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主张为官一定要戒除官气，他平生最恨巧滑、钻营、逢迎、敷衍等官气、衙门气，反对官腔官调官架子，自称“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他带头摒除官衙排场，力禁部下迎送的虚文，他识拔人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操守而无官气”。在家书中，他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沾染官气。
1.摆阔气招霉气
前一段时间，因抽“天价香烟”被免职的某房产局长，曾引发社会各界热议。虽然不能对其工作业绩妄加评论，但这种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该干部热衷于讲排场、论阔气的“官场做派”，而这个干部也遭到了被调查的“霉运”。官员是没有资格摆阔气的，因为他的所用是来自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一旦开始摆阔气，就会招致“霉气”。当然，这绝不是带有巫术性质的诅咒或威胁，而是有很深的理论根据的。曾国藩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曾经这样说过：“镇将贪者，满营皆有废弛之气；廉者，满营皆有振兴之象；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银钱只有此数，上愈贪则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则下皆畏而爱之。”官员的工资、待遇是有限的，一旦开始摆阔气，多数是因为贪而来的，阔气，带来的可能就是工作上的“废驰之气”，被部下及百姓仇恨，所以会被“无情”地揪出来，“倒了霉”，影响到了官运。
现在一些官员，特别爱摆阔气，修豪华办公楼，坐阔气的办公室，坐名车，穿名牌，带名表，抽名烟，家里住着豪宅，就连祖先的坟墓，也要修建成豪华型的。而在做工作之时，则不负责任，摆样子，搞花架子。曾国藩在为官期间，非常排斥这种摆阔气的作法。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发现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在李鸿章的设计下，规模宏阔，气派豪华。尤其是西花园，基本上保持了洪秀全御花园的规格。部下为投曾国藩所好，又移植了数百株大大小小的竹子。曾国藩看了之后，很是生气，说道：“太机巧了，太奢华了！天道忌巧，天道忌奢，还是朴实的好，世间唯有朴实最能长久。”已经修好的衙门，他无法改变，于是就命总管在督署东面花圃边开出几块菜地来，春天时种上青菜、辣椒、茄子、豆角等农家菜蔬，借以抵消几分奢靡，又向僚属示以不忘稼穑之本。
无论是做京官还是带兵期间，甚至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的办公室一直都是非常简陋。刚任两江总督时，文书信报大量增加，当地的一个县令为讨好曾国藩，送来十个崭新的梓木大红柜子。手下人见正是用得着的东西，没有请示曾国藩就收下了。曾国藩发现后，责令退回去，另叫手下人订制十二只大木箱。曾国藩说：“祁门山中樟木好，又便宜，用樟木做箱子，装书装报最好，不生虫。战争时期，经常迁徙，比起柜子来，箱子也便于搬动。”他亲自画了一个样子，定下尺寸。手下人按曾国藩的吩咐监造了十二个大木箱。当时没有油漆，所以这些木箱一直没有上漆。到后来，曾国藩有条件了，也没有给木箱上漆，这些看上去黑黑的、显得很寒酸粗糙的木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
曾国藩的办公室通常的摆设就是靠窗边是一张特大的案桌，桌上一头堆着一堆文件，另一头放着几本书；右边墙站着几个高脚木柜，漆着暗红色的油漆，柜门上都有一把三寸长的大铜锁；柜子边码着几排木箱。左边墙摆着一张简易木床，除开一张躺椅，一个茶几，几条木凳外，宽大的书房里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摆设和装饰。两江总督办公室的简朴，与其总督的身份极不协调。晚年的时候，屋里多了两盏油灯，为了爱惜洋油，他通常不用，来客人时才会用。
有些官员，因为“权高位重”，要光宗耀祖，为祖宗建豪华坟墓。新华网上曾报道了一条新闻，某地一个交通局长，为其父亲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近一亩的豪华坟墓。由于坟墓占地面积大，又位于桥边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认为，修坟祭祖，以表对先人的怀念，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无可非议。然而为修建豪华祖坟竟然占地近一亩，已违反了相关法规。显然，这个局长敢于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倚仗的就是手中的权力，炫耀的也是手中的权力。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一天，曾国藩从《商水县地图》上看到曾庄、曾楼村的村名，于是到这里来认宗。当地的曾家人一听非常高兴，曾国藩是朝廷重臣，能有这么威武的同族亲近人，曾庄人还愁什么光不能沾到呢？
曾家的先祖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国藩到了曾庄之后，曾氏族人带他到曾氏祠堂，祭拜了先祖曾参肖像，又去曾氏坟茔洒酒扫墓。因为年久失修，无论是祠堂还是坟茔，都非常破败了。看着这幅场景，曾国藩很是心酸，他觉得“曾氏后裔式微，致使祖先蒙尘，与孔、孟、颜族相比，羞愧难容，拟捐银二万两，重建圣庙、书院，振兴曾氏家族。”可是他转念一想，二万两银子从何处拿出？自己的养廉费大部分都分寄给了那些阵亡将领的遗孤，剩余部分也周济给各地书院，供那些穷困的学子们读书。大半生的积蓄也最多不过二万余两银子，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开销，不能都用在这里。自己手中掌控的军饷虽多，但那是绝对不能用来修曾氏一族祖先庙宇的。
曾国藩在曾参塑像前沉思多时，最后祝道：“宗圣在天之灵安妥，七十代不肖孙国藩虔诚祷告，愿我圣祖保祐剿捻军事顺利，捻乱早日平息，百姓早得安乐，国家早得升平，待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之时，不肖孙再来叩谒我圣祖，率合族人重修庙宇，扩建书院，让圣祖道德文章世代相传，永不中断。”
其实，那些族人以为曾国藩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曾国藩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于是说道：“我虽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二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
曾国藩认为，把祖宗的庙修得再豪华，不如培养出几个人才出来，光宗耀祖，事实上，这才是根本之道，后来曾氏家族人才辈出，确实也是有力的证明。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他认为，凡是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没有一样不与寒士相同，才可以成大器；如果沾染了富贵习气，就难以希望有成就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总价值不到三百金。希望家人也要常守这种俭朴的家风，这也是珍惜幸福的方法。
2.为官一定戒官气
官气，就是一些官员身上所表现的作风和气派。随着官位的升高，“官气”往往越来越大。曾国藩久在官场，总结出的一条做官的基本经验就是：一定要戒除官气。为此，他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通常来讲，“官气”的表现大概有四种，而曾国藩把这些方面都一一戒掉了：
官气的第一种表现就是“豪气”。我们发现，现在的一些官员在讲话、发言、汇报工作时，总是“豪气冲天”。讲得头头是道，但很少落实。有人形象地归纳为：群众初听动心，再听冷心，最后灰心，到头来再听这样的“豪言壮语”就感到“恶心”。这样的官员，再大的话都敢说，再大的数字都敢吹，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曾国藩是非常厌恶这种做法的，在选拔人才时，这种人一律不要。他曾经说过：“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他认为识人取人的方法，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曾国藩不爱说大话，有求实的精神。他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对说大话的人极为烦感，曾在给弟弟的信里这样写过：“不特降人好说大话，即投效之将官亦多好说硬话，余实厌听久矣。”
官气的第二种表现就是“大气”，主要表现为讲排场、比阔气、摆架子。这种人凡事爱摆“场面”，认为场面就是“脸面”。有一个贪官，违法犯罪被处以死刑，临死前居然还要求组织上给她“开一个高规格的追悼会”，如此的“官气”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官员认为没有像样的场面就显不出尊贵，吃喝，一掷千金，毫不心疼；出行，轿车成趟，前呼后拥；入住，讲究高档宾馆，寻求“配套服务”。有一个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官员，在为官之时，每次外出总要住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一次开会没有安排总统级别的房间，他当场雷霆大发，怒骂会议接待者，并宣布“罢会”，这个会他不开了。
有些官员不但讲究场合，还会趁着自己家办喜事、搬家、升官、过生日等，大搞排场，乘机收礼。曾国藩在这个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从小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作风。在外为官多年，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守丧，发现家里的房屋建得很好，宅院很大，排场又阔绰，他又惊异又生气。他没到家时，弟弟们主持办了母亲的发丧酒，办了五百多桌，惊动四乡八邻，为此，曾国藩把几个弟弟重重地责备了一顿。为了表示对他们这种讲排场、摆阔气的不满，曾国藩在过生日时决定不办生日酒，并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南五舅家去躲避。
官气的第三种表现就是“霸气”，主要表为自视高人一等，唯我独尊。这些人骨子里充满着官重民轻的思想，对待老百姓不是平易近人、满腔热情，而是趾高气扬、爱理不理，说话打官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尽量避免给别人造成错觉，避免让别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有一次，曾国藩和李鸿章聊天，当时朝廷的正规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败了。李鸿章对曾国藩说道：“老师，我以为这江南大营的溃败，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以为皇上从此将会对绿营失去信心，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勇身上。这就是战事的转机。”这一点曾国藩也意识到了，因为他知道，朝廷一直重视正规军，而认为湘勇是临时组建的地方军，是不太放在眼里的。这次正是湘勇扬眉吐气的时候，曾国藩心里一高兴，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江南大营失败，原来的两江总督因为逃跑肯定被撤职，李鸿章料到，接替两江总督职位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曾国藩时，曾国藩虽然嘴上斥责道：“不要瞎说！”但是心里确实是很高兴，人一得意就会忘形，曾国藩习惯地半眯起眼，靠在椅背上沉思着。很快，半眯的眼睛睁开了。他想起六弟曾说过，半眯着眼睛看人，使人觉得倨傲，不易接近。曾国藩意识到自己摆了官架子之后，马上改正过来，继续跟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聊天。曾国藩认为，一个官员越是位高权重，越要注意仪表上的谦恭。现在一些官员说话，撇着嘴，望着天，官气十足，全然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一点，应该学习一下曾国藩。
曾国藩自己的学生面前，都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会表现出高傲的神情，在对待朋友时，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位高权重，在朋友面前摆架子。广敷先生是曾国藩的好友，帮过曾国藩很大的忙。晚年时候，曾国藩重病在身，很想见一见广敷先生，就派手下人到庐山去请。广敷先生来了之后，并没有到曾国藩所住的督署来，而是去了鸡鸣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爵相大人钧鉴：大人不忘旧情，派人来庐山相邀，令山人且喜且愧。
然山人道装十余年，不习惯再着世人之衣冠，其貌又甚丑陋，见者皆以为钟馗复生，二者均不宜进督署。鸡鸣寺灵照长老智慧圆通，乃山人老友，山人不揣冒犯，恭请大人枉驾鸡鸣寺，一叙别情若何？
知大人近来不适，特托叔耘先生先呈小丸三粒。此乃山人采天地之精气，集山川之珍华，积数年之力而成。大人白天屏息思念，夜间临睡前吞服一粒。第四天上午，山人在鸡鸣山下敬候车驾。
江右陈敷顿首拜上”
弟弟曾国荃在旁边看了，心里很是不高兴，说道：“广敷先生倒摆起架子来了！天这么冷，大哥又有病在身，怎么去得了鸡鸣寺？明天夜晚，打发一乘轿子把他接进衙门来就行了。”
曾国藩打断了弟弟的话，说道：“信中的潜台词你没看出来，道装、丑貌都是托词，广敷先生的本意是不愿进衙门，怕有损他的道家风骨。”曾国藩没有摆当官的架子，吃了药，身体恢复了一下，就直接去鸡鸣寺拜见广敷先生了。”
官气的第四种表现就是“小气”，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说话搞“一言堂”，不允许不同的意见出现，而且对自身毛病视而不见，不检讨、不改正，而且不允许别人批评。一听表扬就笑，一听批评就跳，甚至给敢于批评自己的人穿“小鞋”，打击报复。曾国藩在带兵征剿太平军时，有一个密室，专门是自己和幕僚一起商量事情用的。遇见一问题之后，他就会召集自己的几个亲信，一起到密室中商量，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且，他能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和批评，能知错就改。左宗棠几次骂他，他都不计前嫌，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这都反映出了他的心胸和肚量。
【跟曾国藩学做官】
在为官方面，曾国藩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总结出“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还强调：“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越自尊大，越见器小。”“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3.高调做事，低调做官
对于一个官员来讲，在处理政务事时应该高调，这样才能政令通行；在与人交往时，则要低调。不要处处强调自己是当官的，摆官架子、官腔官调、讲排场，这些是在高调地炫耀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曾国藩所在的晚清时期，很多官员都做反了，他们是低调做事，高调为官。许多官员在处理政务时明哲保身，不敢出头，不敢得罪人。当时，流传一首叫《一剪梅》的诗，据说是个江南才子写的，专为大官们画了一副像：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逢。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些官员只是想保住太平官，只想最后封妻荫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味地当“好好官员”，做事能力低下。我们知道，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朝廷的正规军战斗力很差，被打得落花流水，结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组织农民办团练而训练出来的湘军。一个正规军，一个杂牌军；一个实力雄厚，军饷充足，一个是临时招募，欠粮欠饷，但是后者却比前者的战斗力更强，这很说明问题。正规军也是由当时的朝廷官员带领的，由此可见当时官员做事的能力和态度了。
现在一些官员，在做官时非常高调，以为自己官衔越多越好，这样才显得自己重要，有地位，有身份。所以看一些官员的名片，常常是一串的官衔，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曾国藩对这种现象是很反感的。他虽然头衔很多，但是从不以此来炫耀。有一次，有人给他写了一封信，为了表达尊敬，罗列了曾国藩的所有的官衔和称谓，信的开头是一连串的头衔：“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夫子大人勋鉴”。曾国藩看了之后，不觉失声笑了起来，略为思忖，他提笔在旁边写了四句打油诗：“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除几行重写过，留教他日作铭旌。”可见在这方面，他是力求低调的，绝不以此为资本四处炫耀。
曾国藩被升任两江总督之后，驻扎在附近的湘军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当地的地方官员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远处的官员听说后，则打发人骑快马奔来道喜。要是换成有些官员，肯定会趁这个机会，好好炫耀一下，大摆宴席，收授礼金。可是曾国藩却下了命令：凡前来恭贺的人，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曾国藩这种低调的做法，让当时很多人非常费解。两江总督是曾国藩盼望已久的职位，但是他并没有为此表现出欣喜若狂，也不愿意高调地庆贺炫耀，而是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考虑着如何做好接下来的工作。
曾国荃带兵攻下安庆之后，曾国藩随后来到安庆视察。曾国荃是非常喜欢讲排场的，安排了一长溜轿来迎接，除一顶绿呢外，其余都是蓝呢轿。曾国荃请大哥进绿呢轿。曾国藩说：“战事刚结束，到处乱糟糟的，一切都要从简为好，牵匹马来代步就行了，何须费力去找来这么多的轿！”
攻下安庆，作为战胜的一方，作为功臣，浩浩荡荡地带兵入驻，大讲排场也说得过去。可是曾国藩在攻打安庆时可谓非常高调，胜利后自己去视察时，则连轿子都觉得多余，可见其低调的为官方式了。
有些官员位高权重，回到家里之后，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面前依然摆着官架子，虽然有时会救助别人，但也有一种炫耀的成分，让受之者心里很不好受。曾国藩也曾接济过自己的亲友和族人，但是，他接济的方式是非常低调的。有一次，曾国藩往老家寄了一千两银子，他写信告诉弟弟，要拿出四百两来，周济亲戚和家族中的人。这封信是他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写给弟弟的，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握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恻者久之。”
尽管自己出钱资助亲友和家族之人，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炫耀自己，不想给他们带来压力。他写信告诉家人，切不可说赠送这钱是他的主意，而应该说是父母及祖父大人的主张。
曾国藩还要家人跟自己一起低调，不能因为自己在朝中为官，就在当地显得与众不同。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得知父亲曾麟书在家到处为人家去官府说事，常跑省城、县城，便立即写信给叔父请他劝阻，信中说“侄现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乡绅管公事，地方管外面应酬，实在为人所厌恶。以后无论何时，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曾国藩的叔父接到信后，不仅耐心规劝其兄不宜过问公事，而且严格督教在家的侄辈不要到县里、省里去干预公事。
曾国藩也力戒子弟不要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在家书中嘱咐弟弟“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他还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参加岁考科举，都不顺利。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纪鸿说：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
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曾国藩告诫家里人应该不恃家势，要低调行事。尽管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但他的四弟曾国潢却没有听进去，他常常仗着大哥在朝廷为官的势力，飞扬跋扈，欺负邻里。在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很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卖力剿杀哥老会，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要弟弟们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回家为父奔丧，听说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疼得曾国潢又喊又叫：“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要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而高高在上，四处炫耀，甚至自己的家人也仗势欺人，这样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负面的影响。高调做事，低调为官，这是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人必须学会的为官方式。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在家信中写到：“余蒙先人余荫，忝居高位，与诸弟及子倒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曾国藩认为自己蒙祖辈遗留的福荫而愧居高位，对各位老弟子侄辈谆谆教导，希望大家都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多享用，所以总要以“俭”字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