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
廖久明
对《故事新编》，鲁迅自己评价不高，对《铸剑》却另眼相看：“《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加上《铸剑》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因而涉及的内容也很复杂，所以研究的文章不少，争议也很大。因搞清楚《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对理解作品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史料的准确性，主要则是看到了鲁迅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历程、思想发展及其战斗精神；特别是有助于对作品的主题的深入理解”，所以，单《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就存在着很大争议——多数人认为1926年10月在厦门完成了1、2节，1927年4月3日在广州完成了3、4节。早在1979年，朱正先生就在《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中如此写道：“关于《铸剑》，看来可以断定：写作时间：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而不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写作地点：广州白云路白云楼，而不是厦门的石屋里；最先发表的刊物乃是《莽原》，而不是《波艇》。”也许因为朱先生考证时依靠的证据主要来源于《铸剑》以外，所以，收有《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尽管影响很大，但直到21世纪仍有人认为“《眉间尺》的一、二节是在厦门写的，三、四节是在广州写的”。李允经先生最近更认为，鲁迅1935年12月在自编《故事新编》时在《铸剑》后补记的时间“1926年10月作”“没有错，也不会错”。既然弄清楚《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有如此重要意义且争议如此巨大，笔者便不揣浅陋，结合《铸剑》本身对这一问题做一考证，同时谈谈该作品的意义——凡朱正先生已论及的地方笔者不再赘言。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1、2节不可能写于1926年10月
从内容可以推断，1、2节不可能写于1926年10月。第2部分中有这样的话：“‘哎，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变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这段话至少有一大部分是针对高长虹的。我们知道，鲁迅写文章有一显著特点，喜欢在文章中引用论敌的语句以达到讽刺目的。如果说“仗义”有可能针对现代评论派的话——鲁迅1927年9月3日创作的《辞“大义”》便主要是针对现代评论派的，那么“同情”很明显是针对高长虹的——正如《鲁迅全集》对该小说中“放鬼债的资本”的注释所说：“作者在创作本篇数月后，曾在一篇杂感里说，旧社会‘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惯用‘同情’一类美好言辞作为‘放债’的‘资本’，以求‘报答’。参看《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而《新时代的放债法》中的“精神的资本家”是指高长虹已成学界定论。高鲁冲突爆发后，高长虹除在《公理与正义的谈话》中将自己打扮成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外，还在《时代的命运》中如此说：“不妨说，我们是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的，他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明明是自己挑起争端，高长虹却在这儿摆出一副与人为善的样子，其荒谬性不言而喻，鲁迅对其进行讽刺也在情理之中——鲁迅12月22日完稿的《〈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引用的第一句话便是这句。而《时代的命运》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发表在1926年12月12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10期上。根据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2期鲁迅10月23日收到、11月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5期11月15日收到可以推断，鲁迅收到《狂飙》周刊第10期的时间当在12月20日左右。由此可推断，1、2节的写作时间不可能早于12月中旬。
二、鲁迅误记为1926年10月的原因
尽管1、2节的写作时间不可能早于1926年12月中旬，鲁迅在收入《故事新编》时写上“一九二六年十月作”的落款却是有原因的。
小说第一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一会，才放手，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气。”并说：“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只要看过鲁迅书信的人都知道，此“红鼻子”指顾颉刚。尽管在9月20日和3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都表达了对顾颉刚的不满，但这不满毕竟不严重。从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知道，从10月中旬后，鲁迅对顾颉刚的厌恶之情明显加深：“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此地研究系鲁迅在1926年10月16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此信又说“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由此可知，鲁迅是将现代评论派与研究系相提并论的——鲁迅11月3日给许广平的信说顾颉刚为“研究系下的小卒”便是最直接的证据。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鲁迅在1927年4月10日完稿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如此写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它们的意思相近。由此可知，鲁迅此时确有打算写作提倡不妥协的复仇精神《铸剑》的可能。
鲁迅此时打算写作《铸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与女师大有关。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从给许广平的信可以知道，尽管离开了北京，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女师大发生的事情仍然牵动着鲁迅的心：“看上海报，北京已解严，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女师大的事，没有听到什么，单知道教员大抵换了男师大的，历史兼国文主任是白月恒(字眉初)，黎锦熙也去教书了，大概暂时当是研究系势力”；“‘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自然要算有福，倘我们在那里，当然要气愤得多”……尽管鲁迅不会像在北京那样“气愤”，但还是“气愤”却是毫无疑问的。10月14日，鲁迅将自己在离京前4天在女师大学生会举行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记鲁迅先生的谈话》。后写上附记，并将篇名改为《记谈话》收入《华盖集续编》，“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
应该正是以上两方面原因，才使鲁迅1926年10月打算写作《铸剑》。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后来才会在《铸剑》末尾写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这样的落款。所以，丸尾常喜先生下面的观点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在篇末所记的1926年10月这一时间里面，与其说反映了编辑《故事新编》时记忆的模糊，毋宁说在鲁迅的记忆里存在着某种对《铸剑》的构思起过重要作用的东西这种可能性更强。”
尽管有了想法，鲁迅却并没有动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有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还有以下原因：一、读读此段时间鲁迅的书信便可知道，当时厦门大学的吃住条件极差，不但浪费了他大量的宝贵时间，还使他内心感觉很不舒服；二、鲁迅在厦门大学不但有教学任务，还有研究任务；三、与许广平的分离不但令他牵肠挂肚，他还花时间写了不少情书；四、莽原社内部矛盾爆发，不但伤透了鲁迅的心，他还花时间写作了以下文章：《写在〈坟〉后面》(11月11日)、《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1月20日)、《〈阿Q正传〉的成因》(12月3日)、《〈走到出版界〉的战略》(12月22日)、《新的世故》(12月24日)、《奔月》(12月30日)。
三、鲁迅1927年4月初动笔的原因
1927年1月16日，鲁迅“午发厦门”；18日到达广州，“晚访广平”；19日“晨伏园、广平来访，助为移入中山大学”；20、22、23、24日，鲁迅接连看了四场电影(《鲁迅日记》)。这段时间，鲁迅“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自从鲁迅到广州后，妨碍他写作的多数原因已不存在。与此相反，顾颉刚要到中山大学的消息却使他写作提倡不妥协的复仇精神的文章的愿望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