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探究如何超越生死的途径上，庄子与宗师老子略异其趣。老子认为，人如果不在乎生，反倒能全其生。生贵乎自然，贵乎与道同体。人如果改变了道原初的面貌，则无异于加速死亡。“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植物在生发之初，都很柔弱，但却生机盎然，待到它们高大茂盛之时，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一切强盛的事物，都正在离道而去，也就为时无多了。所以老子主张回到事物生发之初的状态，即柔弱的状态。因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则事物的本源当溯归为一；万物归一，可与道同体。故老子提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得一的结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老子·二十二章》）——委屈、压抑、卑下、朴拙、少索取，结果可能得到保全、伸张、充实、生机和额外的赐予。
老子之所谓“抱一”，和他所说的“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就是通过得道而超越生死，达于“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庄子之“生死齐一”，同样追求“一”的境界，实际上这正是道家对生死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死亡的审美观照。
道家通过对生死的探究，进而将人性引入自然之境，力倡人之天性伺服自然。伯乐以精于相马而得意。然而，为伯乐“相”中之马却大不幸！千里马所以能千里，乃是自然赋予它的本性，并非为方便人役使。伯乐相马，实则害马——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庄子·马蹄》
马以其蹄跑雪踏冰，全身披毛挡风御寒；渴觅甘泉，饥寻茂草；有敢犯者以后腿尥蹶子自卫。这就是马的自然天性。不幸的是马被豢养起来，纵有高楼大殿，马并不喜欢。更不幸的是伯乐出来说：“我的专长是收拾马！”于是马开始接受准备阶段的整治：烧烙杂毛，修剪鬃鬣，削足钉掌，火印打号；安笼头、衔嚼铁、系缰绳；捆扎背、胸、腋、腹、臀。之后，拖入马棚关进槽枥……经过这般折腾，约占二三成的马匹，因为傲岸不驯而被收拾致死。其后进入第二阶段强化训练，结果在耐饥训练中饿死一批；在耐渴训练中又渴死一批；训练长时间快速奔跑，累死了一批；快跑中再令其突然加速，又暴毙了一批。这尚且未完，一些天性难抑的不良分子被称作害群之马，当众屠杀以儆效尤。如此一来，马之死者已过半数。有少量侥幸“毕业”者，从此嘴里横卡着嚼铁，刺唇硌牙；浑身上下绳捆索绑，任由鞭打……
这还是不是漠北草原上那引颈嘶鸣的自由之马？
人与马无异。如果人汲汲于功名，胶胶于生死，有太多追求，有太多向往，势必心为物累，伤身害命。一个声名富贵毕于一身的人，也就是一匹披挂着华丽鞍鞯的驯马而已；一个与自然相抗衡，实现抱负、有所作为的人，也就是自取败路、追求速死的人。“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一再强调盛势有力、功勋业绩，对性命乃是最大威胁，如欲珍惜性命，全生以避害，则应“安时而处顺”，做到顺乎自然，无为而不争。唯有如此，才能远离死亡的威胁。《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意谓身归自然，无所欲求。如果连“身”都没有，纵使黄金的鞍鞯笼头，于我又往何处披挂呢？故而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唯道是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抱慈守拙，不出风头。即使一不当心闹了个荣华富贵，也当功成身退，赶快回归自然状态。对于老子主张“无为”、全生以避害的观点，庄子论证说：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骈拇》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追求目标不同，但其害了自己性命则毫无二致。有鉴于此，庄子主张，人应当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中彻底超脱出来，不为物累，亦不为形骸智巧所累。超脱，则心性可以甘于寂寞，恬淡而无为；无为则无忧，然后清虚近于道……庄子同样重视生命，力主全生避害。他认为，人生应当是这样一种状态：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庄子·刻意》
庄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生由自然，死随物质变化。静似阴柔，动如流光。不预先祈福，不为祸肇端。有感然后回应，见迫而后动作，因不得已事方兴发。去机巧、顺自然。庶几无天灾，无身外羁绊，无人非议，无鬼神见责。生时如同浮沫，死去恰似安息。无所思虑，不必谋划。闪亮然而不刺眼，信实但无待外求。睡觉不做噩梦，醒来亦无忧愁。心灵单纯，精神不疲。清虚恬淡，与自然特性相合……
安时处顺、自然无为、清虚自守、全生避害，成为道家倡导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究其要义，在与自然归一，在对现世的超越，以此升华自我，齐于天地，齐于自然，齐于宇宙。不仅如此，道家还以其对社会、对儒家“入世”与“进取”的批判，为失败者开辟出一条“出世”的回归坦途。针对儒家推崇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老子严厉地批判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三十八章》
任何时代，如果社会竭力提倡什么东西，那恰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儒家所提倡的东西，都是大而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老子希望看到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个社会“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交通工具，但是人们却不太需要；有军队，然而派不上用场，甚至这个社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概言之，这个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安居乐业，不愿迁徙，所以舟舆无大用；人们淳朴无欺，无为不争，所以用不着武力；日子过得恬淡寂寞，因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个不文饰、无智巧的社会，靠无为而治。老子切齿痛恨的是暴力，是那些为建“文治武功”而伤民的当政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尤为激烈。儒家轻死，庄子重生；儒家动辄以死抗争，庄子认为死得愚蠢——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
——《庄子·盗跖》
伯夷、叔齐，算得上世所称道的贤士了，他们却放着孤竹国的国君不做，跑到首阳山上饿死，连尸骨都不能入土。鲍焦抨击世俗，为标榜清高抱树而死。申徒狄因为君主不听劝谏，愤而背着石头跳河，喂了鱼了。介子推忠至极点，连自己大腿上的肉都能割给晋文公吃，文公还是疏远了他，介子推因而自焚。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而大水来了，尾生抱着桥梁柱不走，为一个信字而淹死了。此六人，与被杀的狗、淹死的猪、讨饭的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为名而死、不顾根本不惜性命的人，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崇……
在道家看来，生死苦乐全在乎依违自然。依从自然，即获自由；违背自然，其苦不堪。南海神与北海神忽想报答中央陆地神混沌对他们的善待，有一次他们聚在陆上，也就是混沌的肚子上商议说，人都有七个孔窍，用来吃饭、听话、呼吸、看世界，而混沌却没有，不如我们帮他凿出七个孔。于是他们在混沌身上一天凿出一个孔，凿到第七天，混沌死了。事在《庄子·应帝王》中：“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混沌之死，说明了“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而与忽虽然好心想帮混沌，最终却得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