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后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在学习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待自己的错误，深刻反省，坚决改正；对待自己的情绪，能掌控自如，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善于自我管理，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1.对读书的自我管理
现在有些官员，喜欢读书，追求高学历，但并不是为了长学问，而是给自己“镀金”。在曾国藩那里，读书可不是为了“镀金”，而是为了吸收知识，他从读书中获益匪浅，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
可以说，曾国藩并非是天资聪颖，他的天赋并不高。据说，曾国藩小时候，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读了很多遍，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想等他睡觉熄灯后下手捞点好处。可是曾国藩翻来覆去地背那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所以一直不睡觉。贼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非常生气，走到屋里，说道：“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我在旁边听你读都能背下来了！”说完把那篇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虽然记忆力不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读书的兴趣，以及从书中获得知识。他读书重理解，而不重记忆。他在家训中曾经说过：“读书时记忆平常，这不要担心，要担心的是：第一，没有恒心；第二，随笔点过，并没有看得明白，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确定是看明白了，那么时间久了必然能体会出一些味道。如果心中有愉悦的感觉，那自然会大略记得了。”
曾国藩自己的记忆力不强，他的儿子曾纪泽也同样如此，所以，他也并不要求儿子能背书，而是根据儿子的特点，指导其如何读书。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儿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不错，如果要他句句读熟，并且责令他不能再生疏，那他会越读越蠢，将来仍然不能读完经书。于是我请予植兄把泽儿没读的经书，每天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讲解一遍，让他读十遍，不必要能背诵，不必要经常温习，等到草草地做完之后，将来看经书的解释，也可以十分熟练，如果是一味地读、一味地记、一味地温习，时间久了肯定不可能熟练，白白浪费时间罢了。”
现在许多人，把读书当成一件苦差事，并常用“十年寒窗苦”来形容，曾国藩却没有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而是当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关于读书心得，曾国藩有一句精辟的论断：“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在他眼里，在书海遨游是人生的乐趣，更是读书人必有的心态。曾国藩一生重视读书，他推崇南宋朱熹教人读书的方法：“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这样解释“涵泳”：“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把书看作水，把自己的心看成花，看成稻，看作鱼。读书是一个使自己吸收营养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自己身心得到愉悦的过程。
早年，曾国藩给自己书房取名为“求缺斋”。有一次，他深夜之中高声朗诵古文，在前人的妙辞巧构和自己的抑扬顿挫声中进入一种艺术境界，领略到极大的乐趣。他想起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的话，总结出自己的三大乐趣：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一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二乐；勤劳而后憩息，三乐。曾国藩一时高兴，就把“求缺斋”的名字改为了“三乐书屋”。在读书时，曾国藩非常注意从中吸取学问，为我所用。在他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深为汉高祖称赞萧何、韩信、张良的一段话所吸引。他想，刘邦起事前，不过泗水一亭长，文武两方面都平平，后之所以有天下，不过是倚仗三位豪杰之功；而使三杰各尽其才，这便是刘邦的才能。他联想到自己，认为自己在带兵打仗这方面，既无才能又无经验，今后务必要让身边的人充分施展其才，还要多多发现、物色人才。
在治学方法上，曾国藩总结出了“四多”，也就是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要多读、多看、多写、多作。多看，就是指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涉猎，多读就是要对文章吟诵得又细致又熟练。关于看与读，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看”可以使人每天都知道自己的短处，“读”可以使人“经月不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看”就要像商人求利，闻风就去，只求越多越好；“读”就像富人攒钱，日夜盘算，只希望存得越多越好；看如攻城夺地，读像守卫防关。二者截然不同，不可以混淆。关于写与作，曾国藩也有自己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写字不多就不熟练，不熟速度就不会快。而作文靠的是心的灵机。心常用就灵活，不用就滞塞。所以他建议多写字，多写作。他认为这个道理就像泉在地下，不凿井取水就得不到甘露，就像玉在璞中，不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大器一样。曾国藩还举出了许多名人为例，他认为像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范孟、韩信的事业，程子、朱子的道义，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做文章，就不可能会有所成就的。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有一套规律，他在读书时“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他还坚持“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而且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他给自己立下的读书课程很多，而“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断……曾国藩把读书当作一生的事情。1871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他还写了这样的几句话：“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觉得人到老年身体不好，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事，但是读书贵在坚持，并不能因此而停止。他还认为如果不读书，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了。
曾国藩在读书生涯中，精心地读出自己的发现，乃至对生活的感悟，并以此浸润和融入人生。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益友，学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曾国藩有着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十分合理、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历来为后来者所借鉴，尤其是其读书之道，更是影响深远，他的治学品格为后人广为效仿、传颂。
【跟曾国藩学做官】
关于读书，曾国藩得出许多认识，他说过：“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还曾经这样说道，“读书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勿换彼书耳。”
2.对错误的自我管理
曾国藩是“内圣外王”的成功典型，我们知道，“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很多人都以此为目标，但是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和他严格自律、善于自我管理分不开。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很严，有这样一个小例子，当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新造出了四艘轮船后，曾国藩特别高兴，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这一天，他还带着手下人，亲自来看这些轮船。看着制船业不断地发展进步，曾国藩非常高兴。在乘坐威靖号时，大家议论着这艘船与别的船的尺寸差异。曾国听完后转身，扶着船舷边的铁链，迈着大步向船尾走去，一直不说话，大家都默默地跟着，到了船尾，他抬头问负责人：“威靖号大概有二十丈长吧！”
“哎呀，老中堂，你真是神人，猜得很准，威靖号的精确长度是二十丈五尺。”负责人兴奋地说。
“哪里是猜！”曾国藩微笑着说，“我是用脚步量出来的，我走六步为九尺，走了一百三十二步，估计在二十丈左右。”
大家听了很觉惊奇。旁边人问道：“老中堂，你平时走路都这样吗？”
“我从道光二十三年跟着镜海先生读《朱子全书》以来，便为自己的行坐起居制定了一套规矩，二十多年里，只要不生病，都基本遵守了。”
镜海先生就是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曾国藩很善于捕捉学习的榜样，当年，道光帝接见唐鉴时，曾国藩恰好在旁边，听到道光帝称赞唐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如果学成这样，也同样会得到皇上的赞赏。于是，事后他就直接来到唐鉴家里，拜其为师，向唐鉴“取经”。唐鉴也很欣赏曾国藩，耐心指点他。唐鉴有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时将一天的事情如实记载，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唐鉴告诉曾国藩，自己的修身秘诀就是写日记，这是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从此以后，曾国藩便就开始写日记了，在日记中，他记下自己一天的事情，然后对自己做错的、做得不好的，进行反省和批评。
不仅如此，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自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他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碾儿胡同谒见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看后连声称赞道：“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着：“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说：“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说罢，转过脸来审视曾国藩，问，“足下昨夜所梦何事？”
“昨夜梦见何绍基放广东正考官，考完回来，得程仪五千两，皇上又赏他一千两，私心甚是羡慕。”曾国藩红着脸答道。
唐鉴没有顾及曾国藩的表情，而是严肃地说道：“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湔除之故。《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可贵，就在于慎独。‘独’尚能审察，世人能见之不善岂敢为乎？涤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慎独论》，下次带给我看。”
曾国藩满口答应。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曾国藩的生活起居有着严格的规律，对自己“出轨”的思想活动也是严加管束，当然，一些违反规矩、制度的事，他更不会去做了，即使是别人不知道、能隐瞒得住的，他也会管住自己，不会去做。
在征剿太平军时，曾国藩常年带兵在外，夫人曾经让他纳一个小妾，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部下也都撺掇此事。有人帮着选了一个叫陈春燕的小妾，带到营中。曾国藩突然想起了道光皇帝驾崩还未满百天，按规定是不许办喜事的。手下人说道：“今天刚好是一百天，你就放心吧。”曾国藩信以为真，便将陈春燕留了下来。
当天晚上，曾国藩坐到桌子边，开始写日记，他将陈春燕入室行礼作为一件大事，郑重地写到了日记里。为了确证当天是百日国制期满，他对着日记一天天地掐指头。从七月十六日数起，数到当天，不觉大吃一惊！无论怎样计算，当天也只是道光驾崩后的第九十八天，离期满还差两天！
曾国藩暗骂自己糊涂，忙让手下人过来，带陈春燕到外面的客房去睡。手下人明白了原因之后说道：“大人，何必这样认真呢？姨太太已经进了屋，你就让她在这房里陪你睡觉，瞒两天不公开就是了，何苦要她去睡客房呢？”曾国藩一听大怒，手下人见状，赶紧把陈春燕带到客房。曾国藩吩咐手下人，等到百日国制期满之后，再迎娶陈春燕为妾。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管理很到位，可以蒙混过关的事情绝不去做，也不允许自己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出格，以免授人以柄。为了遵守国制，他真正做到了“坐怀不乱”。
曾国藩并不聪明，也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但是，他善于自我管理，对自己是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他认为这检点是事关自己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要求得很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曾国藩按照内圣外王、成功官员的标准来经营自己，改掉了一个毛病，就使自己得到了提升，就使自己离成功更近一些，所以曾国藩为后世所盛赞，应该说就是善于自我管理的结果。
【跟曾国藩学做官】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可以说是最不聪明的一个。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3.对情绪的自我管理
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成就，一定要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被情绪所影响。对于身处仕途的人，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必须善于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做到感情不外露，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一是可以使自己不被情绪所影响，能够理智地行事；另外，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清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能防止别人利用自己的情绪来“钻空子”。
我们知道，诸葛亮的手中无论是春夏秋冬总是拿着一把鹅毛扇，如果夏天拿扇子扇风可以理解，其他季节为什么也拿着呢？这就是诸葛亮管理自己情绪的一件工具，据说，这把扇子是他的夫人黄阿丑赠送的。
当年，诸葛亮与黄阿丑第一次见面时，虽然听说黄阿丑长得丑，但是相当有才，所以诸葛亮还是很珍惜这次相亲机会，在黄父面前尽情地做了“才艺展示”。当然，他主要是展示的是自己的才学，以及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再加上自己未来的打算，对自己未来蓝图的规划。黄阿丑在旁边听诸葛亮说话，并偷偷地观察他的表情。经过一番“才艺展示”后，诸葛亮成功晋级过关，两人进入交换订情信物的环节，黄阿丑拿出的是一把鹅毛扇。原来，黄阿丑经过观察后发现，诸葛亮虽然一身才能，但是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得不到位，喜怒形于色。当他说到刘备兵少将寡，夺天下困难重重时，便面露难色；当谈到刘备为人忠厚，深得民心，必夺天下时，就面带笑容。虽然在普通人看来这叫率真，可是欲成大事、管理千军万马者，这是一大忌讳。诸葛亮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明白黄阿丑送给鹅毛扇的用意。当黄阿丑把扇子递给他时，问道：“君可知其意？”诸葛亮“抢答”道：“鹅毛虽轻，情意重啊！”黄阿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但又不好驳诸葛亮的面子，只好顺着诸葛亮的话说道：“这是其一，君知其二吗？”诸葛亮这回答不上来了，黄阿丑接着说道，“君即将出山，肩负重任，千头万绪，全系一身，遇事必须从容、冷静。古人云：‘喜不大笑，怒不暴跳，乐不轻佻。’我与君交谈时，见君高兴面则喜，畏难面则愁。今赠鹅毛扇，可做遮面之用。”诸葛亮一听，真是遇到高人了，连连点头称是。他出山后，就把鹅毛扇时刻带在身边，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扇不离手。如遇喜、怒、哀、乐之事，一看鹅毛扇便尽力克制，不露形色。一时控制不住，当即以扇遮面，以免旁人看出。日子一久他修养成性，遇事总是镇静自若，指挥从容。这就是鹅毛扇的大用场。后来，由于鹅毛扇的作用，诸葛亮练就了“理性、内敛、运筹帷幄、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虽然，曾国藩没有黄阿丑式的夫人来送鹅毛扇，但是他明白自己身为领导，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好情绪的管理。曾国藩年轻时爱发怒，脾气不好，他就抄治心经，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遇到高兴的事时，他也会控制自己，尽量不表现出来。
曾国藩带兵征剿太平军时，最盼望的就是攻下太平军的“老窝”天京，也就是当时的金陵，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晚上，曾国藩批阅完文件之后，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前两天来信说，正在准备攻打金陵，心里很惦记。正在这时，手下王荆七送来了一封信，说是曾国荃的。曾国藩一听，担心出什么意外，一把夺过信来，撕开就看。要知道，平日里曾国藩是用剪刀剪开信封的。撕开信之后，见是曾国荃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十六日正午，我吉字大营轰开城墙，攻占金陵外城……”“金陵城破了！金陵城破了！”曾国藩因为兴奋过度，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王荆七一看吓坏了，赶急上前进行“急救”。他把曾国藩抱上床后，见还没有醒过来，就想去叫住在附近的曾纪泽。这时，曾国藩醒过来了，拦住了荆七：“不要去叫别人了，我没事。你也去睡觉吧，明天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刚才昏倒的事，听到了吗？”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因为曾国藩觉得自己刚才是“丢大人”了，他深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羞耻。平日里他读《晋书》时，曾为谢安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数度拍案叫绝。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存亡、谢氏家族兴衰的重大战争，而且在作战前毫无把握。谢安在接到侄儿传来的捷报时，神态没有任何变化，一边照样下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这样的胸襟与气度让曾国藩羡慕不已，他也曾多次设想过，有一天接到九弟从金陵前线来的捷报时，也要像谢安一样，毫不经意地告诉身边的僚属，可是刚才却兴奋得晕过去了。幸好只有荆七一人在旁，连儿子也未看到，不然，必将作为笑柄广为传播，一直传到子孙后代。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曾纪泽来到曾国藩的房里给其请安，见到曾国藩像平常一样，端坐在书案前，临摹刘石庵的《清爱堂贴》。曾纪泽给父亲请过安之后，曾国藩头都没有抬，像往常一样平静地问道：“起来多久了？今天散步到了哪些地方？”曾国藩规定儿子早晨起床后要到户外去散步，晚饭后也要去。待到曾纪泽一一回答之后，曾国藩仍是一边写字一边说道：“昨夜你九叔来了一封信，金陵已被你九叔攻下了。”他边说边用力写了一横，脸色平静得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九叔打下了金陵！”曾纪泽看着父亲平静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知道父亲从不跟自己开这种玩笑，于是兴奋万分，高声喊起来：“金陵打下了！”
曾国藩一见，威严地斥责，“大喊大闹，成何体统！”
“是！”曾纪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了，因为父亲平日里告诉自己举止要厚重，即使有天大的喜事，也不该又喊又叫的，他马上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很快，安庆全城都知道金陵已攻下了，这可是一件大喜事。两江总督衙门张灯结彩，鞭炮连天，幕僚们喜气融融，比过年都高兴。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始终以素日一贯的凝重、从容的态度接待，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十分到位。
《韩非子》主张“喜怒不形于色”，不要轻易表达自己的好恶，这并不是要人故作神秘，而是领导者的基本素质。有句话说：“领导者不表现好恶，部下便露出真面目，部下露出真面目，领导者便不至于被蒙蔽。”所以，领导者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当然，也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认为：“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他的意思就是人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否则就被情绪所牵制，犹如牛马一样，这是很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