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同化。同化原为生理学概念，指食物在体内的消化过程。社会学上指不同文化单位融合成一个同质文化单位的渐进或缓慢的过程。在文化学上，同化是指属于不同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被融入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的过程。最常见的同化是以入侵方式为主的强迫同化。入侵者借助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入侵者。如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时期中对朝鲜等国家、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同化。强迫同化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接触方式，已经被人们逐渐抛弃。通过文化传播、通婚等方式进行自愿同化仍然是主流。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是移民。一个定型的文化群体或民族，整个迁入某一社区，与其他文化群体或民族平等聚居，迁入者将在很长时期内保留自己的文化，同化速度很慢。如果迁入者打破原来的文化群体，零散分布在各个地区，与其他民族聚居，他们将很快被同化。例如在美国，土著印地安人和数百万从世界各地到来的的移民，经过重新安置、学校教育及美国生活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两三代之内几乎完全被同化。从宏观的文化接触上说，不同体系的文化的同化只能是理论上的，彻底的、严格意义上的同化几乎不存在。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作为个体，或者作为小规模群体的文化同化。所谓“边缘人”、“陌生人、”“新移民”等对主流文化不愿意、不能够认同和同化的人，是跨文化传播重要的研究对象。
3.文化维模。作为文化的“自组织功能”，文化维模是指一种文化对自己文化模式维护的功能。这种功能使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中能够对异文化进行自我保护性的选择。当异文化有利于本文化的发展、稳定时，予以接受，从而发展和丰富本民族文化；当异文化损害甚至破坏本文化，或者文化主体认为威胁到本民族文化时，对异文化予以斥拒。因此，文化维模功能对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对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对外来文化的“筛选”；消极的一面是对跨文化传播的阻隔，使本土文化处于封闭状态和惰性状态。
作为一种监察力量，文化的维模功能积极或消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状况。当一个社会内部协调稳定，社会欣欣向荣，文化本身必然具有开放性，维模功能对外来文化则持积极态度，能够更多地促使社会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以适应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在一个社会内部运行机制已经失调，或者处于惰性的慢变状态的封闭社会里，文化的维模功能会对外来文化就会顽强地拒绝，文化传播就难以实现。维模功能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文化隔阂，使原有文化缺乏活力。这种文化隔阂的时间越长，它对文化交流，尤其是文化输入的制约性就越强。可见文化维模有一个文化价值评判，这个评判最终取决于社会主流文化对异文化的价值评估。中国历史上多次广义的西学东渐，是文化维模的典型。如汉代末年开始的佛教传入东土，到盛唐形成释、道、儒三教鼎立，使佛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内核之一；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两个时期之内，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结构。在这两个时期，文化维模的作用很不相同。汉唐文化被李约瑟视为中国人文历史的顶峰，根本地得益于汉唐的文化开放。汉唐统治者以空前的政治自信开拓文化疆域，开放意识形态，开放文化政策，开放社会生活，使汉唐文化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成就了光耀千古的文化伟业。清代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水准。同时，此时继承了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清初的时候，在许多领域里，一度将这种交流推向高潮。特别是在康熙统治时期。康熙所领导的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活动，几乎都有传教士不同程度的参与。但是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观点叫“西学中源”，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源头在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得越来越精罢了。这种思潮本质上是一种虚骄自大，与汉唐时期传统文化把西土的佛教改造为禅宗很不一样。因此，其消极影响后来越来越明显。到后来，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而兴起的洋务运动，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结果是甲午战争以后有识之士提出“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可以看出文化维模面临从消极态度到被彻底抛弃的趋势。
在跨文化传播视野中，文化维模功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双向性和价值评判，使它成为跨文化传播现象理性判断的一个焦点。
4.文化适应。与文化维模原理密切相联，文化适应反映了适应对方文化维模的一种选择性操作。文化适应是指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文化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的特色和接受能力。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半途夭折。如果说维模功能是受传文化对异文化传播的影响机制的话，文化适应便是传播者对受传文化的影响机制。
汉唐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佛教传入之初，由于儒学之尊，佛教受到排斥，甚至在法律上规定汉人不许出家为僧。面对中国文化的维模功能，东汉时，佛教是依附当时流行的道术存在和传播的。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伦理观念，印度教徒或以商人，或以欣赏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面目出现，高唱佛儒一家论，与儒家文化相妥协。在翻译经典时，凡涉及男女之间、家庭之间、主仆之间关系的内容，都有很大的改动，甚至关公也被拉入伽蓝殿。唐代许多佛教徒专门编造讲学的佛经，如印度佛教《孟兰盆经》，删略了许多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不相容的情节，结果讲得同中国孝经一样，在中国得以广泛流传。同上。如前述清代的文化政策，传教士也为了迎合“西学中源”这一说法，把西方代数学译为“阿尔热巴拉”或“阿尔朱巴尔”(AlSebm)，并解释为“东来法”，大得康熙赞赏。
文化适应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都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现象。比如在语言上，电脑在中国开始普及时，沿袭西方英文名称，简写为PC，即personal commputer，如果直接翻译应当是个人电脑，但多数被译为中文的“家用电脑”，也是适应中国以家庭为单元的文化习惯。
5.文化整合。庄晓东指出，整合原本是一个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后来引入其他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学科。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一种文化把异文化的要素，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根据自己的选择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文化整合的情况很复杂，美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把文化整合分为构型整合与主题整合、联系整合、逻辑整合、适应整合或功能整合、风格整合、调节整合六类。文化的整合功能使得文化变迁和发展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文化涵化是建立在整合的基础之上。文化整合的结果并非形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拆的整体，而是一种既融合渗透，又相互冲突，甚至并存不悖的松散杂陈但又非完全无序的复合体。
在同一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亚文化包括各种异文化现象的存在，导致主流文化不断地进行文化整合，以强化主流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旧文化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文化在新的基础上的重新整合。此外，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包括征服、同化等等，都是使整个社会的文化重新整合的过程。文化整合有其客观的基础和依据。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中华文化不是一种单一文化，而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兼容了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不同文化元素，而且还融合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这种整合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播的产物。正如Ｃ．恩伯和Ｍ．恩伯把文化整合定义为：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意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
7.文化增殖。庄晓东认为，所谓文化增殖是文化在质和量上的“膨胀”或放大，是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传播过程中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生成出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效率大大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文化传播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向东亚和东南亚传播中，与那里的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日语中的汉字、韩国国旗上的八卦图等等，均表明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增殖出来的文化内涵。然而，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是增殖的。唯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产生新的生长点，才会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从而保持自己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可见，文化传播为文化增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不是任何文化传播都必然导致文化的增殖。因为文化系统如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对异己成分有着强烈的拒斥反应。事实上，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识别、选择和消化“他文化”的过程。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文化，一种缺乏创新性的文化是不会增殖和再生的，这种文化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出局。
8.文化积淀。庄晓东说，文化传播使文化财富承接和传播开来，成为不断积累的文化遗产，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这种文化的承继和发展便是文化积淀。文化传播的时间越久远，文化积淀就越深厚。文化积淀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正如摩尔根所指出的，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还促成了许多文化圈的发展。在学界首先提出文化圈理论的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历史学派”。此学派产生于１９世纪末，其领袖人物是德国的Ｆ．格雷布纳。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历史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人类文化也是一次产生的，而且一旦产生出来，便向外传播。传播者的文化和受传者的文化通过交流结合起来，形成某种所谓的“文化圈”。因此，人们把这一学派称为“文化圈学派”或“传播学派”。文化圈范畴的设定以及对某种物质文化实体的区域性、稳定性、自足性和时空性的规定，是有科学价值的。斯宾格勒所说的“历史形态”的实质，就是把人类文化分为八大文化圈，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文化、玛雅文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西欧文化。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所描绘的37个文明圈，其实就是文化圈。我们看到，域内和域外、族内和族外的不同文化圈之间相互交流、碰撞以及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的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的积淀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由上一代将文化简单机械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历时性过程，而且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子的、共时性的创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