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把家当作人生的根据地，认为进可以治国，退可以安身，是必须治理好的。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这些皆归功于《曾氏家训》。
1.莫因仕宦出纨绔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除了在仕途上久居高位外，还有其在教子方面的成就。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是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一直担心仕宦之家出纨绔，曾这样说道：“我细思，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侥幸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庭，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庭，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靠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庭，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
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鼓励其读书，这一点，现在许多高官也是一样，经常把孩子送出国，为了孩子升学不惜动用各种关系，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1864年7月，小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以曾国藩当时一等侯爵、节制东南半壁江山的地位，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但是，曾国藩在考前明确对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而且，在考完发榜之前或者说是判卷子的期间，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写信告诫他说：“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要知道，16岁的曾纪鸿不仅这次没有考上，而且随后几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只是个副贡生。这就是曾国藩的最重要的教育策略：言传不如身教，身教必须以讲道义和战略眼光为首要原则。
曾国藩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非常有耐心，而且针对孩子的性格来施教。长子曾纪泽还小时，曾国藩就教他写字。后来，曾国藩在外带兵，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儿子传授写字的要诀，并时常要儿子寄字来由他批。曾纪泽的字写得端秀飘逸，在当时的官家子弟之中，很少有几个写得出这样好的字来。但是曾国藩却不满意，认为他的字笔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刚劲之气，正如他的为人一样。曾国藩心想，这可能是儿子秉于母亲的天性所致，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根据儿子的性格特征，他不希望儿子今后当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倘若能中进士点翰林，谋一个校书衡文的清闲之职，做父亲的就感到满足了。
现在有一些官员，开着公车，接送自己的孩子，当作私家车一样，招摇过市，这种事在曾国藩这里是不允许的。曾国藩经常告诫子女们，要他们低调做人，不可张扬。有一次，儿子曾纪泽来军营看他。曾国藩就问道：“你在武昌以后坐的船是我原来的坐船，船上有一面帅字旗，沿途这面旗帜张挂没有？”曾纪泽一听，回答道：“没有挂，表叔看到那面旗后说要挂起来，我没同意。”
“哦，做得好。”曾国藩点头称赞，“我还写信要你不要惊动地方文武，你做到了吗？”
“儿谨遵父命，沿途所有地方文武的宴请一概谢绝，只在湖口彭侍郎的衙门里歇了一晚。”曾国藩听后连连夸儿子做得好。
虽然对孩子要求很严格，是严父的形象，但是曾国藩对孩子也很体贴，非常关心孩子的心里感受。曾纪泽因为乡试没中，心情很是郁闷。曾国藩听说之后，赶紧给儿子写信劝导，并把他叫到自己的身边来。
父子见面后，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我一再跟你说过，我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明理晓事的君子。乡试中不中，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把书中的道理参透。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了？”
曾纪泽在父亲的开导下，心情已经好转了。接着，父子两个谈了一些关于读书的事情，曾国藩把自己的读书心得悉数教给了儿子。然后，说道：“夜很深了，你早点去睡吧。”曾国藩说着站起来，曾纪泽随后站起，向父亲行了礼，转身出门。
看着儿子走出门的样子，曾国藩立刻叫住了他，严肃地说道：“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讱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曾国藩连儿子走路的形态、肢体语言、说话的语速都严加管教，要求沉稳、缓言。曾纪泽听了，低下了头。曾国藩又指着他身上的衣服说道：“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我现在身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曾纪泽一听，赶紧点头称是，退出了父亲的房间。
有人会担心，曾国藩这种要求太过严厉，不是把儿子管傻了吗？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曾纪泽后来成为晚清杰出的外交家，他博通西学、会讲英语，担任大清国驻外公使八年，立功无数。如果没有他当年成功的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雄鸡尾部的大片国土就会失去。后人评价说，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的外交。曾纪泽还是大清驻外所有二等公使当中唯一的一位享受一等公使俸禄的人，这是清朝外交史上的特例，而且那时凡出国担任过公使的官员，回国后不管官至几品，死后均不赐谥号；曾纪泽是唯一的一个死后被朝廷赐予谥号的人。曾纪泽的成功，应该说是曾国藩教育的成功。
一些高官或者富贵人家，从小溺爱孩子，包括现在的父母，在给孩子写信时，只是叮嘱不要饿着冷着，没有钱只管张口，担心孩子吃苦受罪，结果孩子给家里写信就是一个事：要钱，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样给儿子写信的。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期间，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后来他留在地方办团练，带兵征剿太平军，就给14岁的大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让他处理好北京的事宜，然后跟随家人一起回湖南老家。曾国藩将家眷离京回籍前应在京师办的事，一一交待给儿子，写好之后，又细细地从头至尾看一遍，数一数，一共有十七条。正准备封缄时，又拿出一张纸来，补充三件事。
一是告诉儿子如何处理家里的三车三骡，大骡子小骡子当初买时用了多少银子。二是家具都送给毛寄云一人，不要分散了，因为家具少，送一人则成人情。三是要儿子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在祖父面前叩头承欢。
曾国藩并没有告诉孩子不要冷着不要饿着，而是让孩子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非常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培养孩子处事的能力，包括卖家里的车和骡，以及一些细小的事。曾国藩认为，“以耕读二者为本，乃是长久之计”，并且提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规。这就是要求家中子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劳动。1854年8月11日他告诫其弟弟：“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现在许多父母望子成龙，希望子女读好书，考上名牌大学，却忽略了对子女的劳动观念、自理自立能力的培养。有的孩子上了大学，自己连衣服都不会洗，除了读书之外，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无法自理。曾国藩位极朝臣，却告诫子侄在坚持读书的同时，还要做一些劳动，这一方面是防止官宦子弟骄奢淫逸，让其学会体谅和珍惜别人的劳动。另外他认为虽然读书是明理长知识、走上仕途的一条途径，但是绝对不可以轻视劳动，否则就会成为“骄纵不自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无用之人。
我们知道，许多父母都想给儿女留下金银田地，但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曾经说过：“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了纨绔习气。”曾国藩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一直想要给两个儿子留下点永久性的东西。但是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不愿将它们送给纪泽、纪鸿，他已捐给家庙，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产留给后世。曾国藩认为真正的珍宝，还不是皇上的赐物，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考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就可以成才成器，家族就可以长盛不衰。他认真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要对儿子所说的千言万语归纳为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把这四条写好之后，曾国藩交待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把这四条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们悬挂于中堂，每天朗诵一遍，严格遵守，并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四条家训可以说是曾国藩留给子女最好的宝贝了，胜过珍宝，胜过田产，曾家代有人才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这样说过：“我细思，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侥幸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庭，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庭，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靠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庭，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
2.家和福自生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的支持一直都是人们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曾国藩带领湘军征剿太平军的过程之中，他的弟弟们带兵上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太平军的“根据地”天京就是他的弟弟曾国荃带兵攻下来的。当然，这一切，也要归功于曾国藩的齐家能力，因为他能使得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弟弟们都非常敬重他，心无芥蒂，所以才会一心一意为他效力。
曾国藩曾经说过：“家和福则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融融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同胞兄弟因为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兄弟如手足，手足之间处好关系，则会使自己的事业成功，若是处理不好，则会对自己的事业形成牵绊。
曾国藩全家兄弟姐妹共有九人，有四个弟弟，他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儿女身上的少。在兄弟身上，他是宽严适度，该管教的地方严加管教，该照顾的地方照顾有加。他在书信中这样说过：“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在弟弟们读书、做人方面给予指导，在他们做错事时严加批评，但是也给予兄长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曾国藩是道光十九年进京的，第二年十二月他的父亲和妻子儿子及弟弟曾国荃也一起来到了京城。两年后，曾父因住不惯京城，还想回到老家去住，曾国藩派人将父亲送回老家，而弟弟曾国荃仍留在京城，与曾国藩同住。可是父亲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荃也闹着要回家。曾国藩本想把弟弟留在京城，认为这样有利于他成才，于是就耐心询问弟弟为什么想回去。曾国荃支支吾吾地，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曾国藩觉得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于是就告诉弟弟，如果他认为大哥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就直接指出来，可是曾国荃就是不说。为了这事，曾国藩寝食不安，后来，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做大哥的不够格，没有照顾好弟弟，心里为此很自责。曾国藩想尽办法、再三挽留曾国荃，好说歹说曾国荃又住了一年。一年后，仍执意要回家。曾国藩又给祖父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曾国荃想回家的原因，信中这样说道：“年少无知，大抵厌常而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奴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兼此数层，帮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只因为弟弟闹着回家，就把曾国藩折腾得寝食不安，可见在他心目中弟弟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他看来，自己对弟弟承担着责任，如果没有照顾好弟弟，不但对弟弟愧疚，在父亲甚至祖父那里都不好交待了。
曾国藩虽然身为朝廷重臣，但是在弟弟妹妹面前并没有架子，做错了事，同样会向弟弟、妹妹等人道歉。曾国藩为父守丧时，想乘机向皇上要官，结果惹恼了皇上，被免了官职，这使得他心里非常郁闷。这个时候，曾国荃的妻子熊氏怀孕在身，因为两个月前，曾纪泽的妻子贺氏在“黄金堂”里难产而死，熊氏心里直犯嘀咕，就去找巫师来看。巫师说黄金堂有鬼，贺氏是被那鬼捉去当了替身，贺氏也要在此找替身。熊氏很害怕，就请巫师进来捉鬼。她怕大伯曾国藩知道会不高兴，因为曾国藩素来恪遵祖父星冈公家教，不准巫师进门。妯娌们相互理解，很是同情熊氏，就一起商量，请巫师在曾国藩午睡时进府来做道场。这一天中午，巫师偷偷地进了黄金堂之后，开始做法，可是由于不慎，把做法用的锣掉到了地上，惊醒了睡在旁边屋里的曾国藩。曾国藩闯进黄金堂，发现实情后非常生气，大骂巫师。熊氏一见，赶紧说是自己请巫师来的。曾国藩也不留情面，把自己的夫人欧阳氏和熊氏，大骂了一通。可是完事之后，他又开始后悔，因为当时曾国荃正带兵与太平军作战，想起兄弟在前线打仗卖命，自己为这点事对弟妹大发脾气，太对不住弟弟了。于是他怀着歉意对夫人说：“你过去对她说，刚才是大伯不对。大伯这一向心烦，容易发脾气。再说，她违背祖训，偷偷请师公到家里来做道场也不对。若是真害怕，明天派一顶轿，送她回娘家去生孩子，满月后再回来，大伯为她母子接风。”欧阳夫人一见曾国藩这种态度，就跟熊氏赶紧解释，一场矛盾就这样化解掉了。
曾国藩做错了事，不但会给弟弟或妹妹道歉，还会谦虚接受他们提出的意见。他是一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人，而且由于对弟弟平常教导得多、管教得严，批评他们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兄弟们见到他，是又怕又敬，像曾国荃这样“爱玩爱动”的人在大哥面前觉得有压抑之感。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心，曾国荃将心中的不满倾吐出来，说大哥太过严肃不能在兄弟之间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也不能像跟别的兄弟一样举止亲昵。曾国藩耐心地听弟弟把话说完，他知道，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嫌隙是不可能的。弟弟们对自己有意见，可以让他们表达出来，要不然憋在心里会很难受，可是，也不能怕他们有意见，怕有嫌隙，而一味地“姑息”他们的错误。他听了曾国荃的意见后，对弟弟们尽可能和蔼可亲，但是在弟弟们犯错时，还是会指出来，进行批评，他不能怕得罪弟弟，或者怕产生隔阂而听之任之。“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弟之错”。
曾国荃跟随大哥曾国藩一起征剿太平军，立下了大功，这个弟弟为曾国藩效力很多，但是，也是受到曾国藩管教批评最多的。有时曾国荃虽然会有一些意见，但是也能理解大哥的一番苦心。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的消息传来，曾国荃痛心不已，放声大哭。
曾国藩经过多年的官场经历，发现“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则“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曾国荃与朝廷的“大红人”官文斗气，上奏折参官文，京城的官员都拥护官文，骂曾国荃，慈禧想惩治曾国荃。曾国藩知道弟弟闯了祸，赶紧给其想办法，并且给慈禧写密折，保举官文，批评曾国荃。慈禧看在曾国藩的面子上，没有给曾国荃治罪。而曾国荃及几个兄弟，对大哥曾国藩也是言听计从，当年，曾国藩初征太平军，坐困江西时，他们兄弟赶紧出手相援，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跟随军中，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很足。
家和福自来。曾国藩与兄弟们抱成一团，借助手足关系在征剿太平军中立下了大功，而家里面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也不会使他们在作战时分心。可以说，曾国藩在仕途上取得的成功，与家和是分不开的。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道：“家和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融融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他认为，一个家庭和睦了，自然就会幸福美满了。如果在一个家庭之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请求的事情哥哥没有不答应的，各个成员融洽相处，一团和气，像这样的和睦家庭不兴旺发达的，从来没有过。相反，兄弟间相互争斗、惹是生非而家庭不衰败的，也不曾有过。
3.做个好“网管”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社会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结，父母、子女、亲戚、邻居、仆从等，哪个环节出现了脱节，都可能对个人的事业产生影响和拖累。个人事业的成败与整个亲戚网络的支持与帮助有着至为重要的关联，所以要做好“网管工作”，把这个网维护好，在生活与事业上互相提携，这样就会为自己“立大业”创建一个牢固的“根据地”，这也正是“有家才能立大业”、“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虽然当时家大业大，家庭关系很复杂，一个人要扮演各种各样的家庭角色，可是曾国藩却将每一个角色塑造得都很成功。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成功地扮演了各种角色，“网管”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
作为儿子来讲，曾国藩非常孝顺自己的父母。由于在外为官和带兵，曾国藩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所以，他的孝心更多地体现在日记和家书之中。远在他乡时，他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报自己的现状，以缓解父母对自己的担心与思念。另外，他非常关心父母的身体情况，在一封家书里，他这样写道：“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务慎之又慎。”虽然是远在他乡，但是曾国藩在信中对父母的关心之情，表达出了他的孝心。曾国藩政务繁忙，甚至是日理万机，但是，他对长辈的一些琐碎之事，却放在心上，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叮嘱。他曾经给祖父买过一件黑狸皮褂，买完之后，写信叮嘱如何保养，信中写道：“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若果尔，则回湘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量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祖父一件皮衣，能如此放在心上，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孝心了。
作为哥哥来讲，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们很负责任，对弟弟们读书做人都严加管束。他经常给弟弟们写信，在信中谈读书，谈作诗文，谈为人处世交朋友，谈身心道德修养，谈时事新闻，言辞恳切，情意深长。他希望弟弟们个个成才成器，光大曾家的门庭。曾国荃攻克太平军的根据地金陵之后，朝廷怀疑曾国荃及其部下私吞了太平军的大量财宝，曾国藩担心时局对弟弟不利，就让曾国荃借口回家养病而辞职。曾国荃回到家里之后，曾国藩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弟弟在学识文章方面提高一步。于是，他花了半年时间，从前代著名奏疏中选了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苏轼、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十七篇，摹仿经筵官给皇上讲经的形式，对每篇疏从内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详细批解，最后又给一个总评，并针对此篇再阐述一段为文之道。在当时，上自帝师，下至乡塾，能对历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细的人不多。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卖力去做，完全是为了弟弟曾国荃，他要弟弟多读书，为其以后的发展做基础，为此才亲自选书、详细批解，对弟弟的良苦用心，尽在不言之中了。
作为父亲，曾国藩虽然是一位“严父”，但是通过一些细节，也表达出了他对子女的爱意，可谓细节之处见真情。曾国藩带兵征剿太平军的时候，妻子儿女并不在身边。他经常给儿子写信，教导儿子如何读书写作。他给儿子命题，要儿子按题作文寄到军中来。每次寄来的文章，他都仔细批阅后再寄回去。有一次，他给大儿子曾纪泽写的题目是《怀人三首》，曾纪泽写好后寄了过来。曾国藩仔细审读，觉得第二首写得有点气势，便拿起笔来批了一句：“二首风格似黄山谷，有飘摇飞动之气。”他知道儿子的性格像夫人，有些软弱，于是就侧重于从诗文的阳刚之美谈起，想借此扭转儿子性格中的软弱一面。他摊开纸来，先写了自己对《怀人三首》的整体看法，然后接着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诗文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姚先生喜阳刚之美，吾生平亦最喜雄奇瑰伟之作。儿之天资不低，此时作文，当求议论风发，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才是上乘之作。作诗作文所凭者，胸中之气也，奇辞大句，须得瑰伟飞腾之气驱之以行。故诗文之雄奇，实作诗文者之雄奇也。尔太公曾言‘男儿当以懦弱无刚为耻’，此为吾曾氏传家之训，儿谨记之。”
为检验这封信的效果，曾国藩命儿子下月作一篇《赤壁破曹军赋》寄来。他觉得这样不但能提高儿子的读书写作的水平，还能逐渐地改变儿子的性格。曾国藩给儿子的家信，及其良苦用心，倾注了一个父亲望子成龙的拳拳情意。
曾国藩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关爱有加，对自己的亲友也讲究知恩图报。南五舅是曾国藩母亲的嫡堂兄弟，他为人忠厚，从小起就对国藩好，人前人后，总说国藩今后有出息。曾国藩两次会试落第，心里极为难过，南五舅都接他到自己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常鼓励曾国藩，告诉他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要怕挫折，多几番磨练，日后好干大事业。
丁酉年冬，曾国藩第三次进京会试。家中七凑八拼，总共只有二十千钱。这些钱根本不够用，父亲四处去借，可是一个铜子也没借到，曾国藩心里很是难受。这时，南五舅兴冲冲地跑来：“我这里有十二千钱，凑起那二十千，就有三十二千了，节省点用，也可以到达京师。”
曾国藩高兴得直流泪，立刻收下，当时也没问南五舅怎么一下子会有这么多钱。到了京城才想起，写信问家里，才知道南五舅把仅有的一头小黄牛卖了！
曾国藩始终记得南五舅的大恩。有一年他从四川主考回来，得了三千两银子的程仪。他寄回家一千两，特别指明从中分出一百两给南五舅。以后升了侍郎，俸金多了，他每年都送南五舅二十两银子做年礼。
对于家族以及左邻右舍的街坊邻居，曾国藩也是主张“爱之敬之”。在给家人写信的时候，他曾这样说过：“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不可专责他人也！”曾国藩主张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要恭敬接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之”。早年曾国藩在京城任职期间，曾往家里寄过一千两银子，其中明确指出，四百两用于馈赠族人和亲戚。
曾国藩还强调要善待家里的仆从，他认为只有善待仆从，仆从才会善待你。主与仆从的关系纠纷，主要在主而不在仆，只有主子能够多恩多义、善待仆从，仆从才会尽心侍奉主人。
古代君子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不论是与父母兄弟子女的关系，还是与亲戚朋友的关系，甚至与仆从的关系，曾国藩都处理得很好，他把这个家庭关系网维护得很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网管”。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曾写信这样告诉弟弟们：“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不可专责他人也！”曾国藩这是告诉弟弟们要友爱家族之人和亲戚朋友们，不管他们与自己家里有没有嫌隙。如果还没有当家理事，就与家族或亲戚朋友们成为仇人，那么以后就会四处结仇了。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与家族或亲戚朋友结仇作对的人能成为圣贤，所以在与人交往时，不可只怪别人，一味地指责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