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官场上的“常青树”，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保官最稳。他掌握了一整套官场绝学，这套绝学用于官场之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1.靠山倒了官照升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就，离不开朝廷中的一座座“靠山”。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靠山”通常是一把双刃剑，在他得势时，你会跟着沾光，在他垮台时，你也会跟着受牵连。一个重臣失势之后，常常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清除出一大批党羽。纵观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时，他在朝中的靠山是穆彰阿，在咸丰朝是肃顺，在同治朝倚傍恭亲王。这些人，在关键时刻都会支持曾国藩，还会替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看看曾国藩的这几个靠山，穆彰阿、肃顺下场都很惨，可以说是不得善终，恭亲王奕也是几经挫折。可是，不管这些靠山是垮台了，还是失势了，曾国藩的仕途都没有受到影响。在靠山倒后，他却是官照升、荫照封。有时，哪怕是前任的靠山与后来的执政者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依然能置身事外，官运丝毫不受影响。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有些官员，一旦与朝廷中要员攀上了关系，就会极力巴结对方，像狗皮膏一样粘到人家身上，称兄道弟，如影相随。对外则会四处炫耀，唯恐外人不知，并仗着这种势力作威作福。其实，这是很危险的结交方式。曾国藩在位数十年间，无论是他位高权重，还是不得志之时，从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也不拉帮结派，将自己归到哪个派系之中去。他不愿意将自己卷入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去，做无谓的牺牲。有时候，即使有权高位重的人主动示好，想与他结交，他也要深思熟虑，周密规划。
在带领湘军征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一直觉得自己权力太小，处处受掣，可是皇上因为他是汉人，对他信不过，不给他放权。后来，朝廷的正规军江南大营在与太平军交战时全线溃败，曾国藩认为正规军失败了，朝廷只能依靠自己所带的地方军湘军了，觉得这对于自己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这时，胡林翼的手下派人送过来一封信。曾国藩接过信封一看，觉得奇怪，因为信封上并不是写的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大名。打开细看，明白了内情，原来这是朝廷重臣肃顺写给胡林翼的一封密信。肃顺在信上讲述了江南大营溃败后，皇上非常生气。两江总督何桂清临阵脱逃，皇上一气之下将其就地免职，打算再选一个可靠之人接替何桂清的职位。思来想去，皇上觉得正在任鄂抚的胡林翼不错，就打算让胡林翼接替两江总督的职位。在向肃顺征求意见时，肃顺并不同意，说道：“胡林翼才学优长，足堪江督之任，但若调离，鄂抚一职则无人可代。”皇上问：“叫曾国藩任鄂抚如何？”肃顺说：“六年前，皇上命曾国藩署鄂抚，几天后又撤销前命，曾国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抚，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干脆叫曾国藩作江督。胡林翼与曾国藩是好友，必定会协调合作。那时上下一气，东南局面将有转机。”皇上一听，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了。
肃顺为此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将这详情告诉了他，并且在最后安慰胡林翼，说胡林翼向来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不会因为此事心存芥蒂。还鼓励他与曾国藩同心协力，一起对付太平军。写完这封信之后，信的一角还加上了一行小字：“请送与涤生一阅。”涤生就是指曾国藩。
两江总督是曾国藩渴盼已久的职位，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他就一直渴望能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两江总督在当时就是与太平军作战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如果有这个权力了，曾国藩所带的湘兵，再也不会处处受掣，四处受气了。一想到这里，曾国藩对肃顺就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肃顺是朝廷的重臣，现在他又主动提拔自己，这样的靠山，在别人看来，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曾国藩带着感激的心情，提起笔来，想给肃顺写一封感谢信，借此套套交情。可是他一边研墨，一边冷静了一下，他想起了肃顺在信的一角写的那行字“请送与涤生一阅”。这种提拔两江总督的事情，在朝廷还没有公开宣布之前，应该属于重大机密之事，肃顺却提前透露给自己，是明显在讨好自己。曾国藩开始冷静下来了，他仔细想了一想肃顺的这个人及他所做的事。
肃顺是宗室贵族，虽然精明干练，很有魄力，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但是他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尽管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但是在朝廷中的人缘极为不好。本来，他与恭王关系还行，可是得到皇上的宠幸后，就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自古庸主旁边多权臣，虽然曾国藩不敢说当朝的皇上是庸主，但是肃顺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权臣了。而且这个权臣不懂得收敛自己，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历史上这样的权臣有几个最后有好下场的呢？虽然肃顺现在正当权，可是地位是非常危险的，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肃顺虽然一时得势，但是势孤力单，一旦出现差错，他定会败得很惨。
曾国藩左思右想，虽然肃顺现在是一手遮天，在朝廷中是个好靠山，可是这个靠山若是选不好，虽然现在有用，可能在他垮台时，也会“砸”到自己。想到这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皇上的任命旨令下来，再给皇上写谢恩折，自己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尽管肃顺以自己的朝廷重臣的身份，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而且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都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但是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贴”上去，没有把其当作密不可分的朋友、知己，只是不动声色，与其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和亲密交往，而是依靠朋友、名士间接地往来着。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肃顺的下场果真很惨。慈禧掌权后，就再也容不下肃顺，以政变罪将肃顺除掉。同时，慈禧还到处搜罗证据，将肃顺的党羽一网打尽。一些官员写给肃顺的信件，一些巴结的、感谢的信件，都被当作是其党羽的证据。可是在这过程中，却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只言片语。慈禧本来是怀疑肃顺与曾国藩关系不一般的，因为他知道肃顺曾经保举过曾国藩，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他们往来的书信，也没有其他证据，慈禧不得不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现在一些人，在选择朋友时没有自己的标准，尤其是对上级或对自己有用的人，想办法巴结，整天在一起吃吃喝喝，如影相随，而且也不懂得拒绝，许多人就因为交错了朋友，结果一败涂地，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在官场上交朋友、找靠山，一定要慎重。不但要考察这个人的人品，还要考察这个人的发展趋势，切不可因为一时得势，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小人不知祸福之相倚伏也，则侥幸以为尝。是故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唯其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也。”他认为一个人在为官之时，要既不奢望“非望之福”，又能辨清“非望之祸”，这样才能少遭挫折，少走弯路。
2.要官莫要直接说
曾国藩年轻时颇有志向，曾经高声吟诵：“生世不能作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归天子。”我们知道，人空有志向是难以成事的，必须是有能力，还有现实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像曾国藩这样的志向，除了他自己具有相应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硬件的支撑，那就是权力。所以，这就涉及向上级要权的事了。在官场上，如何向领导要权、如何向领导要官，可是一门大学问。
曾国藩在地方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时，因为他是汉人，满族朝廷因为怕汉人难制，虽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但皇帝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曾国藩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这实在让人觉得窝囊。朝廷为了剿灭太平军，当初派曾国藩办团练，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目标虽然一致，但在权力分配上，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咸丰帝既要依靠曾国藩及其湘军来镇压太平军，又不愿给曾国藩以更多的军政实权。他一面命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主力在长江中洲一带鏖战，同时又坚持用由满洲亲贵控制的江南、江北大营来围困太平军的“根据地”天京，以期达到曾国藩及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目的。
对此，曾国藩颇为不满。一方面自己出生入死地作战，另一方面却处处受牵制。别的不说，就连军饷、粮饷问题，曾国藩都无力解决。有一次，实在是没办法了，曾国藩就恳求朝廷，调派上海的厘金来接济。可是被上海负责此事的官员拒绝了。朝廷不但没有帮这个忙，反而训斥了曾国藩一通。曾国藩气得不行，觉得朝廷太软弱了，只因负责上海的官员说不给，朝廷就没有办法了。通过这件事，使得曾国藩暗下决心，“今日之情势，真要办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供应二万勇丁都不成问题，何来向人乞食这副狼狈相。”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曾国藩就打算找机会向朝廷来要官、要权。
正在曾国藩处处为难之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仔细审视了一下他所处的局势，认为自己正是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所以不如借回乡为父奔丧的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曾国藩心里有底，因为当时水陆二万湘勇，都是他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除了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了呢？如果别人指挥不了，皇上肯定会请自己来指挥，到那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趁机要权。于是，曾国藩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绖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他觉得自己的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即封印回家。
回家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皇上不允。曾国藩心中暗自高兴，对付太平军，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于是他趁机向皇上要督抚实权。说非如此，则勇不能带，仗不能打。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你不让我当督抚，那我这兵没法带了，也不能打仗了。明摆着，这是在威胁皇上。
曾国藩满以为皇上会同意自己的要求，觉得自己的时机找得非常好，因为对付太平军，没他不行。可是这种如意的算盘失算了。曾国藩当时并不知道，作为上司一般都有一种权威性的心理特点：我给你行，但是你不能直接要，更不能威胁。
面对曾国藩以威胁口气来要权，皇上一纸令下，同意曾国藩在籍守制，开了他的兵部侍郎缺。不但没有给他权、给他官，反而把现有的权力和职位也免了。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后，心里后悔不迭，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一样，心里直打冷颤。这下子他知道自己玩大了。
事情结果也让曾国藩的“弃妇”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不在前线期间，湘勇同样捷报频传，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这使得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得很，他确实是自视甚高了。
在这期间，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缨，请求让自己重新“出山”，但终究不敢下笔。这样出尔反尔，岂不贻笑天下？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曾国藩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心情愈来愈烦躁。无时不为直接向上司皇帝直接要官要权而后悔不迭。
当时的“老板”咸丰帝是有意晒一晒曾国藩，所以将曾国藩闲置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战局恶化，情势发生了转变，湘军将领开始不服调遣，皇帝没有办法，才以江山大局为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未把曾所希望得到的“事权”给他。直到咸丰十年以后，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清廷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朝统治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族人身上，才被迫让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曾国藩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经过这次要官风波之后，曾国藩深深吸取了教训，他认为，有求于上，必须“委婉而言”，不能直接要官要权了。后来，太平军被打败之后，曾国藩怕朝廷担心他拥兵自重，主动提出裁军的计划。说实在的话，他这等于自剪羽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有朋友给他出主意，可以将曾国藩创建的水师改制，将团练改为经制之师，也就是由地方军变为朝廷的正规军，这样虽然名誉上归朝廷，但是由于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还都是他的自己人。
曾国藩在办理这件事时，就吸取了以前直接要官的经验，他因为自己主动提出裁军，自己不好再写折子申请将水师改制，就让水师统领彭玉麟写折子上奏。但是，在提到水师改制后的安排时，曾国藩并没有把彭玉麟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是拉来了一位叫官文的满族官员。官文的特点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在奏折子里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彭玉麟及其他原来的统帅都做官文的副手。
在曾国藩的策划下和把关之下，奏折交给了朝廷，深得朝廷的赞赏。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就这样顺顺当当地通过了。皇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筹建海军一事暂缓，先把水师整顿好，以巡守长江为主要职务。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廷任命彭玉麟为统领，并没有官文的名字。
所以，对于身处官场或职场的人来说，比较忌讳的就是直接向上司要权、要官、要薪，这属于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惹火烧身。曾国藩当年直接向皇帝要督抚一职，甚至以不带湘兵打仗来威胁，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现有的权力被免了。在水师改制之事上，彭玉麟在奏折中没有说自己当统领，而是让官文来当，自己甘愿当副手，朝廷却批准了让彭玉麟来当改制后的水师的统领。你要我不给，你不要，我反而会给你，揣摩好上司的心理，掌握好要官、要权时机和方法，这是官场上的一门重要的学问。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意思就是说，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你所需要，从而得到重用，步步高升。这也是曾国藩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3.上不猜忌下不妒
一个在仕途中发展的人，他的官做得稳不稳，要受制于四面八方的力量，哪一股力量摆不平，都有可能把你从官位上“掀”下去。在这些力量之中，最主要是上级领导的力量，如果他们看重你，那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如果同僚不忌恨你，不背后给你使绊子、说坏话，你就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了；再有，如果下属对你很忠心，不会推翻你，你同样有百分之二十的胜算几率。最后，如果不是后院起火，不是家里的妻子告状包二奶，或者是子女亲戚四处惹麻烦，那就有百分之十的胜算把握。
曾国藩在齐家、对待下属方面不用提了，这两方面他做得比较成功。在对待上级与同僚之间，他是力求谨慎，处处小心，以不得罪人为主。所以，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之后，说道：“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我们知道，左宗棠做事很多时候是凭自己性情的，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曾国藩与其截然相反，他在说话办事时非常小心，生怕稍有不慎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给别人尤其是上级或同僚之间带来不好的印象。咸丰皇帝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在安庆，胡林翼前来探望他，两个人一起谈论起了咸丰帝驾崩之后，朝廷之中谁会掌权的事情。说着说着，胡林翼递给曾国藩一封信。打开一看，正是左宗棠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面写道：“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在赞叹对联作得工整之余，马上意识到这副对联的弦外之音。这是不是左宗棠的非分之想呢？曾国藩知道左宗棠的胆子很大，有时并不把朝廷那套规矩放在眼中的。那一年，陶澍回湖南，在醴陵渌江书院见到左宗棠书写的“春殿语从容”的楹联后，特邀左宗棠来相见。左宗棠大大咧咧地来到陶澍身旁，作揖时，恰巧碰断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一粒粒珠子立时掉下，撒满一地。倘若是一般二十几岁的平头百姓闯下这等祸事，早已吓得举止失措，左宗棠却无事般地弯下腰去，一边拾珠子，一边和陶澍说话，全不在意。陶澍亦为他的胆量所吃惊。
可是曾国藩转念一想，左宗棠手中只有万把人，就存这种想法，未免太狂妄不自量了。于是，他马上意识到，左宗棠可能是在用对联来试探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时曾国藩所带的湘军的势力比左宗棠的要大得多。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曾国藩马上对胡林翼说道：“左宗棠这副对联好是好，不过也有不当之处，暂且放在我这儿，容我考虑一下，帮他改一改。”
几天后，曾国藩把改过之后的对联交给了胡林翼，只见曾国藩在“似”字旁边点了一点，再添了一个“不”字，变成了“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不可问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如果是左宗棠想试探他，他做了明确的答复，如果是左宗棠自己有这种想法，曾国藩也进行了否定，若是左宗棠真的行动起来，传到外面，曾国藩也撇清了关系，与左宗棠并非合谋。对联上的一个字，曾国藩都要思虑好久，生怕出什么意外。可见，曾国藩的谨慎之名绝不是虚传，说到底，这其实是怕上级领导也就是朝廷猜忌到自己。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官职是皇上给的，皇上需要的是忠心的臣子，所以自己想要保官，首先就要避免朝廷的猜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军，他成为朝廷的第一功臣后，在说话做事方面尤为小心。为避免朝廷担心自己拥兵自重，对其构成威胁，打败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军的计划，这深得上级领导的满意。可是，当时朝廷仍旧议论纷纷，指责湘军将金陵城洗劫一空，把金银财宝都抢回了自己的家里，由于是曾国荃带兵攻下的，为此还送曾国荃一个极难听的绰号：“老饕”。曾国荃知道后忧心忡忡，肝病加重。曾国藩也是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这一天，他拿起《宋书·范泰传》，当读到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这句话时，深有感触，就拿起笔来在这句下面做了标记，还在旁边批了一句：“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深善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然后，他命人把这本书拿去给弟弟曾国荃读。在大哥的开导下，曾国荃为避免朝廷的猜忌，“称疾引退”，向朝廷请病假，暂时辞职回家养病。上级领导正在怀疑他们兄弟，没想到他们如此会做事，该裁军裁军，该请假请假，于是不再猜忌他们。这是曾国藩的官宦生涯中走得非常高超的一步棋，这一招避免了兄弟同时遭受“狡兔死，良狗烹”的恶运，曾国藩为此不但没有威胁到官位，反而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而且几年后，曾国荃又被朝廷重新启用，派以重要职位。
在避免上级领导猜忌的同时，曾国藩对待同僚都非常尊重，注重自己的言行，生怕稍有不慎，得罪了哪一位。有一次，刘昆和平步青任甲子科江南乡试的正副主考官，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亲自到岸边迎接。刘昆考取功名时比曾国藩晚一届，年龄却比曾国藩大几岁。那年在湖南学政任上，为杀林明光一事，他与曾国藩闹翻了。现在曾国藩勋名盖天下，远在刘昆之上，且乡试监临是李鸿章，曾国藩完全可以不来迎接。但他不计前嫌，降尊纡贵，这的确使在官场混了半辈子的刘昆感动。在过跳板的时候，刘昆一定要让曾国藩走在最前面。曾国藩高低不肯，说是皇上钦派的主考大人，理应走在前。推推让让一阵子后，刘昆终于拗不过，第一个上了跳板。
曾国藩又要推平步青走第二。平步青虽少年气盛，毕竟不敢僭越，死命不肯。
刘昆说：“爵相不要再难为他了。虽是皇上钦命，到底是晚辈，我就擅自作个主，让他走第三罢！”
于是，刘昆第一，曾国藩第二，平步青第三，李鸿章第四，余下的人便依次跟在后面，走过跳板上了岸，进了张灯挂彩的接官厅。堂堂的朝廷重臣，在接待比自己级别低的官员时，在行走的顺序上，还要谦让一番，可见曾国藩是多么注重在同事面前保持谦恭的形象了。
曾国藩在主持乡试期间，一些名士常来拜见曾国藩，谈一些考试之事，有的还做学问上的切磋。其中一位叫汪增甫的人，把他写的《不动心赋》交给曾国藩，说“请中堂赐教”，曾国藩连说两声“拜读拜读”，就将它放在桌上。
白天时曾国藩忙于公务，晚上回到书房时，才有时间拿起汪增甫的《不动心赋》看了起来，当他读到“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时，猛然见到旁边有人批了几行字：“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曾国藩一端详，知道是自己的部下赵烈文的笔迹，于是命人去找赵烈文。赵烈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地叫自己来，一听到曾国藩只是问《不动心赋》上面的字是不是自己批的，就觉得太小题大做了，爽快地承认了。曾国藩拉下脸问道：“汪增甫是江南头号名士，你怎能在他的手迹边批上这样不客气的话？”
赵烈文不服气地说：“我看这个头号名士是个口是心非的假道学，有意刺他一下。”曾国藩一听，严肃地说道：“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不能坦白，我亦知之，还要你来提醒吗？汪先生几十年来周旋于官绅之间，靠的就是这种虚名假学。你如此不礼貌地揭穿他，坏了他的名声，损了他的形象，他不恨死了你？他有不少朋友、弟子，这些人都会成为你的对头。说不定日后的杀身之祸，就埋在今日这几句打油诗里。”
赵烈文听后，脸色一下子变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曾国藩说道：“明天他一定会做出一副讨教的样子，来接受我对他的称赞，然后再把我的话拿出去四处吹嘘。我早知他的用意，心中虽极不情愿，但又不能得罪他，我要靠他这种人来争取江南士子呀！可惜，我明天不能在这页纸上批字了，只得另写。”
区区的几行批注的字，曾国藩都如此小心处理，可见他是多么谨慎从事了。可以说，“慎”的思想贯穿着曾国藩的一生。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中“慎”的思想的缘由。曾国藩曾经说过：“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也因此成为了官场上的“常青树”。一个人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必须学习曾国藩的这种谨慎，做到“防患于未然”，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这样才有机会成为“常青树”。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曾经说过：“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也就是说，做官的人，一身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不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