样给挡驾了。
1977年春天，香港何柏林先生贸然地让程思远陪同来到水堆子我家中，当时我丝毫没有准备，这一突然来临使我很不安，更没有条件招待。还是何先生约我第二天去华侨大厦长谈。我按时去了。何先生这几年与我保持书信联系。因为他是德邻至交。李先生回国以后，凡是海外有关事宜全由何先生代理。何先生谈了海外每一位亲友近况，又听我说李幼邻回国住在北京没有见我，何先生非常气愤，马上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直拔桂林李幼邻住地。由于何先生是广东口音，对方听不懂。我用普通话与对方对话，接电话的是公用电话站一女同胞，她以没人送话为由不给传呼。我走后何先生又在广州与幼邻联系上了。何先生在广州给我写信，说李幼邻下次回国一定来看我，并说，他承认我是李家人。
5.我也领悟到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我的心也慢慢冷了。我的隔壁楼住的是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在北京医院，我陪李先生，她陪她父亲，我们谈得投合。这样后来又住到一排楼格外亲近。她看到我逢年过节一个人守着空房，无亲无友，实在凄凉。她的妹妹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定要给我介绍男友，这样我在无望的情况下，1979年与这位男友结合，婚后两地。1983年调到北京。两人没有共同思想语言，总是吵闹，最后在1985年离异。经过法院判决的。
结婚这几年我一直停薪留职做了家庭主妇。离异后我又复职，直到1988年病退。这几年工作占据了我全部时间，往返于工作、住处两地间，家就像是宿舍，悄然无声。说实话，我最怕过年节和星期日，真不知如何度过。
我和李先生不可能有结婚照，因为年龄的差距，也不好并坐在一起去拍照。尤其那时正赶上“文革”，没有心思照相。不过我以为留下的结婚证书比照片更有价值，它永远作为文献、历史的见证。这次我寄给你，将来存放到纪念馆。
台湾《传记文学》共三期，我看到了。是由李先生的秘书尹冰彦先生写的。动乱时期写得较详细，我们结婚时的情景也写了，不过我看后总觉得他是按某人的意图写的，拿到香港然后在港台出书，广为传播。画龙点睛的主要一句是写我“落花有主”（李宗仁死后），不能成为李家一分子。这才引起《中外妇女》杂志社的重视，让我写出实际情况分三期刊出，因为社会舆论认为对我“不公”。三期刊出后，虽然曾一时在中国大地上成了“新闻材料”，但是不可能改变上层人物的“既定”方案。
动乱时期章士钊、傅作义二位曾复信给李先生，这两封信我一直保留到1987年，后来送交北京市文史馆。
说心里话，我除了自己外，什么都不想保留。因为人不知何时出意外，到那时一切都散落在别人手中，倒不如我找个合适部门代保管为妥。
还有什么要知道你再点明，我写给你。目前我在家中上午锻炼身体，下午看看书刊。我仍有事业心，如有机遇，我仍奋斗。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不离北京。
顺祝
安
王曦
199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