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已经愤怒的穆斯林世界丝毫不理会他的道歉。到了1991年3月，伊朗政府把追杀拉什迪的赏金提高一倍。《撒旦诗篇》的日文译者、日本筑波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五十岚一被暗杀，意大利文译者和挪威出版商遇刺受重伤。1992年春，拉什迪出访欧美寻求支持，并于1993年3月与妻子玛丽安妮？威金斯离婚，以免后顾之忧。世界舆论则分为两派。霍梅尼的宗教判决得到伊斯兰教会议组织四十六个成员国的确认，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索马里等国均把《撒旦诗篇》列为禁书。随即，很多有穆斯林的国家均声讨拉什迪和他的《撒旦诗篇》并举行示威游行。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愤怒，英国朝野上下也不甘示弱，严厉谴责伊朗冒犯英国主权，声言要保护本国公民拉什迪的人身安全。为此，支持英国立场的欧共体十二国，纷纷谴责申斥伊朗践踏国际法准则，并为此招回驻伊朗外交使节。英国与伊朗断交，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降入冰点。而君特？格拉斯、纳丁？戈迪默、阿契贝、索因卡、帕特里克？怀特等世界知名作家公开签名支持拉什迪。1993年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接见了拉什迪。1996年3月11日，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处死拉什迪的命令“从未被认真地执行过”，今后也不打算执行。但由于这是霍梅尼遗留的圣喻，因此不可更改。为什么霍梅尼处死拉什迪的宗教命令会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事件？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与伊朗当时的国内政治紧张有关。一些人则用伊朗的外交政策来解释。霍梅尼的支持者将他的举动视为一种“对侵犯宗教的最基本的宗教反应”。总之，霍梅尼和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撒旦诗篇》的强烈反应，其动因“部分地来自穆斯林生活中强烈的禁忌意识，部分地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小说的理解方式”。另外，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伊朗的激烈反响还与他们和西方长期复杂的历史纠葛和政治关系有关，其中包括对于西方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保卫伊斯兰教的心态下作出了迅速的激烈回应。
这本小说对于东西方国际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影响不可忽视。印度学者认为：“《撒旦诗篇》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引发了种族间冲突的历史记忆。拉什迪确实并没打算造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但他的书无疑已创造一段特殊的历史。”事实上，“拉什迪事件”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冷战以来东西方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可悲的是，拉什迪对于这一点的理解缺乏政治头脑和清醒认识。他在1993年接受《纽约书评》的访谈时说：“理解伊朗的国内政治不是我的事情。伊朗对《撒旦诗篇》的禁止和宗教法令的执行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拉什迪有意无意中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方“拔河”运动中。这是身为“政治动物”的他的宿命。例如，前联邦德国即西德一个组织当时就断言，霍梅尼对拉什迪的处死命令是“对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的直接挑战。“拉什迪事件”爆发后，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抨击穆斯林世界的反应。遗憾的是：“大多数西方人的注意力不在小说《撒旦诗篇》上，不在争论的起源上，而是关注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生命的威胁上。”因此，大多数西方人没有冷静分析事件的真正起因，而是将穆斯林比作“羞辱英国的**分子”，而处死拉什迪的命令则被视为“毫无宽容心的野蛮行为”。一时间，西方的激烈反应甚嚣尘上。实际上，在西方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大肆舆论攻击中，他们也有采取“双重标准”的嫌疑。例如，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的一部正面表现耶稣基督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在西方基督教徒中间引起抗议，影片制作人和影院都受到威胁。而另外一部将耶稣表现为骗子和小丑的电影只放映几个星期旋即消失。但是，经历过这些不愉快事件的西方世界，对穆斯林世界关于《撒旦诗篇》的激烈反响不予理解，这是耐人寻味的。有人评价说：“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双方都需要发展一种更大的宗教宽容和怀疑精神。双方都不必站在教训对方的立场上说话。”
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上惹出的麻烦，除了东西方关系的复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有他自己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他的宗教意识。有人称他为穆斯林群体的“背叛教义者”，可实际上，他的宗教意识已经非常淡薄。这对他创作《撒旦诗篇》的心态有很大影响。早在1983年，拉什迪在解释他是否有强烈宗教意识的问题时说：“不，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意识……在那种意义上，我不是穆斯林，不是任何实际意义上的穆斯林。”1985年，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我十五岁那年，上帝、撒旦、天堂和地狱一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我非常突然地丧失了信仰。我相当清楚地记得这一点，那时我在英国上学……从那天起到现在，我将自己视为一个完全世俗的人……也许我的创作部分地是以其他梦想填补精神真空。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等待梦想的空间。”1989年9月，拉什迪在另一次访谈中说：“是的，我是一个不正宗的穆斯林（lapsed Muslim）。我以前比现在更有宗教感。‘不正宗’意思是我不信神……我从未想过我在写自己的《古兰经》。我书中的核心是关于文本中不同观念的争执，关于一本书中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亵渎的争论。”1995年，在接受《今日印度》访谈时，拉什迪坦率地说到自己缺乏信仰的问题：“事实上，我不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但是我不是信教的人。我知道，这对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印度是很惊讶的事，但对我来说，我从未发觉有什么必要用信仰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些话应该是解读《撒旦诗篇》的几把钥匙。1999年，拉什迪接受访谈时说：“古代的神灵不是榜样和典范，而只是人类被放大到神性的一个例子。”这里分明透露出一种近似于无神论者的思想痕迹。这使他对敏感的宗教主题采取一种随意处理的有害方式。《撒旦诗篇》中有一句很显眼的话：“哪里没有信仰，哪里就谈不上亵渎神灵。” 这是拉什迪自己以后现代游戏心态消解经典神圣的最好注解。1990年2月6日，拉什迪在伦敦的一次讲座中说过：“尊敬神圣就是被神圣所麻痹。神圣这个观念仅仅只是任何文化中最保守的观念之一，因为他寻求将其他观念如不确定性、进步、变化等转变为犯罪行为。”这暗示了拉什迪曾经打破神圣和经典的权威进行创作的心态。西方学者比较公正地评价道：“拉什迪给我们大家帮了一个倒忙。他在《撒旦诗篇》里使用的贬损言辞，破坏了宗教传统中我们认为非常宝贵的东西，利用这些传统，人们能够界定身份，有的人仍然借以教育他们的孩子。”当然，拉什迪思想中的西方因素也是他解构东方宗教权威的一个原因。印度学者认为：“拉什迪有一副西方的头脑，但却完全缺乏东方意识。”拉什迪曾经在1991年的一次讲演中说，他想让全世界的穆斯林明白，他不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同时也希望西方更多地理解伊斯兰文化。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我的一位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手说：‘言论自由不是一个开端。’不，先生，不是这样。言论自由就是全部，是游戏的全部。言论自由是生命本身。”他以所谓民主自由的思想指导创作，这种解构伊斯兰教权威的荒唐可悲也就可以想见了。
其次，拉什迪的麻烦有时来自于他不太严谨的创作态度。按照某些学者的总结，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对于移民和流亡的主题探索是很出色的，但书中有关宗教的两章却是败笔。原因是：“首先，这两章中某些部分反映出一种低级趣味，并以相当粗鲁无礼、冒犯尊严的语言处理重大的主题；其次，这两章体现出拙劣的文学判断，拉什迪应该以一种避免与伊斯兰教历史类似的方式来轻易地驾驭宗教主题……第三，拉什迪缺乏卓越的政治判断力。”通观《撒旦诗篇》，人们不得不同意上述评判。
拉什迪的政治批判倾向也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特别是印巴两国对他的小说评价，尽管这是间接的。有人认为：“拉什迪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天生地有种不敬的倾向。他写巴基斯坦的小说《耻辱》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趋势。”这里的话是说明拉什迪对现实政治的文学干预问题。政治批判进入文学领域不是一件坏事，但作家在处理政治题材时的态度非常重要。拉什迪在《耻辱》中对于巴基斯坦领导人的批判讥讽是以寓言形式进行的，在《午夜》中是以近乎漫骂的方式来批评英迪拉？甘地的。因此，这两本书在印巴引起过不良反响并一度遭到禁止。《撒旦诗篇》揭露的是英国歧视移民的政策，但到了1995年，拉什迪在《摩尔的最后叹息》中，再次使用了将印度领导人漫画化的不敬手法。他在当年接受《今日印度》的访谈中说：“我听见传言说，索尼亚？甘地对我在小说（指《摩尔的最后叹息》）中关于狗的命名很难过。我猜想有人试图在印度其余地方禁止这本小说，因为在这本小说中有只狗叫做贾瓦哈拉尔（即尼赫鲁的名）。我觉得禁止它是相当可笑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摩尔的最后叹息》将尼赫鲁的名用在狗身上和《午夜》里将英迪拉？甘地称为“寡妇”有异曲同工之“丑”。这本小说在印度书写方面是有缺陷的。
影响拉什迪创作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前述的东方主义心态和笔法。恰恰是这一点，最合西方读者，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的胃口，例如，全力支持拉什迪的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曾经说过：“正是它（指《撒旦诗篇》）使我理解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诗，此乃生平第一次。”而关于阿伊莎的传奇冒险故事也让他感动。他断言，《撒旦诗篇》“不是攻击，是模棱两可”。拉什迪是在写小说，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体论上的宇宙”，“小说的艺术本身被加之以罪最为令人难过”。拉什迪后来就曾经将昆德拉作为捍卫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榜样。但是，西方作家对东方的阅读习惯以及由此形成的虚假和歪曲印象是拉什迪察觉不到的东西。正是在这点上，《撒旦诗篇》栽了跟斗。
需要提到的是，吉布列尔进行“宗教变色龙”的消解游戏外，《撒旦诗篇》还穿插进了神奇少女阿伊莎的传奇冒险。这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她的外貌体形非凡，头发雪白，肌肤亦如初生的婴孩般嫩白。但她与萨利姆甚至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着非凡的特异功能。拉什迪的叙述是这样的：“在她失踪后第七天里，人们看见阿伊莎正朝村子里走去，她再次裸着身子，以金色蝴蝶为衣，银色头发飘荡在微风中。”当天晚上，阿伊莎在村子的潘查亚特会议即古代印度村庄的“五老会”上告诉大家：“我与天使在最高的天上飞过，是的，我们甚至飞过了最顶端的罗特树。天使吉布列尔带给我们一个圣训，也可以说是命令……天使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村子里所有男女小孩马上准备朝圣之旅。他要求我们徒步走向麦加圣地，去亲吻圣地中心克尔白的黑石。我们确实必须去那里。”后来，阿伊莎带着村民们艰难地走向阿拉伯海，深信海水会让给他们一条路道通往麦加圣地。一路上，无数的蝴蝶飞在他们的头顶，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灼热的阳光。到了海边，阿伊莎等人走进海水里。不幸发生了：“刹那间，阿伊莎朝圣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消失在人们视野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再露面。没有一个出来透气的脑袋或一只击水的手臂。”到了最后，阿伊莎尚活在人世间的丈夫米拉扎？赛义德在阿伊莎复活的灵魂召唤下，像《午夜》中的萨利姆一样自爆而亡，与妻子合而为一。“在他们打开的一瞬间，海水分开来，他们经过阿拉伯海底走向麦加。”这个带有玄妙色彩的传奇故事虽然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消解宗教权威、亵渎宗教人物的嫌疑，但它的确反映了拉什迪与马尔克斯等后现代作家艺术技法的相似之处。分析家认为，这里关于阿伊莎及村民朝圣遇难的故事，是基于1983年巴基斯坦卡拉奇霍克斯海湾所发生的一场真实悲剧。一位什叶派穆斯林妇女相信，她得到启示，命令她徒步穿越阿拉伯海，到伊拉克的一个宗教圣地进行朝觐。最后，这个妇女与她的信徒们溺水而亡。有人认为，《撒旦诗篇》中关于阿伊莎等人溺海而亡的描写，是影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于1978年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带有政治讽喻色彩。当然，除去这一故事的东方主义因素和政治寓言外，拉什迪在此套用了印度宗教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文化概念。
关于拉什迪的总体创作成就，西方人赞誉说：“他单枪匹马，使英语返回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那条充满魅力的线索，从塞万提斯经过斯特恩，一直延伸到最近的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什迪创作了一种最高品味的小说，具有魔幻性、艺术性和紧迫的政治性。”关于拉什迪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学者评价说，他的问题是，把多元文化和全球意识绝对化，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位世界公民，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文学艺术之根是深深地扎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拉什迪在“揭露本民族的缺点时，似乎没有充分顾及本民族同胞的思维定势、心理反应和承受能力”。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拉什迪的这个缺陷加上前述有关因素，构成了拉什迪风波的起因。
平心而论，拉什迪是一位极富天才的作家。他为印度的英语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后殖民英语文学成为一大亮点。如果不是拉什迪事件的影响和其他因素，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将归属于他。他的悲剧也是很多后殖民作家的共同悲剧，但发生在拉什迪身上就更加典型。1991年，拉什迪告诉一个记者说：“过去两年里，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我与自己的人民分离开来，并被他们所排斥的痛苦感觉。印度是我生命中本质性的一部分。”这显示了他有家难回的痛苦。拉什迪、奈保尔和其他后殖民作家都是“在路上”的一代，他们共同的命运只有“在路上”。套用贾布瓦拉的一部小说集题目，拉什迪们的文化脉搏永远跳动“在印度之外”。
1991年1月，拉什迪接受访谈时对自己的风波进行了清醒总结：“我觉得，如果要从所谓的‘拉什迪事件’中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小小世界里，存在两种非常大的文化，广义上说即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非常遗憾的是，它们之间的互相了解就是通过一种陈旧的心态来看待对方。我想，启动一种程序极为重要，它能增进我们对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同时，他呼吁西方世界不要用“拉什迪事件”高潮时采取的黑白二分模式简单处理东西方关系。这些思想应该视为拉什迪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上的新思考。虽然他后来在《摩尔的最后叹息》中仍然沿袭了一种不太严肃的创作手法，而导致印度一度禁止该书，但从总体上说，他的创作还是开始偏离《撒旦诗篇》似的引人争议的手法。这显示了拉什迪创作的积极变化。1997年，他与人合编印度英语文学精品选，并在引言中对印度英语作家品头论足、如数家珍，这表明，印度文化还在他的精神血脉中汩汩流淌，印度永远不会从他心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