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之际，官场上勾心斗角和阴谋阳谋杂陈，在这样的境地之中，保持不翻船很难，要干一番事业更难。曾国藩从湖南山村一个穷秀才成为晚清一名重臣，官运亨通。他能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得利于他为自己设立了“防火墙”。
1.戒怒
佛教上有一种说法，叫“一念瞋心起，火烧功德林”，是指一发脾气，一来怒火，功德就没有了。其实，在世俗生活中，在官场上，都是如此，若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偶尔一发怒，以前精心积累的“功德”：人际关系网、社会关系网、成绩、职位、地位等等，可能因为这一次怒火，而付之一炬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经因为一次发怒，差点栽了一个大跟头。
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朝廷宠臣官文任湖广总督。官文是满族人，经常排挤汉族官员，虽然本事不大，但是深谙为官之道，尤其是把京官都打点得很好，笼络了一批人。
湘军在奉命镇压捻军时，曾国荃的表弟彭毓橘所带的军队因为缺粮打了败仗，彭毓橘被捻军捉去肢解，悬首示众。噩耗传来，曾国荃痛不欲生。因为彭毓橘与他年纪相仿，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曾国荃经过打听，知道彭毓橘失败是因为缺粮，而粮台之所以没有为其提供粮食，是因为官文的原因。据负责粮台的官员透露，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文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曾国荃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文下令把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个人二百斤发放了。后来彭毓橘出征时粮食没有带够，等粮台准备足粮食给送去时，发现粮路被捻军截断了。如果彭毓橘在出征前再多带二万斤粮食，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曾国荃一听，就把心中的恨意转移到了官文身上。此时正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奉父母之命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暂时住在了曾国荃这里。曾国荃就联合侄子曾纪泽一起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打算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替表弟彭毓橘报仇雪恨。
官文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耳目无数，曾国荃的地下行动很快被他发觉了。他深知曾国荃的脾气火暴，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他，就在背后使起了绊子。官文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其实就是想把曾国荃调离开。官文的奏折在皇上面前是很好使的，于是曾国荃就以帮办军务的名义被调离了。
曾国荃虽然久经沙场，但是并不熟悉官场的事情，接到调令之后，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帮办军务一职究竟有多大，就像当年孙悟空当上弼马瘟一样，他以为是什么大官呢，还想写奏折感谢皇上。这时曾国藩来信告诉他不必感谢，并解释说，这个帮办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官员，朝廷并不拿这个当正式的官员，还说以前的一些道员、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将领也当过这样的职位。
曾国荃一听，立刻怒火中烧。他明白了是官文把他排挤出武昌，而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正像评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得挥刀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他马上叫来曾纪泽，让曾纪泽替他写奏折来参奏官文，历数官文的罪状，有的尽管证据不足，但是为了出气，还是写上去了。写完之后，曾国荃就命人赶紧拜发。
曾纪泽深受父亲曾国藩的教导，知道不可在怒气中行事，就劝阻叔叔，说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非一般人可比，应该把这份奏折先抄一份给父亲看看，听听他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
曾国荃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曾纪泽的话，对他说道：“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能告诉他！”
曾纪泽阻拦不住，奏疏按曾国荃的吩咐拜发了。但是曾纪泽还是担心叔叔会为此惹祸，于是偷偷地抄一份，派人送给了父亲曾国藩。
曾国荃以为自己恨官文，其他官员也会恨他，可是曾国荃想错了。官文非常会做官，很善于笼络京官。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官文送得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得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
在接到曾国荃参奏官文的奏折之后，朝廷“很重视”，派人来调查，但是却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还说有的证据不足，纯属诬陷，按例曾国荃应为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侍功傲物，打仗失败，不但不进行反省，反而把责任推卸到官文身上，应予惩治。
慈禧太后认为当前形势很乱，还需要曾家兄弟带兵效力。但是曾国荃无故使官文受辱，上上下下的人都为官文“鸣不平”，为了平息众怒，决定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看一看，这就是官场上因为怒气而惹火烧身的典型例子。不过，曾国荃并没有让这把火烧到自己，这并不是因为他有防火墙，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哥哥。
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信之后，知道弟弟曾国荃一怒之下参奏了官文，他顿足叹息，马上预想到了此事的严重后果，于是赶紧给曾国荃写信制止：“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刚不可。”给弟弟写了信之后，他又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训斥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蔬，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将原拟的第二份奏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训斥归训斥，自己弟弟因为怒气犯了大错，得赶紧想办法补。因为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弟弟并不是官场老油条官文的对手，如果一旦弟弟被官文搞垮，被调出湖北，那么湘军也就不复存在了，自己的全盘计划将会被打乱。于是，曾国藩赶紧派人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帮忙出出主意，找出一个补救的办法。经过李鸿章的提议，终于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由曾国藩出面给慈禧太后写一篇奏折，偷偷地保举官文，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曾国荃，把责任全揽到了曾国荃身上，全是曾国荃的错。
正当慈禧太后因为朝廷的上上下下都指责曾国荃准备处置他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
左宗棠这封奏疏很有分量，当然，这不是奏疏的内容有分量，而是左宗棠的人有分量，因为他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关键时刻，朝廷是不敢得罪他的。于是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而且这个时候，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也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中。曾国藩极力肯定官文，替官文说好话，并严厉地指责了自己的弟弟。曾国藩这种态度，使得慈禧很是高兴。她决定给曾国藩一个面子，于是对曾国荃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倘若不是左宗棠及时上疏，不是曾国藩委曲求全的策略，曾国荃不但因为一怒之下给自己惹来了降职的处分，甚至会影响到湘军的命运，也可能会给曾国藩带来麻烦，也可以说是一念瞋心起，差点火烧功德林了。
由此可见，要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为官一定要戒怒。因为怒火中烧，会使人失去理智，做事不计后果，只图一时发泄脾气之畅快，结果会惹来麻烦，甚至会惹火烧身。
曾国藩在年轻时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遇不顺心的事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曾国藩有一个朋友名叫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小珊这个人通一些医术，有时就为曾国藩家人诊病。有一次，在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后，因为一句话的原因，两个人竟恶言相向。有人说曾国藩火气太大了，不管什么原因，小珊年长他近十岁，又是同乡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曾国藩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并要他尽快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后来，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请小珊吃饭，与小珊尽释前嫌。
曾国藩这个人有一个强人之处，就是善于自我反省。每次发怒之后，他就会写日记批评自己。当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之后，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记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双载：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知道发怒会给人带去麻烦，也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一直改正。随着时间的磨砺，他的脾气逐渐地改正过来了。他身在官场，深知发怒的危害，一直要求自己的弟弟和子女们，也要做到戒怒。
曾国藩曾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提到过要戒怒，因为知道曾国荃脾气暴躁，曾专门写信劝导：“弟之内疾外症愈几分？凡郁怒最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事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措。故而，要控制怒火。”
对于处在职场、官场的人来说，一定要戒怒。如果怒火中烧，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因为你的行动是在非理智状态之下做出的，弄不好就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一定要装好“防火墙”。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根据多年的官场经验，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措。故而，要控制怒火。”
2.戒贪
有些官员之所以栽跟头，多是因为自己的贪心所致，手中有了权力，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许多贪官一旦犯了事，还会以身不由己或者是受环境所影响等来为自己辩解。其实，说到底，就怪自己的“防火墙”功能太弱，抵挡不住贪财这种“病毒”的入侵。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官场上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贪”已成为了官场上的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但没有随风入流，还保持了廉洁的形象，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曾国藩带兵征剿太平军时，官吏腐败几乎是官场的常态了。比如说当时的盐吏，从上到下，个个都是肥得流油。有一个外号叫张大麻子的人，他本是一个穷光蛋，五十岁时当上了一个通州运判的官员，负责盐业事宜。结果不到十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有钱了，就得享受了，名车当时还没有，但是豪宅是不可缺的。张大麻子在瘦西湖旁买下五十亩地建了一栋豪宅，称为“康山草堂”。别看称为“草堂”，但那气派劲儿可不是普通住宅可比的。草堂主楼高三层，可俯瞰长江，有专门花园赏梅、赏荷、赏桂、赏菊，仿照大内气派演剧宴客。更为淫靡的是，这个草堂内建有套房三十间，回环曲折，像迷宫一样，陌生人根本转不出来。在三十套房子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每一间里住着一个美女，卧床下有通道相连，张大麻子常常夜间宿一房，早起又在另一个房间里。康山草堂可以说是远近闻名，扬州有个学子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专门为其写了一篇《陋吏铭》，其中写道：“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唯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叮。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曾国藩虽然知道当时贪污现象很普遍，但是却没有浑水摸鱼，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提出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他认为官员的贪，不但会为自己惹来麻烦，也会产生一种“不良之气”。他说道：“镇将贪者，满营皆有废弛之气；廉者，满营皆有振兴之象；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银钱只有此数，上愈贪则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则下皆畏而爱之。本部堂平日教人，总以‘廉’字为立身之本。”
曾国藩每顿饭只吃一个菜，决不多设。因为“每餐只菜一品”，当时人们都叫他为“一品宰相”。曾国藩虽身为将相，但是非常节俭，生活上与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一样。平时他基本不买衣服，在他30多岁时，曾做过一件天青缎马褂一件，他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只在到外面人家随礼或过年时才穿一下，所以穿了三十多年，依然像新的一样。曾国藩的女儿崇德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崇德和妈妈两个人仅有一件一条绸裤，在去李鸿章家做客时，两个人都想穿，相争不下，崇德哭了起来。曾国藩听见之后，安尉她们母女说道：“不要争了，明年我要是能连任总督，一定会为你们再添置一条绸裤。”当时崇德年纪还小，一听到爸爸的话，便破涕为笑了。想想一些贪官家里的官太太们，名牌服饰应有尽有，再看看曾国藩的家里，真是有些寒酸了。
曾国藩在老家的房子，建了有上百年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手里有了钱之后，就以家中人口增多，住着有些拥挤为由，另建了一栋新房子，花了三千多串钱。曾国藩听到后很不高兴，写信责怪弟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当时，曾家两兄弟任总督、巡抚，要按当时的明码标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计算的话，这三千串钱算得了什么呢？仅花了三千多串钱，就使曾国藩发誓不住新屋，可见他清廉的程度了。
或许有人会说了，你可以讲廉洁，不主动去贪，但是求你办事的人，会想尽办法来给你送，时间长了，你可能就拒绝不掉了。就像赖昌星说过的那样：“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有时，下属或有求于官员的人，会想办法发现其爱好，然后投其所好，大搞攻势。这个漏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了，他很快就给自己的“防火墙”升级，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曾国藩平生不喜奇珍异宝，但是他喜欢字画和古董。做翰林时，他有时会到琉璃厂去买点前贤字画。虽然很喜爱古董，但是碍于价钱太贵，从没有买过。他知道，如果自己有这方面的爱好，倘若被人知道，别人就会利用自己这个“命门”，向自己展开攻势。后来做军事统帅时，他为了杜绝别人投己所好，就把这点兴趣和爱好都抛弃了。因而除皇上所赐外，他几乎无一件珍贵的东西。唯一一件接受别人赠送的贵重的礼物就是他过61岁生日时收下的一个玉寿星。
为了祝贺曾国藩的61岁生日，周寿昌带头联络了一批湘籍京官，用重金在王府井珠宝店里买下一块20斤重的昆冈玉，请一名为宫中琢玉50年的老匠师来鉴定，并由他视这块玉的外表琢一件器具。老匠师对这块玉仔细鉴别了三天，证明是一块真正的蓝田玉即古书上所称的昆冈玉。这块昆冈玉最大的特点是正中有一块巴掌大的胭脂红。老匠师有心恰当地利用它，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雕一个南极老寿星，那块胭脂红就雕作寿星手中所捧的寿桃。
三个月过后，一个形神兼备的老寿星被送到了曾国藩的手上，曾国藩念及同乡们的一片诚心，收下了这份厚礼，这也是他一生中接受别人所赠的唯一一份重礼。
身居官场，一定要处处小心，要“防贪心、谨爱好”，要守好自己的“命门”，不给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打开缺口、突破防线的机会。虽然每个官员都未必都要像曾国藩这样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还把自己的爱好“戒掉”了。作为官员，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要给自己的情趣爱好扎上“铁篱笆”，就是把嗜好只当自己的，存放于心中，展玩在家里，和公务脱钩，不轻易“示爱”，不给人以可乘之机。既要戒除自己的贪心，又不给别人漏洞可钻，这样才能保证“百病不侵”。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道：“镇将贪者，满营皆有废弛之气；廉者，满营皆有振兴之象；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银钱只有此数，上愈贪则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则下皆畏而爱之。本部堂平日教人，总以‘廉’字为立身之本。”
3.戒色
自古贪官多好色，许多官员是因为好色才开始贪污的。据2001年1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有95%的人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有60%以上与“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如果翻开那些贪赃枉法官员的案卷就会发现，有许多人的确是栽倒在好色之中。现在人所说的“一个贪官的背后，必定站着几位艳丽的女性”，就是古人的“自古贪官多好色”的现代版。有人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贪官的腐败往往是始于婚外的性关系。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若想像曾国藩一样，成为官场的常青树，必须设好自己的防火墙，必须要戒色。
曾国藩并非不“好色”，而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从而“戒色”成功。在他年轻时，对年轻漂亮的女性也是非常“欣赏”。他曾对歌楼舞女有过浓厚的兴趣，湘乡县城挂头块牌的粉头大姑死的时候，曾国藩还为她送了一副风流挽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曾国藩有一个朋友叫陈源衮，曾经娶了一个小妾。据说这个小妾长得貌若桃花，赛过天仙。经朋友们添枝加叶地一描绘，曾国藩听得心里直痒痒，一方面对朋友是艳羡不已，另一方面也想亲自看一看“传说”中的美人，饱饱眼福。打下这个主意后，曾国藩就来到了陈源衮的家里。他借口向陈源衮请教问题，假装先聊了聊读书学问上的事。陈源衮当然不知道曾国藩安的是什么心，就跟他聊了起来。可是曾国藩真正的用意不在学问上，所以聊着聊着就岔开话题，夸陈源衮好运气，有艳福。陈源衮有些不好意思，以为只是曾国藩的客套话，便随口回应着曾国藩的恭维。哪知曾国藩说着说着，就直接说道：“朋友们都说你新娶的这个小妾貌若天仙，能否让兄弟我一睹芳颜呀？”陈源衮一听，心中不太痛快，就推辞说外部都是虚传而已，潜台词就是拒绝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并没有放弃，三番五次地请求见见美人，把朋友说得再也无法拒绝了，就叫出了新过门的小妾。曾国藩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的美女，于是大夸其美貌，还说了一些挑逗之类的话，把那个小妾说得红着脸低着头，非常难堪。
曾国藩虽然在“死缠烂打”之下一睹芳颜，可是回到家里之后开始“盘点”自己的行为举动，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于是在《日记》中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进行批判，写道：“猥亵大不敬。”
有时，曾国藩与朋友们闲聊，一群书生，在谈论诗书学问之余，也会谈一些东家婆娘西家媳妇之类的事，讲一些美女艳遇之类的话题，也就是一起谈谈“荤”，虽然在谈的时候，曾国藩非常开心，可是回到家后他就在日记开始反省，甚至大骂自己。他曾经这样写道：“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虽然曾国藩对自己的“色心”是屡禁不止，但是他骂自己是禽兽，可见在他的内心之中，对自己在这方面要求还是很严格的。现在有些贪官，以自己包养女人为荣，以自己与多少女人交往过为耀，连最基本的羞耻心和价值感都没有了，这样的人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虽然是有“色心”，但是没有色胆。虽然自己的夫人身体不好，时常患病，心里有时也不免嫌弃，但是并没有休妻重娶，更没有娶妾。不过，看着他的同学或同事姬妾如云，内心有时也不免有些波动。有一次，他到一位进士同学家中做客。这位同学家中非常气派，可谓是钟鸣鼎食、姬妾如云，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看了哪里都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美女，更是吸引眼球，使得曾国藩“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不停地东张西望，一点不也不顾形象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当天自己的表现：“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可见他当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了，事后都让自己这样厌恶自己。
尽管曾国藩还没有看够，但是宴席结束后，不得不回家了。带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家里，看到妻子卧病在床，不时地传来呻吟声，曾国藩感觉与朋友的家里真是“冰火两重天”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问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声反差如此之大，怎么让曾国藩心里不失衡呢？他无法安心在家里照顾妻子，于是找借口开溜，出门寻朋友聊天谈心去了。当然，这些“罪行”都被曾国藩自己“记录在案”——写在了日记之中，并对自己大加批判。
虽然是知错就改，改了再犯，屡禁不止，但是曾国藩深知“好色”会影响自己的发展，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截断根源，誓与血战一番”。这时，曾国藩的老父又教诲他说：“日节欲、节劳、节饮食。”于是，曾国藩下定决心，开始戒色了。在带兵征剿太平军时，曾国藩立志要事事身先士卒，尤其是在戒色上，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他深知兵勇久离妻室，又手握刀枪，所以在历朝历代，军纪再严的部队都不可能杜绝奸淫。曾国藩决心把湘勇练成一支军容整肃的曾家军，先从自己做起，不近女色。欧阳夫人因为不在曾国藩身边，几次劝他娶妾，不少分统、营官自己想带女人，也怂恿曾国藩买妾蓄婢，曾国藩都一概予以拒绝。后来曾国藩的牛皮癣病犯了，加上他感到自己身体衰老，需要照顾，手下人提议给他选个小妾，他没有再拒绝。这个小妾照顾他一段时间后因病去世，他从此再没有娶妾。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一妻多妾是能被社会接受的，曾国藩的做法，也算是戒色成功的典型了。
【跟曾国藩学做官】
古人自励的箴言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求名者，因好色欲而名必败；求利者，因好色欲而必丧利；居家者，因好色欲而家必荒；为官者，因好色欲而官业必堕。”曾国藩深知人不能制情欲，则为情欲所制。在他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就是戒色。他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为此要“截断根源，誓与血战一番”。
4.戒嫉
一个人若想在官场上有所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人格魅力，能吸引朋友，吸引人才，这样才能有朋友出手相助，才有人为己所用。但是，一个人若想有人格魅力，有吸引力，必须戒除嫉妒之心。
曾国藩说过：“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命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
一个人的嫉妒心，往往是出现在与其地位、才能、事业各个方面相差不多的人身上。一个人若是嫉妒，嫉贤妒能，那么他就有如怀中长着荆棘一样，那些有才能的人都会敬而远之的。曾国藩告诫自己，“德莫凶于妒”，一个人德行的最大敌人莫过于“忮”和“求”，其中“忮”就是指嫉贤妒能。为此，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一定要戒除妒。否则，将会难成大事。
在《水浒传》之中，有一位嫉妒心非常强的人，这个人就是原来梁山的首领王伦。后人根据王伦的这个特点，编了一句歇后语：梁山泊的王伦——不能容人。王伦嫉贤妒能唯恐英雄豪杰胜过自己，凡好汉来投总是不愿接纳，一送了之。
林冲曾经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来梁山投奔，这样的人才，王伦根本不接纳，他心里暗想：“我却是个不及弟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继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他是京师八十万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王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担心林冲会夺自己的交椅──这是王伦顾忌林冲最根本的原因。王伦因为嫉妒之心，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人，所以不顾林冲的再三恳求，冷冷地说：“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得着你？”后来晁盖、吴用等人前来投奔，王伦就更有顾忌了，便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何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上不好看，因此不敢相留。”王伦气量狭小，嫉贤妒能，最后惹恼了林冲，他拔刀痛斥王伦道：“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一刀下去，王伦终一命呜呼。
在这一点上，宋江比王伦强得多。提起宋江，可以说武艺并不高强，在谋略上也不比吴用，可是他有一个优点，能容人、适时用人、很谦虚、善于推贤荐能，人称及时雨，正说明他被人所需要所崇敬。宋江怀里没有“荆棘”，有的却是磁铁一样的“吸才石”，结果吸引各路英雄豪杰前来，成就了梁山的事业。
可见，一个人在要事业上、仕途上有所成就，必须去除心中的“荆棘”，必须做到“戒嫉”。曾国藩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从不嫉贤妒能，只要发现是人才，就会重用，就会向朝廷进行举荐。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曾经说过：“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
我们都知道，左宗棠与曾国藩“交恶”多年，左宗棠几次大骂曾国藩，换是一般的人，早跟左宗棠决裂了，可是曾国藩却一次一次地推荐左宗棠，原因就是他认为左宗棠是一个人才。
在年轻时期，左宗棠仗着自己的才能，就不服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冬，曾国藩赴京途中路过长沙，在这里住了几天。左宗棠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拜见曾国藩。左宗棠对自己的才能自视颇高，交谈之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发表着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根本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曾国藩总是说不过他，心中略有点不快。临到客人们告辞时，曾国藩笑着对左宗棠说：“我送你一句话：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宗棠字季高，曾国藩这句话里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融进去了。左宗棠一听哪会服气，随口就说道：“我也送你一句话：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这句话也包含着“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一听，立刻惊叹左宗棠的才思敏捷，对刚才他口若悬河、不让他插话的不满情绪一扫而光，也不在意他的字里行间对自己的蔑视和嘲讽。这要是换作梁山上的王伦，肯定会与左宗棠绝交了。但是曾国藩却极力举荐他，在咸丰十年还聘左宗棠为自己的幕僚。
后来，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其实，虽然曾国藩重用左宗棠，但是左宗棠对他并不服气，有时还会跟曾国藩对着干，但是，曾国藩根本不在意这些。在征剿太平军的过程中，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可是，一旦把左宗棠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以左宗棠的脾气，绝不会把曾国藩再放在眼里。曾国藩虽然了解左宗棠的脾气，但是他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地位直逼曾国藩，与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如果曾国藩嫉贤妒能，那么，就会打压左宗棠，根本不会推荐他。曾国藩心知肚明，自己与左宗棠的才气不相上下，而左宗棠在带兵打仗方面的能力还超过自己，但是，曾国藩从不嫉妒别人，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
左宗棠脾气火暴，曾经两次三番大骂曾国藩，以至于两人的关系一度破裂。但是曾国藩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曾国藩后来听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超过自己。他没有担心左宗棠在朝廷中的地位会超过自己，对左宗棠进行打压，反而极力举荐左宗棠，夸奖左宗棠。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朝廷打算封左宗棠为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如果超过曾国藩，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曾国藩没有嫉贤妒能，没有担心左宗棠会超过自己，结果左宗棠真的没有超过他。而他这种胸怀，也深深地打动了左宗棠，尽管他曾经几次大骂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去世时，他送的一副挽联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左宗棠在才能方面，他是不服曾国藩的，他服的是什么？正是曾国藩的胸怀。可以说，左宗棠的评价在无形之中抬高了曾国藩的地位，使得他在后世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命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曾国藩赢在会用人上，他手下有很多的人才，但是要用人，首先就必须容人，要容人，首先就要戒除嫉妒之心，不能嫉贤妒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