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驿传系统的研究，白寿彝先生于1937年完成《中国交通史》一书，由商务印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整个中国古代驿传系统发展历史的著作，但论述略显匆促。楼祖诒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即致力于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探讨，其著作《中国邮驿发达史》于194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对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研究，论述较细致深入，史料也掌握得较充分。于省吾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一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对夏商驿传制度予以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中国断代交通史著作，该书史料充足，论述充分。此外，台湾赵效宣所著《宋代驿站制度》，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苏同炳的《明代驿递制度》，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等，分别对宋明清三代的驿传系统予以较全面的考察。
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驿运”，在抗战时期即已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当时交通部官员薛光前于1940年就发表了《新驿运运动》一文，提出了“新驿运运动”的概念，并对战时驿运的意义作了评估，这可能是最早对战时驿运进行研究的著作。薛氏在回顾传统驿运之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新驿运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探讨了推行“新驿运”的办法，并思考了“新驿运”的立法问题。但论述上显得过于匆促，有粗枝大叶之感。
其后龚学遂的《中国战时交通史》，俞飞鹏的《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其作者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对战时驿运有过一定的探讨。在龚著中，以1940年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成立为界，把战时驿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驮运时期，一是驿运时期。1939年1月至1940年8月底为驮运时期，此为战时驿运的初始阶段，因经验不足等原因，举办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自1940年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成立至1945年3月底止，此为驿运时期。龚氏对举办驿运的整个过程记述较详，但具体细节分析不够，没有进一步展开，仅为《中国战时交通史》之一章，论述显得粗略。俞飞鹏的论述，把战时驿运分为两个时期，自武汉广州沦陷到滇缅之战为第一时期，自滇缅之战至抗战胜利为第二时期，其论述过于简单，但记载了一些数据，史料价值较大。
1949年后，港台地区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问题，所做论述不多，具体的论述有洪喜美的《抗战时期四川之驿运》和《抗战时期西北之驿运》两篇文章，分别对四川和西北的驿运做略带概括性的探讨。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1949年后一段时间，大陆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发动与领导的战时驿运避而不论。1978年以后，学术气氛渐趋平和，学者心态渐为公正，对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的驿运事业，偶有论述，其论述散见于改革开放后各省交通厅主持所修之该省交通史中；而对此论域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应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刘东方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抗战时期的安徽驿运》，揭开了中国内地对战时驿运研究的序幕。1995年杨斌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驿运事业》，探讨了战时驿运组织的建立与变迁，驿运干支线的建设，营运业务开展情况，以及战时驿运的作用。1997年陈红民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着重讨论了战时驿运的兴办过程、“绩效”，并借战时驿运的经营来透视国民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上述两文，分别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察了国民政府的驿运事业，但论述仅及几个突出的问题，所论并不全面。此外，田霞、李建国、刘世茂分别探讨了陕西、甘肃、四川的战时驿运，描述了各省驿运的举办经过，经营状况，并对各省驿运在抗战运输中的地位予以分析。
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最近几年在刘世茂、谭刚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也提及战时驿运，但仅作小结性的论述，所述甚为浮浅；杜鹃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云南抗战时期的马帮驿运，但探讨的深入程度尚不足。
综上所述，仅就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而论，则只有洪喜美和刘世茂的两篇论文，及谭刚、刘世茂在其学位论文中略做的论述。其中刘世茂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利用了四川省档案馆的材料，论述上较为客观，该文探讨了四川驿运兴办的历史背景、四川省政府发展战时驿运的政策与措施、路线的开辟，及其对抗战的实际贡献等等，但其论述比较粗浅，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因此，对抗日战争时期驿运事业的探讨，不管是就整个国家的层面，还是分省而论，都不够全面深入，至今没有此方面的专著诞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现状，也照样如此，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关四川省办驿运档案材料比较丰富，所以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完全可作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既涉及历史学的范畴，又与运输经济学有联系。所以在研究实践中，尽量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以运输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对具体的驿运经营进行分析，并且尽量做到将其理论方法不落痕迹地融入历史陈述中，同时注意其使用的限度。限于学科界限的制约，笔者不敢奢望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经营予以全面分析，但也努力参考了几本经济学的论著，企图能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经营寻求一个更深入的看法。
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西方，兰克（Ranke）即提出了“如实直书”的口号；在中国，傅斯年深受兰克史学观的影响，秉承中国乾嘉学派的家法，极为简洁地概括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著名命题。虽然他们的说法有所偏颇，也招致了批评，但强调历史研究的实证精神却是无可否认的。现代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其弟子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所写的序言中说：“我只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实证研究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青年史家茅海建在其《戊戌变法史事考》的自序中也有一段值得深思的肺腑之言：“在不可靠的‘史实’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抵触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握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这是一个史学家的深切体味，其中流露出因史学界对历史实证原则坚持不够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切中了历史研究的现状，也点出了后现代主义者质疑历史客观性的一个原因。史实重建，求真求实，这是史学赖以存在的基石；史学工作者只有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历史，诠释历史，才有可能不断接近历史的客观真相。
当然，史学研究中，史学工作者的“想像”也是必要的，柯林武德反对那种“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学研究，认为“史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他说：“那就是发现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于权威的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
但是，这种“历史的想像”却有一个限度，也就是必须建立在基本史实基础上，“我们问一项历史陈述是否真实，也就是指它能否诉之于证据来加以证明”。余英时也强调，“历史学家所构成的历史景象必须获得证据的支持。无证据可依之景象，无论其如何生动，都是虚构（fiction），也许有艺术上之价值，但绝无史学上之价值”。
因此，本书写作十分重视上述原则，以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为根本，试图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这段“史实”。同时，在构建这段史实时，试图运用运输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就实际经营状况中物品结构及流向，运输过程中的管理，运价与物价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将尽可能地体现在史实的陈述中。
本书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拟分为如下几部分进行论述：一、抗战时期政府举办驿运的酝酿过程，这部分追溯了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发展历程，阐释其功能，回顾传统驿传系统于民国初年被裁撤的历史，探讨抗战时期政府恢复传统驿运制度、举办战时驿运的原因与经过；二、四川省办驿运之概况，首先对四川省传统交通运输和近代交通兴起做简要陈述，然后阐述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成立的过程及其组织构成，再分三个时期陈述四川省办驿运所开辟的线路及其经营机构的设立：驿运支线总段的设立及其线路分布、驿运区的设立及其线路分布、后期的发展，以期对四川省办驿运获得一个略带概括性的认识；三、四川省办驿运的设施及制度建设，探讨驿运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及驿运经费的筹措与收支状况，同时，对驿运干部的培训与管理，驿运运夫的征雇，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兽力的征集进行陈述与分析；四、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经营状况，具体描述驿运运输类型与运输形式、驿运运输物品结构及流向，对驿运运输过程中的管理和管制民间传统运输力量予以陈述，并对驿运运价及其与物价的关系进行探讨；五、讨论民间力量参与战时驿运的史事，四川战时驿运必须以民间力量的参与为基础才可能发展，但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经营驿运过程中又存在矛盾，本书在此部分分析了其矛盾形成的原因；六、对四川省办驿运进行历史性的检讨，分析四川省办驿运的特点，并力求对战时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意义作出评价。
本书的论述主要以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并运用民国有关战时驿运的期刊、书籍相佐证，同时参考最近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达到还历史本来面貌之目的。在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着一批有关四川省办驿运的原始档案，共184卷，笔者采用复印与拍照的方式，全部予以收集。这批档案保存完整，展示了四川省办驿运从设立机构举办驿运到最后结束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了省办驿运的设施及制度建设、实际经营状况及民间力量参与的具体情况，这是本书写作能顺利完成的主要史料。另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笔者找到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在交通部档、行政院档中保存了有关战时驿运的地图、统计数据等史料，可为四川省办驿运研究建立一个宏观背景。在重庆市档案馆，也有少量的相关资料散见于一些全宗中；在重庆市图书馆，笔者找到了两本与四川省办驿运密切相关的小册子，一是1941年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川驿运》，一是1943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编的《四川的驿运》，都是其时历史参与者留下的记录，虽然难免其中有历史参与者的主观情感，但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驿运的期刊，当时即有由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主办的《驿运月刊》、《驿讯》两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及重庆市图书馆，都有收藏。这两种期刊，对战时驿运的记载较详，有时人的议论，有对实际经营的记录和相对全面的统计数据，参考价值较大。另外，本书参考的报刊还有《交通公报》、《交通建设》、《交通月刊》、《四川经济季刊》等多种民国期刊，及《新新新闻》、《大公报》、《新华日报》（重庆版）等民国报纸。其中，《交通建设》第一卷第八期为驿运专号，《新新新闻》有定期的驿运专栏，其史料价值较大。上述期刊，在《驿运月刊》中有陈筑山所著的《四川省驿运之概况》，《驿讯》中有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年来的四川驿运》，《四川建设》中有王余杞所著的《四川两年来的驿运》，《四川经济季刊》中有钟古熙所著的《四川的驿运》等等。这些资料，可与档案资料互相参证，能更清晰地再现历史的原貌。
此外，民国去今不远，当时的一些历史参与者留下了一些有关驿运的回忆录，可为研究驿运提供具体而又生动的记录。如马廷璧、徐智等人，直接参加了其时的驿运工作，文史资料收集了他们的回忆性文章。其中马廷璧的《云南战时驿运》、《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驿运纪实》，徐智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星星峡至哈密的公路上办驿运站经过的回忆》，具体记载了他们参与战时驿运的亲身经历，虽所记录的为云南、新疆驿运，但也颇具一定的参考价值；冯天爵的《四川的战时公路交通》讲述抗战时期四川交通状况，虽不直叙驿运史事，但也为四川省办驿运的兴起提供了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