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死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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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人:盘旋在死亡头上(4)

道家通过与儒家在持论上的对立,阐释了他们对生命、对死亡的不同看法。有些主张几至水火不容。正是由于其不同,因而存在着极大的互补作用,而两者在处处不同之外,却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整合为价值目标的相同——即对死亡的超越。

几千年来,中国士人总是以儒、道为其灵魂的两翼。在性情与处世态度上,随处可见儒、道气质。读书人在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时刻,乃儒家心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如若受挫失败,身居困厄,则幡然悟道,超脱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向往正义,一个追求自由。中国士人终其一生,或则先儒后道、先道后儒,或则儒道互参、亦儒亦道。东方朔为汉武帝宠臣,每以滑稽向武帝荐儒道,而其人却道家风骨,声言他是“避世于朝”——为躲避俗世而隐居在朝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采菊东篱下”,喜欢“悠然见南山”,但他毕竟也出来做了一回小官,有过“用世”之经历。特别是在性命攸关之际,儒、道往往同时毕现。比如——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待争劫竟,乃敛子纳奁中,已毕,徐言“奉敕见赐以死”。因出敕示客而举赐鸩,反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遂仰饮而绝……

——《初潭集·师友》

宋明帝刘,南朝恶名昭彰的暴君。因为忌惮母舅王景文权重位高,所以逼王自己了断。敕令是晚上送达王家的,其时王景文在跟朋友下围棋,棋局正逢“打劫”,一子之争而双方你来我往,欲罢不能……王景文看过敕令之后,塞在棋盘下面,继续他的“劫争”。终于见出胜负,结束棋局。王将黑白棋子分别盛入匣中,收拾停当之后,才淡淡地对朋友说:“刚才接到赐我死的敕令。”王让朋友看那敕令,同时斟满了官家附送的剧毒鸩酒,举杯抱歉地对朋友说:“这酒我不能劝你饮。”接着一仰脖子,尽饮而死。

王景文,崇儒耶?奉道耶?

石崇与潘安仁为孙秀构陷,同日受死,相遇刑场。一个富甲天下,一个盖世风流。石崇调侃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潘应声答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英雄被杀,你来干啥?这边回答说:天才倒地,波及俗人。死到临头了,两人还像刚洗过桑拿,躺着品茗闲话。没有一肚子诗书和一辈子的彻悟,何来如此神韵?

这种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人格,频见于后世文人中。明季儒者罗伦曾大言曰:“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唯圣贤乎!”正可见一斑。

金圣叹,江苏苏州人,明末秀才,一生以读书著述为务。满人入主后,金对时政多有讥刺。清顺治帝死,大臣设幕哭临;金集合儒生百余人赴孔庙行哭,上揭帖请逐酷吏任维初,实则抒发亡国之恨。事觉被捕,同年底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哭庙案中同斩诸生共十八人。圣叹狱中有言:“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以此观之,金纯粹一儒生。但其博览群书,绝意仕进,生性狂放不羁,似又宜作道家论。传言圣叹遗书中有云:“花生米与茶干同啖,有火腿风味。此法若传,我死无恨。”

滑稽突梯,更何来杀头之痛?可以说,在面对死亡时,儒家帮助人体验崇高;道家则帮助人感觉自由。

泰戈尔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南亚次大陆,正是一块不断产生辉煌,又不断埋葬辉煌的地方。它先是以印度河流域的灿烂文明令后人魂牵梦萦;接着又出现了伟大的吠陀——婆罗门文化。当历史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这两者都已悄无声息地隐没了。代之而起的是照亮世界的佛光——佛教文化。然而自佛踏上世界旅途之日起,它在印度即淡漠以致完全消逝……

佛之东渐,当在后汉之时。跟佛诞生的环境一样,其时华夏充满了离乱忧思。饥馑与杀戮,战祸与瘟疫,轮番发作在中原大地:黄巾起义、董卓酷政、高平陵屠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致使生灵涂炭,民有倒悬之苦。人自作恶,则诉之鬼神,志怪小说因而滥觞于两晋南北朝;鬼神不应,则反求诸己,禅心玄谈因而风行于士林百姓中。佛说,人世乃大苦难,人由于“无明”(不觉悟)而不能脱离苦海。弘扬佛法即是解脱……于是皈依者日众。

综观整个佛说,根本要义在“了生死”和“入涅”。生死所以为佛家“大事”,乃由于生与死是人生一切苦难的缘由。以佛法而论,人之生、老、病、死、恩怨相会、所求不得、穷、灾、祸、乱,诸般痛苦都由“生”而来。有生必有死,必有死后的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在这片苦海中沉浮漂泊,孤苦凄惶,无所凭依,找不到一块可以永驻的安乐之境。佛祖释迦牟尼曾将人世之苦,列于四大真理之首: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以人世为一大苦海,世界是苦集之场,众生不能安乐,为无常患累逼迫。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欲断除诸苦,唯生死能了;生死未了,忧悲苦恼哪能得了?因而佛高悬“了生死”这一宗旨。

人生诸苦缘何而起?据佛说,有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死。《阿含经》反复论证一偈:“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其中“此”即是“因”,“彼”即是“果”。任何现象,皆由内在作用(因)与外在作用(缘)结合而生。十二因缘按排列,呈循环的因果关系,每一条既可是原因,又可是结果。如“无明”(无知,不明佛理),是“行”(个人意志行为)的因;“取”(追逐)是“爱”(贪欲)的果。若要脱离死亡,先须脱离生存;欲求了悟,先脱“无明”。这便是所谓集谛。

解脱之道是为灭谛。肉体解脱的途径是死亡,而死与生相续——

前识灭已,后识生时,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傍生、饿鬼、地狱。大王:后识生时无间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异熟。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大王:当知前识灭时名之为死,后识餐起号之为生。大王:当前识灭时无有去处,后识餐起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空故。

——《大乘流转诸有经》

这是佛对摩揭陀国王就人死后的去向讲法:人临死时,最后一念意识灭后紧跟着就会产生下一念意识。就像生时前念灭而又生后念,其间不会停顿。死后意识相续而生之际,将受其生前行为之“因”所种下的果报,生于天、人、鬼、畜、狱五道中。尽管从今生中没有转移什么东西到后世去,后世的生命也并非今生的生命,但今生与后世之间,却有因果相续的关系。前念已灭,名之为死,后念续起,名之为生。生死相续的轮回,本性是空,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实受生死。为什么呢?只要你审视一下眼前念头的生灭——前念灭后到哪里去了?后念续起又从何而来?生死也是如此,当觉悟“空”的本性啊……

可见肉体之死与灵魂无关。灵魂在生死轮回中仍为十二缘起所困,若要灵魂脱离轮回,除非入于涅。涅,即是灭——灭生死之大患,灭生死之因果,无为空寂,灵魂达于冥然无形的超然状态、入于无境之境。东晋慧远和尚称此为“冥神绝境”。此境有常、乐、我、净四德,为极乐世界。关于涅,小乘佛教有“有余”、“无余”之说:“漏尽心解脱,任持最后身,名有余涅。诸行犹相续,诸所受皆灭,寂静永清凉,名无余涅。”(《本事经》)即是说,修行者已断除此生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但还依于宿世业报所由生的肉身,并因此而尚有小苦小不自在,此谓有余涅。已脱肉身羁绊,永享极乐,谓之无余涅。大乘佛教更于此两种外,有“无住涅”之说——

无住处涅,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轶翼,由斯不住生死涅,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

——《成唯识论·卷十》

大意是,得无余涅,而又超越其寂灭之境;以慈悲济众生,入生死不住生死,入涅不住涅,度化众生永无了期。

关于进入涅之法,早期佛说甚为烦琐,要求渐悟,修持过程中,有所谓八正道、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共三十七道品。其中如“八正道”有: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八正道要求修持者“正”自己的见解、思维、言语、行为、起居、意念和禅定……其烦可见一斑。

佛在中国历五六百年,完成了与华夏文化的整合,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在诸多流派中,以唐时慧能所创禅宗影响最大。禅宗的脱颖而出,正在它提出了“顿悟”,从烦琐冗长的修持中跳脱出来,将佛说化为人人都可了悟的道理:“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成佛之途,全在一念之悟;克服“无明”是瞬间的事情,此即“顿悟”。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

禅宗对生死的理解甚为明了,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性就是人之本性,明了人之本性即可洞见佛性。慧能说:“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禅宗认为,人能自觉把握生命的内在本体,就可达到成佛的境界,超越生死。只要“以无念为宗”,存于世而心不被外境所迷,“不于境上生心”,则“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此即佛境。

对于禅宗来说,人生固然也有生老病死之苦,但若不以此为苦,则苦无所生,苦海也就与“极乐世界”无差别,要有平常心。平常心即超生死之道心。

至此,佛学在中国已然完全汉化。从佛学登陆初期的形神之辩、薪火之喻等等玄思清谈,到隋唐时各宗各派对佛理佛法的深入探讨,佛学得以成为一门成熟的宗教。虽然佛教谈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最终它仍被导入了儒、道两家共有的价值体系——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