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及其意义
由驿道和驿站构成的中国古代驿传系统，可喻为华夏文明体系的经络，于商周时代即已萌芽。据学者研究，甲骨卜辞中已多见“传”、“”等与驿传相关的文字，西周时期已有“周行”或“周道”通达四方，春秋战国时期，据史籍记载，“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已透露其时驿传设置的某些特征。秦汉之“驰道”制度，使驿传系统渐趋成形，至隋唐两宋，驿传系统基本完备。以后各代，承继了此驿传系统，虽有变革，但基本制度不变。综观中国历朝各代，其修筑驿道，设置驿站，建立驿传系统，最大目的为传送紧急军情，传递官方文件，辅之以迎送过往官员，运输官方物资，其功能逐步扩大，从而使每朝政府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无碍，军情政令能够及时通达。平民百姓，文人骚客也沿驿道运送物品，探亲访友，游览四方，获得各方面的交流。如此之驿传系统，真可谓“脉络贯通，声闻毕达”，华夏文明因之流布四方。
然而时至晚清，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忽遇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剧烈而又深入，不管是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设施的层面，还是从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层面去探视近代中国，其变化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多的变化之中，因受近代交通兴起的冲击，裁撤驿传系统也就在所难免。1906年，清朝政府更定官制，设立邮传部，“兼管船路邮电四政”，1911年，邮传部接管陆军部所管之驿站事宜，“裁驿归邮”已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13年1月，朝代更替后的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
当然，虽然官办之传统驿传系统实行裁撤，但在现代交通还来不及发展的西南西北等地区，以及其他广大农村地区，民间传统运输力量继续利用原有的驿道从事交通运输，其多少还延续着一些“裂变中的传承”；更惊奇的是，由于“历史的机遇”，传统也可能“回归”！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1840年以来的中国，受外敌侵略和国人反侵略的过程，其规模与剧烈程度逐步加大，其节奏感渐趋加快，至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国所受侵略及其反侵略的斗争达到高潮。在那血与火的抗日战争前期，日军侵占了交通较为发达的东北华北及其他广阔的地区，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切断了中国的出海口。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退守大后方；而日军出于军事政治目的，对中国抗战后方实行了战略封锁政策。相比东北、华北、华东及广州、武汉等地，后方的近代交通较为落后。比如抗战前夕，所谓“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竟无一寸真正意义上的铁路，两条出川公路也才刚刚修通。然而，战争需要后方有超常的运力，输送兵员、枪支弹药、军米军服到前线，支撑反侵略的战争机器顺利运转；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抗战后方，人口增加，粮食必然面临紧缺，调剂民众食米也必须通过大运输管道以济其事；另外，其他民用日常生活物资、国家进出口物品，也唯运输是赖。抗战后方的运输总需求与总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敌人封锁出海口后，完全依靠进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就极端缺乏；且其时虽玉门油田已产油，但产量不大，大部分汽油还得从国外进口，因而汽油供应渐趋紧张，致抗战后方的运输供给更为不足。面对如此困窘的运输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应时艰，比如加快修筑现代公路，疏浚河道，禁止汽车空回，使用木炭汽车等；并且开始发掘其他的交通运输资源作为补充，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由是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1938年10月，行政院召开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机械运力之不足”。1939年元旦，政府在重庆成立驮运管理所，统筹全国人力兽力运输，开辟驮运线路，以供军公商方面的物资运输之用。然而，大规模地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力量，则是在全国驿运会议召开之后，由政府主导的战时驿运。
1940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驿运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内“恢复”传统驿传系统之驿运制度，即“实行”中国传统的“驿站运输制度”，举办“战时驿运”。该会议就重建驿运制的组织、经费、宣传三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同年9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成立，全国驿运的重建、营运等事务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成立驿运管理处，专事省区内驿运事业的管理。其后，驿运总管理处开辟了数十条驿运干线，设立驿运管理与营运机构，开展驿运营运工作，各省亦开辟了几十条驿运支线，设立机构，从事驿运管理与营运业务。国民政府借用传统驿运的“分站递运”的运输形式，运用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以时间换空间，不求其快，但求其“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质，支援前线的抗战，力求保证后方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国民政府举办的“战时驿运”，是在恢复传统“驿运”的名义下展开的，其概念的界定，显然必须首先参照传统“驿运”之界说。传统所称的“驿运”，或称驿站运输，指的是传统驿传系统所承担的运输，即由政府设立驿站，修筑驿道，指派管理官员，征集驿丁，其功能包括信息传递和人员物资运输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递送官方文书、迎送官员往来、运输官方物资三个层面，因而其内涵较广。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驿运，借用传统驿运分站递运的运输形式，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和动力，展开战时物资运输和客运。虽然在战时驿运过程中也承运部分邮件，但其主要强调运输功能，信息传递的功能相对弱化，“驿运”的内涵相应缩小。与此同时，战时驿运又可从与近代交通方式相比较的立场来定义。其所指“战时驿运”，是除开如汽车、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工具之外的所有非机械力运输，如非机械力的木船、人力车、兽力车运输及人兽背驮。此外，在国民政府展开战时驿运的实际中，此概念外延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并逐步扩大的过程：最先的战时驿运仅指局限于利用传统陆运工具的陆运，然后扩大到水运，运输工具由板车、大车、独轮车扩展到木船，最后由运货到运人，即客运；另一方面，战时驿运最初仅指政府举办的驿运，1943年12月《奖励民营驿运事业办法》颁布后，民间传统运输也纳入战时驿运的范围，战时驿运几乎就等同于利用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的运输。战时驿运外延的扩大，也显示了国民政府举办战时驿运其政策上的某些变化。
全国战时驿运开办之时，正如蒋介石所言，其最初设想是“辅助”“机械运输力之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攻占缅甸，滇缅公路完全切断，油料及汽车零配件更为缺乏，驿运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在抗战期间，战时驿运发挥了近代交通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与国民政府的其他交通运输部门的运量比较，至1943年，驿运货运量吨数已居全国各交通运输部门运量第二位，次于铁路，远远超过公路运量吨数，延吨公里量上居第三位，次于铁路与航运，超过公路；而据1944年前四个月的统计，驿运运量吨数已跃居全国各交通运输部门之首，延吨公里量上居第二位，仅次于铁路。战时驿运已由最初构想仅起辅助运输作用，上升为与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同等的地位。其时驿运相关人士指出，驿运对抗战之贡献巨大，据统计，至1944年9月，其运输物资64000余延吨公里，节省汽油2570余万加仑，节省汽车共约8590余辆，节省经费每年约46000余万元。其所用总经费“比之历年用于其他交通事业之国帑，仅占百分之二”。
确实，国民政府战时开办的驿运，便利了军需公用物资的运输，为前后方的物资供应提供保障，方便了民众的流动，后方交通运输因运力不足而形成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节省了政府财力。因此，对在抗战时期发挥过如此作用的驿运进行全面研究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对国民政府所办战时驿运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难度却很大。因为战时驿运分中央举办与各省举办两个层次，对于中央为举办战时驿运而设的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的档案，本人查遍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主观上认为在此两个档案馆内极有可能大量收藏了此类档案，然实际却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一个全宗的收藏，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行政院档、交通部档等档案中，零星地收藏了一些有关驿运总管理处的宏观性资料，即一些统计数据和一些驿运地图，而有关该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经营与管理的微观性的描述性资料，比如驿运总管理处与上下各级的往来电文，该处的各次会议记录，组织机构的详细情况，驿运干线的具体运输经营状况，以及人事变更等材料，却无踪影。在重庆市档案馆，有关此类的档案更为稀少，仅在重庆市政府档、兵工署档、重庆市警察局档等档案中有少量的与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的往来电文，对于研究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简直无关痛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以实证为基本原则的历史研究，由于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档案资料的缺失，暂时已难以重建整个战时驿运的史事。
所幸的是，部分省档案馆却较完整地收藏了该省在抗战时期所办驿运的相关资料。其中四川省档案馆收藏了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一个全宗（全宗号：民132）184卷的档案，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公路局档案中有关该省驿运部分共有90卷档案，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驿运管理处档有一个全宗（全宗号：M88）20卷档案，湖南省档案馆收藏有湖南省驿运管理处一个全宗（全宗号：87）39卷档案，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公路局档中也收藏了福建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其他如湖北、广西、广东、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省档案馆，也收藏有该省驿运管理处的一些档案。
纵观各省档案馆收藏的该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量大而又较为完备，其档案从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成立一直到该驿运管理处结束，都予以收藏。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档案收藏的较为完整，为该省的战时驿运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因此，本人拟选取抗战时期四川省办驿运进行研究，虽有避重就轻之嫌，但也为符合史料实际状况的明智之举。
基于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档案材料为主的史料，考察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经营与管理，可以得知，四川省办驿运承担为前方的军米运输以及一段时间内全面承担第六战区的军运重任，同时负责后方特种工程的工粮工料运输，以及田赋征实后的粮运等等，且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上述运输任务。四川省举办的战时驿运，在抗战之特殊时机不失为必要之举措。因此，对四川省办驿运进行研究，既可窥视支援前线运输的实际状况，又可探讨为后方民用而设的驿运经营，对整个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事业可能获得一个管中窥豹式的理解。此即为本书的意义之一。
血与火的岁月，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甚至为国捐躯，守卫着西南、西北大后方及东南华中部分地区，其精神已融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然而，前方的抗战，缺少不了后方的全面支援。枪支弹药的及时输送到位，军粮军服等生活必需品的准时供应，无不有赖于后方的运输。选取战时驿运作为论题，以之为切入口，探讨民族抗战中，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后方如何支援前线，民众的爱国热情通过何种途径得以表现，民间与政府如何协调维系抗战大业等等，是为笔者阐论本题的初衷。
二、学术史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