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伊斯兰教来说非常敏感的书名《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在小说中，拉什迪曾经暗示性地提到这一书名：“在声明抛弃了那些撒旦的诗行（Satanic verses）后，先知穆罕默德回到了家，他发现，一种惩罚正等着他。” 实际上，“撒旦诗篇”这一书名出自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传教生涯的一个偶然事件。根据一些专门从事阿拉伯历史研究的学者称，穆罕默德在编撰《古兰经》时，曾经遭受恶魔撒旦的诱惑，把不是真主教诲的一些内容写进了《古兰经》里，把三个异教徒的女人视为真主的女儿。但穆罕默德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便将其从《古兰经》中删去，而这一删去的部分则被后人称为所谓“撒旦诗篇”或曰“撒旦的诗行”。然而，正是这段被后世穆斯林学者们断然否认、而又被西方某些基督教徒加以讥讽的“穆罕默德的过失”的历史却堂而皇之地成为拉什迪小说的书名，这是格外刺眼的“亵渎神灵”的行为，它无形中诱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情绪。拉什迪曾经于1989年1月22日发表文章辩解道：“甚至连小说的题目都已经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但是这个词语不是我的。它来自于伊斯兰教经典文献之一……后来，天使长加布列尔告诉了穆罕默德，那些诗行是撒旦的诗行，是他在伪装的恶魔诱惑下错误地说出来的。于是，那些撒旦的诗行就从《古兰经》中删掉了。”拉什迪的辩解似乎有些苍白无力。穆斯林们认为这一显眼的题目是亵渎性的。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拉什迪关于书名的辩解需要仔细地分析，因为它包含着巨大的误解因素在内。”因为，“Satanic verses”这个词汇不是直接来自那个他提到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塔巴里（Tabari）。塔巴里的原文被译成英语大致是：“Satan threw (something) into his formulation， and these verses were revealed…Satan caused to come upon his tongue.”从这里的译文来看，塔巴里所写的只是“非常接近于‘撒旦诗篇’，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于拉什迪所用的那个词汇”。这说明，拉什迪在思索书名时，有意加进了一些自己的创造性因素。作为一种文学想象无可厚非，但在涉及极为敏感的宗教因素时，拉什迪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涉及拉什迪本人思想中一些复杂的因素，其中便有强烈的解构主义意识和涉及移民问题的政治意识对其创作的交互影响。他认为，第三世界作家和后殖民作家应该要有从“主人”那里收回表述自己权利的意识。从这一角度出发，拉什迪认为：“《撒旦诗篇》这个书名是试图收回表述权的一个方面。”他以沙拉丁头上长角为例，对他使用“撒旦诗篇”这个引人注目的书名进行解释：“就如同小说中那个自豪地戴着玩具似的妖魔角、骄傲地表明自己身份的亚洲小伙子（沙拉丁）一样，这本小说也自豪地拥有这样一个妖魔似的题目。这一举动试图靠拢美国的一种断言，即将‘黑色’（black）这样一个标准的种族主义贬义词转化为‘美丽’(beautiful)这样一个表示文化自豪的词。”无论如何，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逆写帝国”的解构意图并不买账，这说明，他的确需要好好反省一下他的原始意图与社会现实、与尊重东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落差。
再看看《撒旦诗篇》对于所谓“撒旦诗篇”的具体描写。小说中先是描述先知受诱惑吟出的“撒旦诗篇”：“这时候，没有丁点犹豫或疑虑，他（先知）朗诵起另外两行诗句来：‘你们是否想过拉塔、乌扎和玛纳特这第三个人，或是其他人？她们是高贵的姑娘，她们的同情的确是必要的。’”然后，拉什迪交代说，这个恶魔撒旦是以天使的面目伪装出现的。他在先知的耳边念叨上述句子，使其犯下大错。受他诱惑的先知后来发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朗诵的诗句“不是真实的，而是可耻的相反，不是神圣的，而是邪恶的”。他决定尽快删除这四个邪恶的句子即“撒旦诗篇”。按照拉什迪的叙述，他永远删除了“撒旦诗篇”，而在贾希利亚城的大黑石前当着信徒的面朗诵了他改正过来的诗句：“他将拥有女儿，你将拥有儿子吗？那种分配将会很好。这些只是你们梦见的名字，你们和你们的父亲。安拉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授权。”有学者指出，拉什迪此处的叙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按照他的叙述，先知的前言不搭后语就意味着“整本《古兰经》不是从真主安拉传给迦百利，而是通过穆罕默德本人传授给迦百利的。他将那些话塞进迦百利口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古兰经》就是人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场骗局。什么也没有了”。因此，拉什迪挑战了伊斯兰教的神圣权威。
《撒旦诗篇》中的一些人物描写引发了很大争议，书中出现的有些宗教人物的名字招来穆斯林世界的不满。拉什迪改写了伊斯兰教中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如他将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改为马訇德（Mahound），将天使长加布列尔（Gabreel）改为吉布列尔（Gibreel）。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影射宗教人物的真实用意。有人说：“马訇德是中世纪时一些欧洲学者对穆罕默德的贬称，他们喜欢将先知描叙成为一个疯狂的骗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什迪使用马訇德这一个词汇来颠倒自己不可逆转的意图是非常恰当正确的。他的意图是，将侮辱转化为反击的力量。”拉什迪在《撒旦诗篇》里的描写可以说印证了这一点：“要将侮辱变成力量。辉格党、托利党、黑人们都选择并使用那些被人以鄙视的姿态给予他们的名字。”这说明，拉什迪以解构主义手法对待东方文化并进行寓言式写作。他曾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辩解道：“指责我的人说，我应该明白，我使用中世纪欧洲人贬低穆罕默德的邪恶旧名马訇德会引起怨恨。实际上，这是解互文性（decontextualization）策略导致意义完全逆转的一个例子而已……《撒旦诗篇》的核心目的是从对手手中收回语言的权利。”拉什迪接着还以沙拉丁头上长角隐喻着反抗“宗主文化（host culture）”对移民的妖魔化为例，旁敲侧击地说明他采用马訇德这个有贬义的词汇的深意：“如果移民群体被他人称为恶魔，这并非真的意味着他们是恶魔。并且如果魔鬼不一定是魔鬼，天使也就不一定是天使。”看得出，拉什迪此处的辩解与他对小说题目的辩护走的是同样一条费力不讨好的“逆写帝国”路径，而其招致穆斯林世界的反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实际上，细读小说中其他一些关于先知的描叙也可看出拉什迪魔幻手法的大胆过火。
还原伊斯兰教的本相就会发现，拉什迪在解构路上走得太远，以致难以回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多神信仰有巨大差异，主要是伊斯兰教为一神信仰，即只信奉真主安拉，一切由安拉前定。在伊斯兰教圣典《古兰经》中关于真主的描写是：“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在信仰安拉的基础上，伊斯兰教又派生出其他五种信仰，即信诸天使、信诸使者，信《古兰经》等。诸位天使和使者是安拉派出向人类传达启示的。天使中地位最高的是迦伯利（即加布列尔）。使者是安拉在人间选定的一些特殊人物。安拉通过“默示”与使者保持联系，这些使者就是人们通常看到的先知和警告者。安拉在人间有著名的六大使者即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和穆罕默德。“在先知中，穆罕默德是最后一名‘封印’使者，因而是最伟大的先知。”小说中以吉布列尔一介印度移民的血肉之躯来附会神圣的天使长迦伯利，本来就十分不妥，再让天使长与穆斯林崇拜的伟大先知赤身裸体摔交过招，穆斯林世界怒火万丈也就可以理解了。有人很形象地表述了拉什迪写作策略的失当：“拉什迪走进了清真寺，但是他却不得体地拒绝脱掉鞋子。”拉什迪在书写东方并吸纳和利用伊斯兰教的文化资源时，没有照顾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情绪，换句话说，他没有按照宗教文化原则的常理“出牌”，而是一味地实践自己后现代姿态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构叙事”，其受讨伐和追杀势所难免。
评论家指出：“《撒旦诗篇》有时是用非常色情淫秽和伤害感情的语言来创作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先知及其信徒的人物形象塑造。例如，先知被描绘成堕落的淫荡之徒，一个不可自拔的醉鬼（第120页，指英文小说页码）。他还被描绘成裸身而失去知觉地躺在妻子门前（第121页）。书中还有多处对穆斯林来说属于挑衅性和侮辱性的描叙。
其次是关于贾希利亚妓院的露骨描写。小说中妓院的名称“门帘（Curtain）”值得注意，有人指出：“门帘是来自于阿拉伯语‘alhijab’的翻译词。这个词是指妇女用来遮挡脸部的面纱。‘门帘妓院’的十二个妓女使用了马訇德十二个妻子的名字甚至涉及个性人格。还有什么能够超过这种亵渎神灵的事情？”的确，面纱是穆斯林妇女用来遮挡自己尊容的神圣之物，但在书中却被用来充当妓院的招牌，这是一种典型的“去神圣化”姿态，对于穆斯林世界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一位出生于穆斯林家族的作家，拉什迪对于穆斯林生活习俗不会不熟悉，这只能说明他的大胆妄为。小说中还直接点出了先知妻子的名字。像这种明目张胆地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神圣人物进行色情化，恐怕很难用后现代或解构叙事来为拉什迪贴标签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前边提到过的巴尔出场了。作为落魄诗人的他因为逃避追捕而“幸运”地躲进了这个“门帘妓院”。他可以同时拥有十二个妓女。巴尔在这个妓院里浪荡了两年多以后，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妓院被士兵们查封了。在他的妓女妻子们呼天抢地的呼救声中，巴尔成为胆小鬼，不敢去救那些被士兵带走的妓女。巴尔的十二个妓女妻子因为有伤风化而被一一处决，巴尔也被判斩首。在走向断头台一瞬间，他对站在一边的马訇德喊道：“妓女和作家，马訇德！我们是些你不能忘记的人。”马訇德答道：“作家和妓女，我看没什么差别。”这里的描写恰好迎合了某些西方人的阅读口味。《撒旦诗篇》之所以获得西方奖励，这里的东方主义描叙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从以上叙述来看，拉什迪不光当得起穆斯林世界对他“亵渎神灵”的指责抨击，还当得起后殖民理论大家赛义德的严肃质疑：“为什么一位本来能够保护和带着同情态度阐释我们自己的穆斯林，现在竟然以如此粗鲁而又不敬且非常熟练的手法来向读者表现我们的传统？那些西方读者本来就已经准备好抨击我们的传统、现实、历史、宗教、语言和民族起源。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穆斯林文化中的一员，要加入到那些将伊斯兰教如此极端而又不公平地东方化的人群中去？”虽然拉什迪承认自己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无法面对同样来自东方的赛义德义正词严的批判。
以上是关于《撒旦诗篇》中对伊斯兰文化传统进行东方主义化的大略介绍。现在来看看穆斯林世界的激烈反响。1989年2月19日即对拉什迪的宗教追杀令（Fatwa）发出后的第五天，有位西方人士在《观察家》（The Observer）杂志上撰文说：“在中心地带，一个人（一些人视为亵渎神灵的背叛教义者，一些人视为纯洁的小说家）被追逐着。追逐他的有无数杀手、文明的冲突、地缘战略的竞争和神的愤怒！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血已经在伊斯兰堡、克什米尔和孟买流淌，并且很可能在任何地方流淌。”这里的叙述就是《撒旦诗篇》所引发的波及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拉什迪事件”，引发它的就是文中所言的“背叛教义者”拉什迪。
《撒旦诗篇》所引发的争议首先来自拉什迪的母邦印度。1988年9月26日，一位印度的穆斯林从《今日印度》（India Today）上知道了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在英国出版的消息后，就在这家杂志上写文章预测，这本书将引发不同阵营之间的“雪崩似抗议”。不久，印度穆斯林议会成员有人读到了这本书，就开始了在印度禁止该书的运动并很快获得成功。当年10月5日，按照印度财政部海关法令，禁止该书在印度发行。因为，印度当局害怕该书引发国内的印穆教派冲突。其后，围绕该书的争议再向英国本土、美国、南非、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蔓延。时间延续了半年之久，即从1988年9月到1989年3月左右。其间经历了公开焚烧《撒旦诗篇》、示威游行甚至流血冲突等各种事件。1989年2月14日，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Khomeini）在德黑兰国际广播电台宣判拉什迪和《撒旦诗篇》的出版商死刑，并且悬下重赏：杀死拉什迪者，外国人可以获得赏金一百万美元，伊朗人可以获得三百万美元。此即“拉什迪事件”的最高潮阶段。霍梅尼在宗教审判法令（Fatwa）中说道：“以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名义。只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将回报的神。我通告穆斯林世界的热心者：反对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并已编辑、出版、发行了的《撒旦诗篇》的作者和知悉此书内容且涉足此事的出版商被判处死刑。我号召所有积极的穆斯林，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现他们，尽快地执行这一法令，以便无人敢侮辱穆斯林的圣殿。真主的旨意是，谁在执行这一法令的路上被杀，谁就是烈士。”随着霍梅尼宗教法令的颁布，形势变得更加严峻。2月19日，拉什迪不得不认错道歉。他的道歉信刊登在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作为《撒旦诗篇》的作者，我意识到，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穆斯林都为我的小说出版而痛苦。我为该书出版给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遗憾。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多种信仰的世界里，生活经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人的感情不可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