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离开厦门有“一半”原因是“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的排挤”。1927年2月25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如此写道：“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这时，鲁迅应该已经听说了顾颉刚确实要到中山大学来任教的消息据鲁迅1926年11月6日给许广平信可以知道，还在厦门时，鲁迅就已知道顾颉刚要到中山大学：“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则电邀之。”，故出此语。“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傅斯年(按：傅孟真)是顾颉刚的同学，学生时代同住一室。傅斯年决定聘顾颉刚为文科教授，并扬言：如聘受阻，他便辞职。为此，当时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多次到鲁迅宿舍调停，傅斯年也多次向鲁迅说情，乃至双方激烈争论，鲁迅丝毫不为所动。后来，傅斯年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顾颉刚“赴京买书，不在校”，但鲁迅认为这是他们早有此意，而“托词于我之反对”，坚决不回到学校。4月18日，顾颉刚到了中山大学；21日，鲁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原因，不少人只说“四一五政变”，但笔者认为下列说法更符合实际：“顾颉刚的到来，是最直接的促使鲁迅很快作出辞职反应的导火线。”实际上，顾颉刚的后人顾潮也认为鲁迅离开中山大学是因为她父亲要到中山大学：“(4月)17日抵广州后，父亲见到傅斯年，方知鲁迅在中大宣扬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并知鲁迅恨自己过于免其教育部佥事职之章士钊，大有誓不两立之势。鲁迅一知道父亲来了，即于20日辞职；傅斯年亦为鲁迅反对父亲入校而辞职。”。5月11日，孙伏园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第48号发表了《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的文章，以通信形式说明了鲁迅脱离中大的原因。见报后，顾颉刚于7月24日写信给鲁迅：“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接信后作《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揭穿了他的诡计。由此可见，鲁迅对顾颉刚是多么深恶痛绝。现在，听说顾颉刚也要到中大，种种往事涌上心头，鲁迅决定动手创作《铸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到广州后，鲁迅动笔创作《铸剑》，除自己深恶痛绝的顾颉刚接踵而至外，还与他到广东后看见的现实有关：从鲁迅1927年3月24日写作的《黄花节的杂感》、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作的《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4月10日写作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章可以知道，鲁迅到广州后看见的现实印证并加深了他在厦门时对国民党、现代评论派和研究系的看法。
四、《铸剑》与高长虹的关系
除上面提到的与高长虹有关的内容外，《铸剑》中还有部分内容与高长虹有关。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主要来源于《列异传》、《搜神记》，在这两种版本中，大王杀掉干将的原因都是将雌剑献出而将雄剑藏起来。鲁迅创作《铸剑》时却这样写道：“他说：‘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其原因与《奔月》中逢蒙射杀后羿的原因何其相似：后羿教会了逢蒙射箭，逢蒙为了能出人头地，射杀后羿。而《奔月》中的逢蒙是影射高长虹的，已成学界定论。
《铸剑》第2部分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自己！”这一句话应该主要是针对高长虹的。进入1925年后，鲁迅便仿佛交了“华盖运”，斗争不断：先是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与陈西滢、杨荫榆、章士钊等斗，到了厦门后不久又与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高长虹等人斗。与陈西滢、杨荫榆、章士钊等斗，鲁迅是无所顾忌的，但与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高长虹斗，却伤透了鲁迅的心。高鲁冲突的爆发对鲁迅的精神打击是“格外沉重的”：“鲁迅所产生的，是强烈的‘被利用感’——这是继1923年‘兄弟失和’之后第二次同样性质(至少他自己主观感觉如此)的精神打击……鲁迅在五四时期所自觉选择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互相制约与补充’的伦理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
鲁迅将自己的笔名“宴之敖者”送给黑色人，应当也与高长虹对自己的攻击有关。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题记后用“宴之敖者”作为笔名。这一笔名的由来，据说与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有关：“父亲的解释是，这个‘宴’字从上向下分三段看，是：从家、从日、从女；而‘敖’字从出、从放。即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作人说：《孤独者》“第一节里魏连殳的祖母之丧说的全是著者自己的事情”。文中的魏连殳是这样的一个人：“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见《彷徨？孤独者》。人们在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的形象时说：“穿着一领灰黑的粗布长衫……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比较一下便知，宴之敖、后羿、魏连殳与鲁迅的外部形象及内在精神都有相似的地方。
10月17日，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通讯》二则。11月6日，周作人在《语丝》第114期上发表《南北》通信，文中有“疑威将军”、“不先生”、“挑剔风潮”等语。11月19日，高长虹写《语丝索隐》，说《南北》中的话是周作人“‘自画自赞’”、“自谓”、“自述”。至此，原本发生在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周氏兄弟与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成员之间的冲突。论争中，周氏兄弟的文章都发表在《语丝》上，狂飙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上海《狂飙》周刊上——给人的感觉是，周氏兄弟以《语丝》为阵地协同作战，对以《狂飙》为阵地的狂飙社成员进行反击。虽然周作人在《又是“索隐”》、《南北释义》等文章中反复说明高长虹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不管怎样，周作人实际上参与了同高长虹的论战。周作人参与论战，不但减轻了鲁迅的压力，而且为鲁迅提供了思想武器：在《新的世故》中，鲁迅借用周作人在《南北》中的“酋长思想”、晋人“好喝醋”等语言，对高长虹进行批判。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以后，互不往来。这次周作人参与论战，很可能使鲁迅想起了他们兄弟之间原本怡怡的情景，若没有那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他们兄弟之间何至于成为参商？想起这些，怎能使鲁迅对周作人妻子不心怀怨恨呢？1927年10月，《语丝》被张作霖政府所封，作者皆暂避，周作人躲进日本医院，鲁迅知道后，在10月7日给川岛的信中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对周作人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对羽太信子的懔懔之意，同样昭然若揭。所以在创作《铸剑》时，鲁迅将自己用过的笔名送给了要代他复仇的黑色人也很正常。
五、《铸剑》的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铸剑》从酝酿到中止到写作再到内容都与顾颉刚、高长虹有关，是否就意味着《铸剑》的创作与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及当时中国的现实无关呢？否！
鲁迅创作《铸剑》与顾颉刚有关，但并不是因为与顾颉刚有私仇。在分析“鲁迅误记为1926年10月的原因”时，已经知道与顾颉刚有关的原因是：一、“现代评论派色彩，将弥漫厦大”；二、顾颉刚是“研究系下的小卒”，而国民党对与现代评论派沆瀣一气的研究系认识不清。鲁迅对现代评论派和研究系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该营垒的不少人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
尽管《铸剑》中有不少内容与高长虹有关，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太过隐蔽，以致直到现在笔者尚未看见这方面的说法。《铸剑》中涉及高长虹的内容，当与鲁迅的常用办法有关：“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便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在人们心目中，鲁迅始终以“战士”的形象存在着，殊不知“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与那些自称“心中只有他人”的“战士”不同的是，他有自己，并且时时捍卫自己的应得利益。1933年6月18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之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在与人战斗的时候，鲁迅“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在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铸剑》便是鲁迅向顾颉刚、高长虹等“唾过去”的“吐沫”。只不过，在向顾、高“唾过去”之前，鲁迅早就想向现代评论派及研究系“唾过去”了，所以也溅了这些人一脸。
在说到创作方法时，鲁迅常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鲁迅在创作《铸剑》时，尽管与顾颉刚、高长虹有关，但在创作时，古今中外类似的事件浮现在他眼前：“三王冢”的传说、女师大事件的事情、“三？一八”惨案中的血痕、厦门大学乌烟瘴气的环境、广州“奉旨革命”、《三闲集？在钟楼上》(1927年12月17日发表)等。的现实等种种影像叠加在一起，使《铸剑》呈现出一种“多义性”特征。所以，说《铸剑》的创作是因为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是有道理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铸剑》的意义远不止上面所说的具体事件，它是一首反抗压迫、颂扬复仇精神的悲歌——它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类似情况，不仅指向集团复仇，也包括向个人复仇。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