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承运大宗军公物资外，四川省办驿运也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着想，承担了部分商运。因军公运输，运价较低，有时甚至不及运输成本，再加之物价高涨，其收入连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所以四川省办驿运承担部分商运，以弥补其亏损。此从川东驿运区的呈文中，即可略知其承运商货的原因，据其呈文所转呈大竹段的呈文中声称：“据本段包运队队长赖伯飞等报告称：窃查月来物价高涨，生活奇昂，而储运局军米运价虽亦有增，但其数甚微，以此运夫终日辛勤，不得一饱，如继续承运军米，实无法维系，如无商货揽运，则自愿解散，是否有当，伏候钧长鉴核示遵等情。据此查该队长所称困难情形确属实在，职为维持运夫生活及本站营业计，于本月二十三日派由本站司事欧怀，在石桥乡揽有天生昌商号一部分粗纸承运，经商洽结果，其运价按照大竹川东分社与镛昌等公司现运一般市价，由石桥至渠县，照每百市斤运费壹佰元计算（包括装卸费在内，不另付给）。”在驿运中后期，物价高涨，揽运商货已成为驿运机构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途径。又如1944年7月26日，川东驿运区与布商张学明签订合约，承运张学明所购手织土布20吨，每吨每公里运价106元，装卸费每10公斤收取国币四角，由西溪铺运至万县城内南门口。
虽有如此多起商货承运，但四川战时驿运之举办，其侧重点则为政府战时运输发生困难之时，承担“战时”各类军公运输任务，承运商货仅为四川省办驿运因自身业务陷入困境后的应急之举，与政府举办战时驿运之初衷并不相符。
综上所得，四川省办驿运主要为粮运，其中包括军运之军米运输，公运之特种工程工粮，田赋征实后的部分粮食及成都市特约米的运输。由于粮运在实际运输中是军运还是公运一时难以区分，故在分析其物品运输结构时，根据其时相关人士的方法，粮食运输数量单独开列。钟古熙对从四川省办驿运开运到1943年底的驿运物品数量，予以统计：“计自开运迄三十二年十二月底共运出军需物资一百四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三吨，公用物资四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一吨，商品七百六十四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吨，粮食九百零九万一千二百一十五吨。”合计共22222833吨，所运军需物资占6.6%，公用物资占18.1%，商品占34.4%，粮食占40.9%，粮食运输量单独列出。
然而，单就1943年的运输物品比例，其时另一相关人士则认为：“四川省驿运业务，卅二年度仍以粮运为中心工作，其数量占全部货运百分之六十以上，深符中央倡导驿政安定民生之本旨。”粮运量占60%以上。但是，就自开运至1944年10月的四年驿运物品结构比例而言，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结论则是：“综计本处各线所运各项物品，粮食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六，其他公用品占百分之十，军用品占百分之四，邮件商品占百分之二十”。相互比较，这种结论也许更为可靠。
上述对四川省办驿运物品运输结构的描述，可显示其具有如下特点：（一）军运任务突出。蒋介石曾言：“抗战之胜败，不仅决于前方将士之战斗，而要看前方作战所需之一切补充与接济，后方之交通运输能否尽速源源赶上以为断。”地处抗战前后方冲要之地的四川省，其所办之驿运，承担军运任务在所难免。奉建支线专为第六战区的军运而设已显而易见，而为特种工程的工粮、工料运输，虽非为直接的军运，但也是在协助修造军用飞机场，为军事服务之目的甚明。此外，新渝支线的军米运输，田赋征实后的川西、川东驿运区的粮运也部分是为前线输送军米。（二）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色彩浓重。随着战事的延长，政府人员及大量难民涌入大后方特别是四川，必使粮、盐、布匹等生活物资消耗加大，加之日军战略封锁，物资来源锐减，因而物资逐渐紧缺，像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则更为严重，1940年3月成都抢米风潮即为明证。为稳定后方起见，国民政府逐渐关注大后方的生活物资供应，举办战时驿运即有此意。对于四川省办驿运，其运输任务之一，即是承运部分民用生活物资。如成都市特约米的运输，即为直接满足成都市民的生活所需，其他如盐运、土布运输等则不言而喻了，田赋征实之粮运也大部分是为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三）商运气息并不浓厚。虽有近20％的邮件商品运输，但邮件运输则由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与邮局签约承运，为公共服务性质。虽有私人信函，但省驿运管理处承运之邮件来自公用邮局，邮件运输也就属于公用运输，并不具有商运性质。退一步而论，即便具有近20％的商运，相对于近80％的军公运输，只近20％的商运已显得单薄了些。军公运输比例过重，所定运价又低，而商运比例不大，自然影响四川省办驿运机构的营运收入，经费开支难免不陷入困境，驿运机构的生存难免就不发生危机。
二、驿运物品的流向分析
对驿运物品的结构分析，是对四川省办驿运之物品的静态分析；下面则是对驿运物品试作一动态的考察，分析驿运物品的流向，以期获得四川省办驿运物品运输更全面的认识。
在四川省办驿运前期，“因川东毗邻战区，军运需要迫切”，最早成立的奉建支线，其主要任务为承运第六战区的军用物资，所运物资最初由奉节运往建始，其后延长驿运路线，运至湖北之恩施，再由恩施运往第六战区前线战场。考察该线物品运输，此线物品的流动方向主要为由后方流向前线。“二十九年十月因川东各地军米奇缺，仰赖川西供给”，新渝支线随即成立，承担军米运输，由各地收购粮食，集中存储于新都、赵镇、内江等地，再由此三处起运，经泸州中转沿长江直达重庆，再由重庆分发运往各战场，以供应前方将士的生活所需。虽为由农村运往城市重庆，但其亦是间接性地运往前方战场。渝广水陆联运线设立之初，其主要任务是为新津特种工程而承运四川省特种工程委员会的工粮，把广元至成都一线所产粮食运往新津。但该线更为川省水陆运输大动脉，川陕运输之“孔道”，其线“一方面使川西食粮源源东运，一方面沟通川陕，使陕西棉花、布匹大量输入”，所运物品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流动。渠万支线的设立，是为运输四川重要产粮区梁山及大竹一带的粮食，运输方向为万县，然后水运至奉节，再转运至第六战区，或者运往渠县，沿渠江顺流而下至合川，经嘉陵江水运至重庆。至于川西支线，则专为新津特种工程而设，其所运工粮，由邛崃、蒲江、崇庆、郫县、温江等地运往新津飞机场，以满足机场民工生活所需。
在驿运区时期，由于所辖线路众多，一一描述已不现实。川东驿运区的运输，则继续原渠万支线的运输，展开田赋征实之粮运，并揽运部分商货，以及特种工程的工料运输。运输方向上与原渠万支线有相同之处，要么运往第六战区战场，要么运往重庆，变化不大。川西驿运区的主要运输任务，则为继续以前新渝支线的粮运，由专为军运转为军公兼顾，另承担了特种工程工粮、工料运输，田赋征实之粮运，成都市特约米的运输等等，运输方向则为由各地农村运往成都及重庆或由各地运往特种工程工地。据川西驿运区所言，该驿运区“基本运输以粮运为主要，其次为煤糖及日用品等，计三十一年粮运，则有金堂至成都，什邡德阳广汉至赵镇，三十二年六月以后粮运，则有什邡至成都及赵镇，德阳至赵镇，新都至成都，温江至成都”，其中运往赵镇之物品，则为再水运至重庆做准备。此外，在四川省粮食储运局致省驿运管理处的代电中，对四川省办驿运中粮食流动的方向记载明确，据其声称：“据报贵处川西各站承运本局粮食，往往定而不运，必待有移时，始行发动，以致抢运失时，贻误陪都军民公食甚巨等语。查川西存粮亟待运济陪都，未容稍事延缓，务请严饬贵处川西各站。”虽然其意旨在于揭露四川省办驿运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也明确透露了川西驿运区所运物品的流动方向，指出其所运粮食为运往重庆，供“军民公食”。至于川西驿运区承担的特种工程的工粮、工料运输，由于资料的限制，其运输方向难以一一描述，概而言之，即为由各地运输工粮、工料至各个在修军用飞机场。
基于上面的描述，可见四川省办驿运物品的流动方向具有下述特点。
（一）物品流动单向性极为突出。所运物品基本上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后方流向抗战前线，很少见到有关物品运输由城市运往农村，前线运往后方的记载。虽然与抗战时期的战争环境有关，但另一层原因恐怕是国民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稳定，避免类似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的事件再度发生，而很少关注农村社会，所以物品流动单向性的特点也就折射出某些政治色彩。物价飞涨首先冲击的是城市，而小农自然经济下的农村所受影响并不大，所以国民政府难免不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在城市。因此，四川省办驿运之物品，除了运往前方战场之外，更多的则是为稳定物价而运往成都、重庆等城市。正因有此单向性物品流动，四川省办驿运的运输工具与动力的回空率极高，运输成本不免增加，这也是四川省办驿运连连亏损的一个原因。
（二）所运物品，粮食的流动量最大。如前所述，四川省办驿运所运物品的结构比例，在各种统计数据中，不管其粮运在运输总量中所占为40.9%，还是66%，都应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现就以全国驿运干线所运物品比例做比较，也许认识更清楚。
由全国驿运干线所运物品结构比例可见，虽仅一年的物品结构比例，但其2％的粮运，与四川省办驿运之66％的粮运比例比较，则可知四川省办驿运中，粮食流动尤为突出。究其原因，由于地处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因大量难民的涌入和政府机关人员的迁入而导致人口急剧增加，所以粮食需求即随之大增；前线屯兵百万，军粮需求相应十分紧急；四川地处盆地，相对同处大后方的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及新疆甘肃荒凉之地，粮产素来颇丰盛。粮食的需求点与供应点全都集中于四川，其粮运任务自必大增。因此，四川省办驿运的主要运输任务即为粮运，正如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所称：“本处历年业务均以粮运为中心。”四川省办驿运中，粮食的流动量最大，自在情理中了。
（三）物品流动中的线性运动与向心运动。四川省办驿运物品由周围农村流向城市，或以特种工程为中心，由四周各地把工粮、工料运往特种工程所在地，则是向心运动，例如川西支线，“本线以新津为中心，分至邛崃蒲江崇庆郫县温江等县，长二六三公里，唯一任务系承运新津特种工程工粮”，其后川西驿运区承担的成都地区特种工程工粮工料运输，其物品流动特征上也是如此。再是川西驿运区承担的田赋征实之粮运，特别是成都市特约米的运输，以及渠万支线、川东驿运区的粮运，都形成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向心运动。
四川省办驿运物品由后方流向前方，由川西流向川东，则为线性运动，譬如奉建支线，运输军用物资，由奉节经建始而至恩施，再转运至前线；而新渝支线则“因川东各地军米奇缺，仰赖川西供给”而承运川西米粮至重庆；渝广水陆联运线也为“使川西食粮源源东运”而设立，驿运物品流动中线性运动的特征也较突出。
$第三节 驿运运价及其与物价的关系
四川省办驿运开运伊始，即为驿运运价问题所困扰。驿运的顺利开展，必须确定合理的运输价格，以期收回运输成本，获得一定的利润，保持运输力的持久。然而，在抗战之特殊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办驿运又以“半工半义务性质”相要求，所定驿运运价较低，收回运输成本亦有困难，更不必论获得利润。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整个国家物力、人力的消耗已接近极点，物资匮乏，抗战大后方的物价节节上涨，在驿运运价方面又该如何应对？对于四川省办驿运而言，究竟是遵循交通部的意旨，采用对驿运运价限价的手段以期望抑制物价上涨，抑或是随同物价上涨，采取调价政策以能够尽力收回驿运成本，保持驿运事业的稳定发展？此为四川省驿运管理处面临的两难选择。本节即对四川省办驿运的运价及其与物价的关系，试作一点说明。
一、四川省办驿运的运价
蒋介石在全国驿运会议上指出，就驿运的性质而论，应为“半工半义务”的性质。蒋氏认为战时驿运之举办，“非普通商业机关可比，其一切人力兽力器材之征调募集，决不能专赖经费雇用，而应出于义务供应之性质”，所以不能“专用金钱作劳力的标准”。根据这一要求，在《全国驿运会议主席团报告书》中，对驿运运价做出如下规定：“驿运运费由各省参酌当地力价工具成本及有无回空损失等情形，自行按段规定，呈部核准，以每三个月呈请修订一次为限。”此一规定，驿运运价以“力价工具成本及有无回空损失”为标准确定运价，其主要是从驿运运输成本的角度来定价，不太考虑运输利润及其他因素。其后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业务科长胡国本即简洁为：“运价以运输成本为订定之标准。”总而言之，全国驿运会议对驿运运价的规定，基于抗战的特殊环境，强调运输成本，不太考虑驿运的商业利润，体现出战时驿运“半工半义务”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