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百花时代”中的《人民日报》副刊与诗歌
［韩国］白贞淑
《人民日报》创刊于1948年6月。它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中国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它虽然不是文艺性的报纸，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从创刊初期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特别是就文学路线和文学政策而言，它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非文学报纸。《人民日报》创刊初期曾有“星期文艺”、“人民文艺”等文艺副刊，创刊以来一直设有文艺部，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的开展。新中国初期的重要文学事件都在它上面展现，甚至可以说当时的重要文学批评运动都是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开始展开的。如1951年5月20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10月28日的《质问〈文艺报〉编者》、1955年5月13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等，都是直接影响到当时文艺界的代表性文章。此外，《人民日报》创刊以来还刊登过不少杂文和诗歌等文学作品，那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可容纳和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民日报》所刊登的诗歌大多是颂歌和战歌。不过，1956年7月《人民日报》实施全面性的改版，在第八版恢复副刊，从此直到1957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一批突出“百花文学”精神的评论和诗歌。这就证明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实际上，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积极参与“双百方针”的实施，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发挥了带头的作用，它刊登过的不少文学评论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当时的重要文学刊物也有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副刊对于“百花文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百花文学”研究方面，《人民日报》常常与“反右运动”紧密联系，这时期它的副刊和“百花文学”的关系往往被忽略了。笔者认为1956年前后《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的文学评论和诗歌作品也是值得研究的。
一
1956年4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里，毛泽东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提出。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等七次会议的总结讲话里，再一次论述了“双百”方针，肯定“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详细阐述，指出该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6月13日，经过修改的报告全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这一文章的出现就标志着“百花时代”的到来，“双百方针”的提出给当时的文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气，形成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双百方针”也为中国新闻界提供了改革的契机，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也属于中共中央实施“双百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的总编辑是邓拓，而改版的工作在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进行。4月初，新闻工作改革正式开展。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正式宣布改版。这一社论指明了此次改版以“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以及“改进文风”为重点举措。社论还说明了改版后版面的变化，即扩大版面(由六个版增到八个版)，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了副刊。当时，这一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担任这一“八版”副刊的主编袁鹰将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的性质规定为“有文学色彩的综合性副刊”，他特别重视副刊的文学性，说“这个性质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综合性副刊；二，要有文学色彩。是综合性副刊，因而就不是纯文艺副刊。……然而它还需要文学色彩”。改版第一天，袁鹰在八版上刊登了一份副刊稿约，说明了副刊所需要的稿件类型：
本报副刊(第八版上半版)需要下列稿件：
一、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的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
二、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
三、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
四、短诗，民歌，寓言，故事，短篇小说，短剧；
五、读书笔记，短篇的书评、剧评、影评、美术评论、音乐评论和其他文学艺术的评论；
六、小幅美术作品。
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
有特别适合的翻译稿件(包括由外国文翻译的和由古文翻译的)也可以接受一部分。
这份稿约证明了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对“文学性”的追求。当时负责指导改版工作的胡乔木也比较重视副刊的文艺性，这份稿约是袁鹰起草之后，经过胡乔木的修改、补充、定稿，“有文学色彩”的五个字，就是他亲自加上的。而且，他还特别看重作者队伍和稿件，这一时期的副刊刊登了不少优秀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其中有许多出自著名的老作家之手，茅盾(玄珠)、巴金(余一)、叶圣陶(秉丞)、沈从文、周作人、夏衍(子布)、艾青、何其芳(桑珂)、冯至、邵燕祥、公刘、穆旦、蔡其矫等等，都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家的文章，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提高了副刊的文学性，形成了《人民日报》副刊最初一次鼎盛期，还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一些50年代以后基本上停止写作的老作家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副刊编辑部特意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他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发表于7月9日。沈从文在40年代已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沈从文’这名字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此外，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副刊还刊载了《郁达夫日记》、夏衍(子布)的《关于电影的杂感》、王统照的诗歌《游开罗纪感》等等，这些作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都是很罕见的，这些文章的刊登体现了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文学性和多样性的追求。
二
改版初期，《人民日报》副刊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胡乔木在副刊工作中也非常强调这一点，指出“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提倡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报纸，更不是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要包罗万象；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此后，他的意见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副刊编辑工作的指针。《人民日报》的改版得到了上级肯定的评价。改版一个月后的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向中央的报告”，肯定了《人民日报》的改进办法：“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赞同报纸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更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尽管还存在着不少限制，这种宽容的评价对于《人民日报》的改版确实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对于副刊工作也拓展了更多的自由讨论的空间。
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从1956年7月到1957年的上半年，《人民日报》副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鸣放的阵地”，积极参与“百花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改版后最初几个月，《人民日报》在副刊上每天平均发表四五篇评论文章。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独立思考”和“价值多元”是文学界所关注的最大焦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不少涉及“双百方针”提出后新话题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带有明晰的批判精神的评论引起了关注。重要的文章有玄珠(茅盾)《谈独立思考》、桑珂(何其芳)《批评和障碍》、《批评和可怕》、方浦《批评家——不是法官》等等。
“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思想领域，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就成为中心问题。当时，在思想文化方面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缺乏“独立思考”确实是文学现状的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副刊围绕着这个问题刊出了不少评论文章。其中茅盾的《谈独立思考》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辛辣地批评缺乏“独立思考”的“井底之蛙”和“应声虫”的存在：
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养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日驰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于独立思考。
这篇文章表现出对于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反思。当时，反对“教条主义”是文艺理论领域的工作重点，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很多作家开始探讨这个问题。由于过去过分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过多重视，产生了教条主义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艺创作发展受到了限制。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就是“双百方针”的出发点。在学术思想领域，为了造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的环境，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健康合理的“批评机制”。当代文学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频繁的批判斗争，经过1951年《武训传》批判和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文艺界的思想批判运动大大背离了学术批评的性质，而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评，完全失去了学术批评的规范。这接踵而至的批判，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自由空间大大缩减，沉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很多作家和评论家特别关注这样的文学批评现状，还发表了新的观点和意见。
何其芳在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几篇评论，他特别关注“粗糙的批评”的“障碍”和“可怕”。他在《批评和障碍》中指出：“对于自觉的成熟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批评决不能成为他们的创造的障碍。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反对粗暴的批评，简单的批评呢？棍子打不倒大树，然而它却可以毁坏新从土里长出来的幼芽。更可忧虑的是粗暴的简单的批评可以在社会上发生很坏的作用，可以毒害读者的头脑和心灵。”，批评完全变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何其芳在《批评和可怕》中说：“批评成为可怕，是在有些时候批评具有一种超过批评本身的力量。也是听说，有一位作家因为被一首讽刺诗讽刺过，于是不但他本人要作检讨，要公开承认错误，而且他在别的工作岗位上的爱人也受到周围的人们的指责和不齿。这样，一个人受到批评就比犯法还要重了。”他认为“这种奇怪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社会上有些人对于批评抱有不正确的看法的缘故。这种不正确的看法的存在，又是由于过去缺少批评的习惯的缘故”。当时，缺少良好的批评习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问题，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时期里，文学批评往往成为一种对于文学创作以及作家身份的绝对性的“判决”。方浦在《批评家——不是法官》里指出了这一点，说：“批评家在文章里说的毕竟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对作品的判决：谁也没有给过他这种权利。杜布洛留勃夫说的很对，他认为批评家不是法官，而是律师。对作品的判决，权利只能属于历史。”不过，在新中国初期的特殊时期里，现实政治的逻辑封闭了独立思考的空间，文学批评却被赋予了这种“判决的权利”。
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和“独立思考”是在一个横线上的问题。批评家应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思考，这就是具有“合理性”的批评的基本条件。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诸多原因，未能形成文学批评的良好条件。到1956年夏天，为迎接这一“百花时代”，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独立思考”和“批评的合理性”问题，并大胆地发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文章体现了对于5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恶劣文风的反思。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这些具有尖锐批判精神和真诚反思、思考的评论文章，对于当时文学现状问题的反思也发挥了倡导的作用。这可以说是1956年改版后《人民日报》副刊的最大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发表评论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自己本名，都是用当时鲜为人知或者久已不用的笔名，如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丞”，巴金署名“余一”，何其芳署名“桑珂”，夏衍署名“子布”等等。这可以说是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之间的特殊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窥见当时不少作家还是抱着慎重的态度。对于这一时期的“齐放”和“争鸣”的召唤，大多数知识分子自然很兴奋而欢迎，然而，某种程度上的顾虑和犹豫也确实普遍存在。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七版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可以说是一个直接表达出这种“顾虑和犹豫”的代表性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一部分作家在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里所感到的复杂的情绪：“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是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这种表达不仅仅是这一作家个人的感受，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