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以美丽心灵与人生博弈
佚 名
2002年，一部名为《美丽心灵》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风靡全球，该片以美国数学家纳什的生平为基础加以改编，当观众被影片中所表现的爱和美丽心灵所打动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个孤独的老人也逐渐走入世人的视野。
约翰·纳什1928年出身在美国一个军人家庭。十四岁时，他的数学天分开始展现，由于他的存在，使教他的老师都产生受挫感。纳什二十一岁博士毕业，他的关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在当时被看成游戏之作不入主流。此时的纳什对名利表现出无足萦怀的态度。别人常常请他解决数学难题，题目破解后，有些人却以此作为自己的成果来发表，当朋友气愤地建议纳什诉诸法律时，他总是一笑置之——解出难题是最快乐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纳什已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了，还被《财富》杂志推举为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就在这时，不幸降临，他患上了强迫性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困扰了他三十年。此时，母校向他张开双臂，特意留出一个闲职让这位昔日的天才有个栖身之地。于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怪异的“幽灵”喜欢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多年来，纳什的经济来源就是从母亲临终前替他成立的信托基金中每月提取四百多美元。他的妻子艾利西亚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直陪伴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奇迹出现，数十年后，纳什终于康复，由“疯子”变回“天才”。 上帝也最终眷顾了这个“怪人”。随着商业竞争时代的到来，纳什五十年前所作的博弈论一下子成为与市场联系密切的显学。纳什也因此进入诺贝尔奖评委的视野。为了验证纳什是否已经痊愈，诺贝尔委员会特意派代表访问他，当该代表向纳什委婉地表达他已被“考虑”授予诺贝尔奖时，纳什坦率地说：“我想您来这儿是想看看我疯没疯，如果我疯了却得了奖，肯定会把你们的事儿搞砸。”接着他又认真地说，“在你们看来我疯了几十年，我却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而已。”
1994年，纳什与其他两位学者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到奖金的纳什对记者说：“我相信有资格申请信用卡了。”当被问及得奖对他的生活有何影响时，他说：“我现在可以去咖啡馆了。”纳什把奖金(3人分享后已经不多)一部分还了债务，一部分买了基金，然后就去资助那些贫困的研究者。他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亚依然照顾着他。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天落日的余晖下仍然可见纳什散步的身影。对纳什而言，自己仿佛在与上帝进行一场人生博弈，用半生疯狂的代价获得暮年的声名，两者毫不亏欠，恰如博弈论中著名的“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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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丽的心灵成就了纳什辉煌的成就。
这美丽的心灵不仅仅是纳什自己的，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和那些尊崇他的同事。就是这些充满爱的心灵，帮纳什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宁静淡泊和执著奠定了纳什成功的基石，因为没有了纷繁喧嚷、明争暗斗的搅扰，唯有对挚爱和痴迷的事情的执著和不言放弃。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美丽心灵。
◆博尔赫斯的梦与爱
潘能军
阿根廷一代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他永远生活在一个迷宫里。他以不可思议的想象创作了大批的小说和诗歌，在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晚年的博尔赫斯是不幸的，双眼趋于失明，他九十余岁的老母亲既做秘书又当护士，继而又不得不担当起他的文学代理人和巡回大使。自始至终的母爱使博尔赫斯获得了力量。六十余岁的他在高龄的母亲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母亲听写他口授的作品，并用英语和法语读书给他听，这一切都像是一位母亲在帮她的儿子做家庭作业。博尔赫斯和母亲长久地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好像曾维系他俩的脐带从未被割断过。但时光在流逝，他们都衰老了。
博尔赫斯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禁欲者，他终生爱过一个女人，并且他为她等待了三十年，这个女人名叫埃尔莎。那时，博尔赫斯二十七岁，埃尔莎十七岁。但她对当时这位年轻而腼腆的诗人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浪漫史如昙花一现。埃尔莎后来嫁给了十九世纪阿根廷一位著名作家的后代，但这并没有改变博尔赫斯对她的恋情，三十年后，埃尔莎的丈夫去世，博尔赫斯与埃尔莎重逢，并很快就决定结婚，母亲提出了反对意见，博尔赫斯不顾母亲的反对，固执地履行了婚约。母亲知道，儿子坚持的事情是不可动摇的，年迈的母亲还是参加了儿子的婚礼。
然而用三十年等待的一个梦，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婚姻生活持续不到三个年头，博尔赫斯就毅然带着一千五百册的藏书离开了埃尔莎。他对这短暂的婚姻长久地保持着沉默，许多年后，他才打破了保持沉默的戒律。他对好友说，他在埃尔莎的身上发现了一桩奇事——她从来不做梦；而埃尔莎指责他是个顽固的单身汉，没有一点婚后的生活经验。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指责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博尔赫斯而言，他的“发现”肯定有其更深的含义，他没有从埃尔莎的身上得到他所梦想得到的东西；而早已与梦想无缘的埃尔莎已与老妇人无异，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可见博尔赫斯是个怎样的老顽固了。如果你知道他是个终生与梦想为伴的诗人，对他的“顽固”就会充满同情和理解，并且你还会觉得他顽固得十分可爱。
从那以后，博尔赫斯再婚的念头永远打消了，他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为双目失明的儿子的独身处境忧心忡忡，因为，她的身体一天天地衰败下去。九十九岁的母亲终于熬到了生命的尽头，同样衰老的博尔赫斯僵立在母亲面前，泪流满面……晚年的博尔赫斯非常伤感，尽管有不少的朋友和亲眷，但他仍然感到极度的孤独。那时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文学上独树一帜的成就，并没有安抚他孤苦的心灵，失明把他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他说：“我既已失明——失明是孤独的一种形式——我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便是独处的，为了使自己不觉无聊，我就构思小说和诗歌。如果有人来看我，我就让他听写这些作品。我没有专职秘书，因此我的客人不得不记录我的口授。”
博尔赫斯虽然是个婚姻上的失败者，但他具有一种博大的爱，明智的、丰富宽广的爱。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许多年间，我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同样可以说：“几近无限的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彻底拥有一位恋人时，就有理由相信，普天下的恋人其实只有一个。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之恋，纯粹之爱，其坚定性是不容改变的。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爱你只能去梦想，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女人（男人）能集中所有女人（男人）的优良品质。
晚年的博尔赫斯心境变得十分澄明，至死也与梦想为伴。他用梦想筑起一座文学的迷宫。这里，时间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那是因为忽然有人从外面闯了进来，而那人仍在时间里，博尔赫斯并不为之所动，失明使大脑的空间无限扩大，这里充满了宇宙的奥秘，充满了奇巧的故事和包满整个人类文化的诗歌，除了想象之外，周围是一片沉寂。这就像他内心的爱，已不具有纯粹或简单的个性，几乎与大海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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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将爱转移到对所有人和可爱之事的时候，这种爱便成为了一种永恒。
能扛得起孤独的人，内心都有着强大的动力，不是吗？博尔赫斯一生都在深深地爱着，如梦一般地爱着。他爱得深沉、执著、无悔，失败的婚姻恰好印证了他对爱的坚守和执著。
一个人的生活观念可以影响人的整个生命，只要追求健康向上的灵魂，那么一生便是意义非凡的。
◆这就是我的母亲
马克·吐温
我的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是在她八十八岁那年去世的。这对于一位四十岁时就身体纤弱、被公认有病疾在身、注定不久于人世的人，是难得的高龄。但是一个病弱的人，只要忘掉自己，对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感到热烈而顽强的兴趣，就像我母亲那样，一生不知愁闷为何物，对于病魔却是一个劲敌。
她的心胸开阔，无论谁的悲伤与欢乐都容纳得下。她的一个邻居永远忘不了她听到镇上出了一件事故后的反应。一个骑马的人由于一条小牛闯到面前而被摔下马来当场丧命，他讲完了这个消息后，我母亲真心关切地问道：“小牛怎样了呢？”她倒不是对那个人的死无动于衷，而是对小牛也关切。
对于最粗暴的人或动物，她都能找到一点借口予以原谅，而且照例爱他们——哪怕她得编造一点借口也成。有一次我们诱骗她，使她替魔鬼也说了一些好话。我们这几个预谋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咒骂魔鬼，恶狠狠地骂个不停，直到把母亲引进了圈套。她承认我们的指控是有道理的，但是那魔鬼就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吗？
母亲说话从不用大字眼儿，但是一旦激发了她的同情心和义愤，她可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口才的人。那时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汉尼拔镇上一个人那里雇来的小黑奴。他是被人从马里兰州他家里带走，从半个美洲大陆以外带到这里，然后卖掉的。这孩子一天到晚总是唱歌，吹口哨，又喊又笑。喧闹的声音让人心烦，有一天我发了火，怒气冲冲地找到母亲，跟她说，桑迪已经足足唱了一个钟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妈你能不能让他闭上嘴，母亲眼里含着泪说：“可怜的家伙，他能唱就表明他没有想家，这就使我心情舒畅；可是如果他一声不响，我就担心他是在想心事。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的妈妈了；如果他还能唱，我觉得那是万幸的事。要是你年纪大一点，你会明白的，那孤苦伶仃的孩子的喧闹声会使你听了高兴的。”
所有不会说话的动物都有我母亲做它们的朋友。被人追赶的、狼狈的野猫一眼就认出她是它们的庇护人和保卫者。我们家一度同时养了十九只猫。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它们都是不幸的，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坐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膝上抱着一只猫，但是她愤愤然矢口否认她爱猫胜过爱小孩；不过她常说，猫有一个优点，你抱腻了的时候，总是可以随时把它放下。
我小时候像任何一个小男孩一样讨人嫌，有一次一个邻居问我母亲：“你也信这孩子的话么？”“他是真话的源泉。”母亲回答说，“但是你不能用一只桶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泉水都打上来。我知道他的底儿，所以他也就从来骗不了我。我从他说的话中扣除90％的添枝加叶的话，剩下来的就是完美宝贵的真话，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母亲害怕蛇和蝙蝠，我便把它们藏在衣服口袋和针线筐里；除此之外，她是完全无所畏惧的。有一天，我看见那全镇无人不怕的科西卡恶汉手里拿着一根粗绳，追赶他那成年的女儿，扬言要在她身上把粗绳抽断。谨小慎微的男性公民们都给他让路，可是我母亲却为这位逃难者敞开了大门，等她进去，然后既不关门也不加锁，而是站在门口，拦住去路。那家伙诅咒、怒骂，还拿着绳子吓唬她；但她只是站着一动也不动，满不在乎，并且责骂他，羞辱他，奚落他，蔑视他，一直把他摆布得向她求饶，交出了绳子，同时骂了句亵渎神灵的粗话起誓，说母亲是他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自那以后，他和母亲一直是好朋友。他在母亲身上发现了他长久感到缺乏的东西——一个不怕他的人。
有一天在圣路易斯城，母亲出门走到街上，她突然向一个正在用重鞭柄痛打马头的粗壮车夫冲过去，从他手里夺过了鞭子，然后好好地规劝了他一番，使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承认是他的过错，而且自愿提出保证以后决不再虐待马了。
母亲活到偌大年纪，每逢有马戏班子进城，总要起个大早去看热闹。她最喜欢什么游行啦、演讲啦、开大会啦、营火会啦、福音布道会啦——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热闹，只要是证明不违背教义的她都喜欢。而且她对每次丧礼都必参加。她为这种爱好辩解说：要是她不去参加别人的丧礼，人家也不会来参加她的。
八十二岁那年，当时她住在基奥卡克镇，不知什么缘故，她执意要去参加密西西比河流域老移民的年会，一路上，虽然路途遥远，她却兴高采烈，青春焕发。她一到旅店就说要找圣路易斯城的巴雷特医生。人们告诉她，巴雷特医生已在当天早上动身回家，而且不再回来了。母亲转过脸去，满腔的热情全然消失，她要求回家去。回到家里，她静坐沉思了好多天，后来才告诉我们：她十八岁的时候，真心实意爱过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那学生便离开了当地；她也就立即结了婚，想让他看看她才不在乎哩。从那以后，她一直没有见过他，后来她在报上见到一条新闻，说他要参加老移民年会。“咱们到达那个旅店时，他走了不过三个小时。”她感伤地说。
这一感情重负在她自己心里压了六十四年，而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察觉。那一年还没有到头，她的记忆就开始衰退了。她总是给已经死了四十年的老同学写信，还纳闷儿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回信。四年以后她去世了。
但是直到最后她那张嘴还很厉害。我早先一直听人家说过，在我出生后的头七年里，我是个主要靠药罐子过日子的病秧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问起她这件事，我说：
“我想您那时一定整天为我担心吧？”
“是呀，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是怕我活不成吗？”
回忆了片刻之后——表面上是在追忆往事——
“不是——是怕你活下来。”
简·兰普顿·克莱门斯的性格，既鲜明又可爱，在我的作品里作为汤姆·索耶的菠莉姑母的形象出现。我给她添加了一点方言；本来还打算设法美化她一下，但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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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乐观的心态，决定着人的一生是否快乐。面对繁琐的生活，如果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困苦也会在其中变得不那么难耐，相反，如果内心充满消极悲观，那么，生活就注定会充斥长吁短叹，变得苍白黯然。
抱怨不会改变什么，唯有乐观的阳光才能够驱散生活的阴霾，带给我们充实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