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述批评信息具体到年份，可得一组数据：1946年，批评1篇；1947、1948年，批评均约10种。尽管这并非完全的数据，但已不难看出1947、1948两年是穆旦批评相对集中的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穆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纵观之，先是1939-1942年间发表较多，其中香港版和桂林版《大公报》副刊发表尤多，影响也较大；其他的如《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文聚》等，影响面有限。1942年后半段至1946年前半段，穆旦先后在桂林、重庆等地刊物发表作品，如《柳州日报？布谷》、《中南报？中南文艺》、《青年文艺》、《文哨》、《文学报》、《诗文学》、《诗地》等，发表面扩大了，但渠道依然并不稳定，基本上是零散刊登一两首。不过，这也表明其时穆旦发表作品的刊物空间相对复杂，不仅刊物风格相异，与穆旦同期杂志发表作品的作者的身份往往也各不相同。有理由相信：不同群体的诗人在共同分享发表空间的同时，也分享了某些共通的诗学冲动与经验。
1946年下半年之后，批评集中出现的两年多内，穆旦发表频繁，刊物包括《文艺复兴》、《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中国新诗》、《新诗歌》、《民歌》、《诗星火》等。其中，有的非常短命，如现今学界倚重的《中国新诗》仅出5期，《民歌》、《诗星火》甚至仅出1期；但多种报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依托重要报纸或出版机构，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撑；实存时间较长，发行量较大，发行面较广；主事者多是在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及相对成熟的编辑理念；此外，还具有较完善的宣传策略，一些刊物甫一出版，批评界就有较多介绍与评述——即便是那几种短命刊物，也有较为发达的宣传网络，它们所遭受的批判也是影响之所在。
发表渠道也变得稳定，穆旦的发表变得集中且富有连续性，一份刊物往往集中推出穆旦多篇作品，且多次发表。刊物空间也大有变化：发表批评文字的刊物与穆旦发表诗歌的刊物多有重叠，多篇批评文字甚至和穆旦诗歌同期刊出，如《森林之歌》与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饥饿的中国》与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暴力》与唐湜《穆旦论》。这意味着穆旦诗歌及其批评多在同一空间展开。而这些报刊的主持或编辑往往也就是穆旦诗歌的批评者，如沈从文、朱光潜、陈敬容、唐湜等人，以及与这些刊物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倒并不必然都与穆旦有着密切关系，穆旦与王佐良、周珏良是同学，与沈从文、冯至、陈敬容、袁可嘉有较多交往，但当时的唐湜还不能算作穆旦友人，李瑛、吴小如等人也未必与穆旦有直接交往。不过，穆旦与刊物之间确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甚至可能短期辅助过沈从文编辑《益世报？文学周刊。批判者将从《大公报》文艺副刊到《中国新诗》的核心人物都指认为沈从文，虽有其偏颇处，但也道出了时人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坛氛围与格局的感知。当然，这也可能是批判者为了打击沈从文而施用的一种策略。至于选本，穆旦与闻一多、方宇晨等人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再从诗集出版看，穆旦当时共出版3部诗集，即1945年1月昆明文聚社的《探险队》，1947年5月自印于沈阳的《穆旦诗集(1939-1945)》，1948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旗》。第二部反响最大，不少批评文章直接标明为“读《穆旦诗集》”。这可能和篇幅有关，该集收入诗歌58首，几乎囊括了1945年之前的全部重要作品；也可能和宣传策略有关——出版之后，天津版《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4期，1947年6月1日)旋即刊发了一则小广告，《诗创造》丛刊第6辑《岁暮的祝福》(1947年12日)“诗人与书”栏目也有出版信息；友人(读者)的传播也起了良性的作用。被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9集的《旗》的影响稍后也有体现，亦门(阿垅)迅即作长文《〈旗〉片论》(1948年3月23日)，陈敬容读到了《旗》，晋军明确标出只看到了《旗》，远在青岛的《文艺》(第5号，1948年9月)甚至也有诸葛疯的评论《从〈旗〉看穆旦和一些穆旦们》。《探险队》从未被引述，这也可以想见，文聚社只是一个校园文学社，昆明之外的人士少有人知道，王佐良的文章虽提到了它，却连诗集名字都不曾说出。
综合考量之，穆旦作品的发表、出版与批评空间的生成之间具有一种互动关系：20世纪40年代中段之前，穆旦发表空间零散、芜杂，诗集出版不力，作品也缺乏反响；1946年之后，两部诗集陆续出版，《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中国新诗》等报刊较多发表其作品，甚至包括穆旦本人亦参与编辑活动，一个穆旦批评空间逐渐生成。在相当程度上，不妨说，与穆旦作品发表、出版相映衬的，是一个圈子化程度较高的批评空间，批评的展开过程即一个纯化的历程，这种纯化使得穆旦从一个富有才华的校园诗人成长为一个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年轻诗人。
所谓圈子化程度较高的空间，这无疑将强化或放大穆旦的影响，却也提示后世读者注意反响本身的限度，它并不具备普适性，闻一多对于穆旦的看重也可作如是观。这样一个刊物空间与批评空间对于穆旦的写作及传播与影响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极好地提升穆旦在此一圈子内部的知名度，但一旦这一圈子受到外界强力的侵扰，穆旦也会受到牵连。1948年底，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及相关刊物纷纷倒下，穆旦也停止了写作及发表作品。之后，朱光潜、沈从文等人一直处于去势状态，穆旦也一直被埋没。
九、20世纪40年代后期时代语境的效应
需注意穆旦批评空间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时代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周、王二人的观点与文风自不待说，晚年唐湜明显附和了新兴的“九叶”话语，而忽视了早年复杂的历史冲动，这种对于文学史图景的简化也反证了当初文化语境的效力。《甘地》成为批评的焦点之一，也与时代有关，这一点，可从1948年1月30日甘地遇刺身亡之后在中国所激起的反响见出。以《大公报》为例，该报从2月1日开始即在主要版面连续发表社评和新闻，可谓一时之谈，如社评《哭甘地！悲人世！》(2月1日)等。及到3月6日，又有《南京公祭甘地蒋主席亲临励志社主祭中外各界代表千人参加》的消息，可见关注甘地俨然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事业。在这等语境之中，穆旦先后写下《甘地》(1945年9月)与《甘地之死》(1948年2月4日)，论者或赞誉或批判，均可视为时人对甘地这一时代性人物的感知。《赞美》被批判也是一例，现今读者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当时赞誉穆旦者基本上没有提及它，而批判者却严厉地引向“人民之敌”的结论。这些都直接关乎各自所隶属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赞誉者们的忽视和他们强调“人的文学”；当时左翼文化界所发出的判词虽多有激进之处，但强调《赞美》并没有写出“人民”的革命与觉醒，却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对于《控诉》的评价也明显呈现出时代反差。此外，今人着力强调“中国新诗派”，时人却将它与“诗创造派”并举；今人多关注《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却忽略了批判者所提及的《文汇报》，这些都可视为时代语境的潜移所带来的认识差异。而《诗创造》同仁及袁可嘉等人强调的“宗派主义”，左翼文化界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政治定性——还可包括他们对于“沈从文”核心的感知，都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直接相关。这些因素又一次提示了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后世读者虽有时间上的优势，但时人更加切近于历史现场，他们对于问题的感知，无疑值得好好梳理与辩驳。
如上所勾勒的穆旦批评空间，赞誉为多，也有缺点的指陈，还有批判。赞誉非常热切，批判措辞也异常严厉，两者呈现出截然对立的态势，这固然可说是穆旦批评空间具有较大程度的复杂性，但严格说来，即如《新诗潮》一类刊物的变脸所隐喻，这乃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文化语境二元对立格局的一个表征，随着批判升级，穆旦作为批判对象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义进一步得到加强——穆旦成为了窥见时代复杂语境的一扇小小窗口。
在这一总体状况之下，赞誉之辞还可进一步辩诘。批评者的观点多有应和之处，“现代化”、“综合性”、“晦涩”可谓核心话题。相较而言，唐湜有一种异质性，呈现了理论的交叉性与较为复杂的人事纠葛，也激发了一种更复杂的阐释空间，塑造了一个更丰富的穆旦形象。换个角度看，袁可嘉有更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其讨论内蕴了对于新诗发展状况的看法；其他诸位也提出了一些文学史问题，但总体上说来，阐释性更强。这样一种状况，应与20世纪40年代的整体语境有关，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发展历程过短，文学史叙述尚未凝结成为一个有效的问题。
批评文字之外，其他一些信息也可透现穆旦当时的影响问题。一类可表明穆旦影响的扩大化，比如，时人对于穆旦之于报刊的效应的关注。稍早的有1947年3月的《杂志，副刊，中国的新写作》，将李健吾、郑振铎编辑的《文艺复兴》，朱光潜编辑的《现代文录》，杨振声、萧乾任编委的《大公报？星期文艺》，沈从文编辑的《益世报？文艺周刊》称作“目下文艺沙漠里的绿洲”。谈到诗歌时，举郑敏、穆旦为例，说郑敏“很引人注意”，但穆旦“更为重要”，“更丰富，方面更广。他有一种灵魂上的痛苦，而这使他最普通的观念都得了一种深厚和庄严。这样的诗中国以前还不大多见”。稍后则有莎生(吴小如)的《〈文学杂志〉的去来今》，认为《文学杂志》上，穆旦已取代资格更老的诗人——“丰满遒劲的穆旦已代替了神清骨秀倜傥不群的卞之琳”。这些观点将穆旦看做是刊物风格的代表，可视为影响力扩大的一种表征。此外，唐湜以及年龄更小的邵燕祥，其创作中都有穆旦的某种影响。亚珍在《新报》被查封、穆旦离开沈阳之际写下了《送穆旦离沈》。唐湜已在小范围内有所影响，其他两位尚属无名之辈，他们的文字也彰显了穆旦对于更年轻的写作者的影响力。
另一类则显示了穆旦影响的限度，如1948年10月，被誉为当时“首都唯一纯诗刊”的《诗星火》丛刊第1辑《魔术师的自白》出版，刊载了穆旦《诗两首》(即1948年《诗四首》的前两章)。当月25日，天津版《大公报》“图书评论”副刊“出版界杂讯”栏目发布出版消息并列出包括8位作者的要目，为汪铭竹、霍焕明、黄河柳、孙用、吕叔湘、施蛰存、周煦良、商章孙，其中没有穆旦。《诗星火》不过是仅仅刊载13位作者的诗文或翻译的薄薄诗刊，穆旦未进入要目，这从一个侧面提示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旦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限度。
当然，形诸文字的不过是所谓反响中最清晰可见的那部分，因此，也不妨将1946年之前视为穆旦批评的蛰伏期；王佐良使得穆旦批评具有很高的起点；数量较多、也较为复杂的反响始自1947年，至1948年底逐渐湮息，期间约两年时间。
十、自我的态度：沉默且决绝的回应
对于穆旦的批评既关联着一个时代内部的诸种因素，穆旦本人对于批评的态度又如何呢？据说，他最喜欢王佐良和周珏良的批评——将《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入自印诗集，既可见出穆旦的喜好，也可说是一种宣传策略；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他也是满意的；至于其他批评，穆旦的态度就不甚明了。公开的回应文字未直接出现，私底下则是充满怨气，比如，在给友人梁再冰的信中，穆旦即谈很不满那些谩骂式的批判文字，“从那些骂我的话看来，只要他们有一天得势，我是一定要受他们‘训练’的。我实在想写一些鲁迅杂文式的诗，把他们也反扫荡一下，我实在看不惯这种‘文化***’的逐渐兴起”。
这一说法自然会令人想起《五月》中那句有名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但时局日紧，它们最终应该并没有写成。可以视为间接回应的是1948年底前后自行编定、但并未付梓的一部诗集。此前三部诗集的收录下限为1945年，此时编订一部从1937年到1948年的诗集，应是对于此前创作一个有意识的总结，以展现自己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全貌。
诗集的编排即别有意味。诗集有《序》，由于此前三部诗集均没有序，这应表明穆旦有话要说(不过序文已无法找到)。诗歌被编为四部分：“第一部：探险队(一九三七-一九四一)”、“第二部：隐现(一九四一-一九四五)”、“第三部：旗(一九四一-一九四五)”、“第四部：苦果(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有两个取用此前诗集的名称，表明穆旦的“探险”与“旗”仍具有风格指向性。而1947至1948年间从未结集的诗歌被取了一个主观意味非常明显的名字——“苦果”。这是有意将创作历程划为四种形态：从“探险”的激情张扬，到“隐现”式的精神诉求，到“旗”式主观投射，最终则是生命“苦果”的品尝，藉此，穆旦似乎有意识地勾勒出一幅个体在现代社会里成长与毁灭的图景。
更有意味的是，穆旦对诗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可见出穆旦对于自己的诗歌写作以及诗歌所勾画的形象仍念兹在心——对穆旦而言，写作与生活之间未必有着足够清晰的界限，诗歌形象在相当程度上即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但停止写作，诗集又包含着明显的总结意图，可见穆旦已然意识到那些措辞严厉的批判文字所具有的特殊威力，意识到在一个风云突变的时刻，他的诗歌写作所具有的政治风险性——诗集未出版，本人更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选择“出走”，穆旦以一种沉默且决绝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批评。
袁可嘉、唐湜等人可称得上是某种职业性的诗人兼批评家，积极地参与到文学历史的建构当中。20世纪40年代的穆旦虽也从事了若干文化事业，更主要的身份却是一名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藉助英语技能谋生的小职员。在相当程度上，穆旦对于自我写作的关注乃是封闭性的；而他对于批评的回应又是相当内敛的。在批评空间逐渐构筑起来而又湮息的过程中，穆旦始终只是通过作品来发言，而无意于通过自我陈述(阐释)、辩解一类公开的回应来强化自身的文学形象。现今文学史之于穆旦的高度评价，更主要地是由穆旦诗歌本身所激起的。这，既见证了穆旦当初沉默所内蕴的效力，与当初某些占据高位的文学界人士在今日地位的骤降又形成了不无强烈的反差。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