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1810-1882）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岭南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在音韵、乐律、天文、地理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贡献外，陈澧在当时还以鼓吹“汉宋调和”而著称。他后期的代表作《东塾读书记》就是这一立场指导下的产物。
对于陈氏的这种调和论调，传统上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批评者贬之为“附会”、“摭拾”，只不过是变相的抄袭而已。誉之者则称其“用心至苦”、“成就亦卓”，实欲提倡一种新学风。本文无意于介入这种争论，只是想通过《读书记》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献，来分析陈澧心目中的汉学、宋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何以要提倡“汉宋调和”，以及“调和说”给他的经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本文想要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两点：（1）陈澧的经学主张属于考证学传统的自我反省，他的例子刚好说明一个受到严格考据学训练的人要想从这种传统中走出来是多么不容易。（2）汉学和宋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把宋学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之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
一、“关乎世事盛衰”之书
《东塾读书记》原名《学思录》，“学思”自然是取法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陈澧后来何以改变初衷，冠名为“读书记”，我们并不清楚。考虑到该书反复论证“学”即读书，这种改变似乎反映出陈澧对“思”有某种担忧。在“学”与“思”之间，他显然更偏爱前者。
陈澧花在这部著作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很多，从40余岁开始直到去世亦未能最终完成，他很重视这部书自是情理中的事。在与友朋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自己正在从事的这项工作：
钱竹汀先生无经学书，仆竟似之。昔年亦有辩证注疏之作，欲钞为一篇题曰“碎义”。此二字出《汉书·艺文志》，所谓学之大患也，此不可刻，但择数篇入文集可矣。文集亦无好文章，不足传。且看《学思录》何如耳。
与钱大昕并提，自然另有其意。但声称自己文集没有可以传世的好文章，“且看《学思录》何如耳”，足可看出陈氏对这部书寄寓的厚望。
关于这部书的写作宗旨，陈澧在给弟子胡伯蓟的一封信中曾自比《日知录》：
仆之为此书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
就形式而言，《日知录》是札记体，《学思录》亦然。就内容来说，《日知录》寄托着顾亭林一生的理想和希望，《学思录》同样是作者“平生志业所在”。亭林昐望，“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陈澧也说自己的书“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这些都是两者比较相像的地方。
不过，陈澧以《日知录》相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自己亦想创作一部拯救时弊、转变世风的作品。在这一点上，陈澧的视角和一般汉学家的确不同。亭林为汉学开山，《日知录》被尊为清代考证学的典范。大多数汉学家都为《日知录》考证方法之完善、考证内容之精博所折服，他们常常把这部书作为自己工作时仿效的模板。陈澧则不然，他所看重的主要不是《日知录》的具体内容，而是这部书的批判意义，即对明代空疏学风的针砭和纠正。就具体内容而言，陈澧的《学思录》和《日知录》差别相当大。陈澧声称自己不愿意效法《日知录》的三分法，他的书只讨论“经学”而不讲“治法”和“博闻”。不讲“治法”的原因是不敢妄谈，因为自己没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不讲“博闻”则是因为清儒讲博闻已经讲得太多（事实上，博而无约正是陈澧在书中反复批评的内容）。即便是“经学”部分，《学思录》与《日知录》也有明显的不同：《日知录》广征博引，详释经书中的各种典章制度、语词概念，《学思录》则只讲微言大义，不作一字一词之考订。这些都说明，陈澧并不打算把《学思录》也写成像《日知录》那样的考证之作，他所期望的只是这本书能够像《日知录》一样，改变当时的学风，并为后世开启新的法门。
陈澧的另外两段话正好可以替此作个注脚：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著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前段话叙述自己思想的变化，对于我们了解陈氏经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早年，他一直处于考据学的传统之内，进行经典的解读、考证工作。中年时才“幡然而改”，发现经典的解读、考证是一项无穷无尽的工作，于是转向寻求大义、探究经学变迁的历史及其得失。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他对汉、宋学术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估。后一段话讲到排名法、排王肃、排陆王等等，归结起来就是“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去弊”成为整部著作的核心任务。把两段话结合起来，我们不妨这样说，正是前段话所讲的那种治学方法的转变，直接导致了陈澧偏离由顾炎武所开创的经典考据传统，正是后段话所说的那种“去弊”追求，使陈澧仍然把顾氏认作自己可以效法的先驱与榜样。
最有趣的还是上揭文中的一句话：“著此书非儒生之业也。”陈氏许为平生志业所在的大书竟然不是儒生之业，这又该如何解释？
个人觉得，这正好更进一步说明了陈澧著述《学思录》的目的并不是想提供什么新“经解”，而是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学术传统。所谓“儒生之业”，核心当然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体会和实践。但是错误的方法足以把人引向歧途。批评这种错误的方法虽然未必算得上正宗的经典研究，但它的作用恐怕远比“儒生之业”更重要。至少，陈澧是这样认为的：
十年来著一子书，通论古今儒学得失，关乎世事盛衰。此平生志、业所在，但身世如此，成与不成，正不可知。
“通论古今儒学得失”属于学术史的大问题，“关乎世事盛衰”更是涉及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还有什么比这两者更重要的呢？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陈澧在这段话中明确地把《学思录》称为“子书”。众所周知，在儒家的传统中，“经”是神圣的典籍，儒者的解经活动都是为了揭示经中所包含的真理。“子书”就不同了，它允许著者发表自己创造性的见解，有无“自得”常常是判断子书高下的依据。从《学思录》后来所刻成的15卷（以《东塾读书记》为书名）来看，除1卷讨论诸子学外，其余的都属于儒家十三经及经学史的内容。陈澧把这样一部本属甲部之作称作“子书”，似乎暗示我们，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解”，而是表达他个人意见的一部“自得”之作。
这一点是我们阅读《东塾读书记》时应该时刻牢记于心的。
二、对“汉学”的反省
正如前面提到的，陈澧早先本属于考证学派，只是中年时期才“幡然而改”。所以对自己曾经献身的学术传统进行批评和反省构成了他后期著作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与稍早或同时批评汉学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些人或从史学出发如章学诚，或从宋学出发如桐城派诸子，皆属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从不同的学术传统出发进行批评，虽有所谓旁观者清的优点，但也容易陷入隔靴搔痒的窘境。相反，自我反省因为是现身说法，常常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且看陈澧下面的一段话：
韩非子曰：“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今之讲经学小学者，往往纤察微难而非务。余非不能考据繁琐也，《水道》、《声律》、《切韵》三书，可谓繁琐矣，特不欲效近人说经解字繁琐之习气耳。
这话大概就不是那些站在汉学传统外面、没有实际考证经验的人所敢说的。
让人失望的是，陈澧并非总是这样旗帜鲜明。也许是出于对门户之见的深深警惕，陈澧在正式著作中从不张扬己见。即便是对世风时弊的批评，他也总是讲得非常含蓄，以致读者很难把握他的意图。
对于陈氏的这种做法，钱穆曾作过一个精彩的评论：
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者或不识。其意乃写之于未刊之遗稿。……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
钱氏此论是否适合于章实斋，不无疑问，但的确符合陈澧的情况。有东塾的话可以作证：
自非圣人，孰无参错？前儒参错，赖后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贵也。然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读古人书，辨其参错，而其多善则置之不论，既失博学知服之义，且开露才扬己之风。此学者之大病也，由失郑氏家法故也。
陈澧认为前儒之错后儒有辨明的义务，但他坚决反对“露才扬己”、没人之善。他更愿意奉行“博学知服”、尊重前贤的原则。在《读书记》郑学卷中，他对郑康成尊师、尊先儒之法均再三致意，都是出于同一种考虑。
陈氏刻意提倡“博学知服”、尊重前人，还可以看作是对刚刚过去的一场争论的响应。这场争论正好发生在陈澧求学和生活的广州。这场争论的主角分别是出身于汉学传统的江藩和来自于桐城派的方东树，他们都曾经寄身于阮元的幕下。先是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师承记》二书，严分汉、宋并一褒一贬。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的立场上，作《汉学商兑》予以回击。由此引起两派纷争，势如水火。陈澧对这场争论当然非常熟悉，但他明显不赞成双方的这种论争态度，所以在《读书记》（性质与上列诸书相近，主旨都在讨论“经学源流正变得失”）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江藩和方东树的大名。
幸而陈澧还有许多读书笔记保存了下来。钱穆早已指出，这些笔记“皆《读书记》之前身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乾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绝好材料”。
由于读书笔记属于私人性质，所以对人物、对时风的评论皆能直抒己见、无所顾忌。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读书记》曾经评论到汉学大家惠定宇和王怀祖。对于惠定宇，陈氏这样说：“孔子言《易》之兴，但揣度其世与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后儒当阙疑而已，何必纷竞乎？惠定宇必以为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赵宾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纡曲如此，更可不必矣。”对于高邮王氏，则云：“王怀祖《广雅疏证》，尤精于声音训诂，然好执《广雅》以说经。”这两处陈澧表达的其实都是批评意见，但看上去却非常含蓄节制，一点没有针锋相对的意思。
但在《遗稿》中，情况就不同了。“救惠氏学之弊”、“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赫然列为“学思录大指”。对“高邮王氏学之弊”，陈澧更是铺陈道：“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十三经注疏》，卷卷读之，句句读之，不紊不漏，其无疑者熟而复之，有疑然后考之，考之而有误，然后驳之，然后自为说以易之。既自为说矣，而又思彼说果误，我果不误与？然后著于书，如是则善矣。若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误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说误，则更不足言矣。”话虽然说的是王氏的模仿者，但批判的矛头却直指王怀祖：至少王怀祖有这种“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误而驳之”学风始作俑者的嫌疑。
正因为《遗稿》和《读书记》有这种明显的区别，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许更容易让我们了解陈澧在正式著作中所表达的真实意图。
近有论者提到，陈澧虽然批评汉学，但却有“扬戴抑惠”的倾向，并暗示这种立场可能与取悦曾国藩有关。陈氏是否有讨好曾国藩的嫌疑，这里不论。“扬戴抑惠”说则殊难成立。遍查《读书记》，陈氏对戴震比较客气自是实情，但也并非没有批评。《论语》卷提到理欲之辩，所谓“或疑如此，则《论语》无胜私欲、全天理之说。斯不然也”，所批评的正是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中的观点。陈氏批评惠定宇稍多，但也并非没有赞扬。《易》卷特别提到以十篇说经是“虞氏之最精善处，亦惠氏之最精善处”。对于戴学一脉，《读书记》曾称段玉裁不知毛传之例，曾讥王念孙以《广雅》说经。《遗稿》对于高邮王氏之学也曾大加针砭。因此似乎不能说陈澧有刻意抬高皖派的企图。对于惠栋一派，《读书记》特别批评江声“掩人之善”、“好改古书”的习惯，并称“江氏好改经字，乃惠定宇之派。虽云好古，而适足以为病也”。这也算不上是诬蔑，因为学界有差不多共同的看法。个人觉得，陈澧对汉学的反省似乎并未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他的批评大多针对整个汉学传统而言。
大体上说，陈澧对汉学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
（1）琐碎无实。汉学发展到嘉道年间，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问题大概就是支离、琐碎，找不到发展的方向。梁启超曾经描述过这一现象：“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讼终末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末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陈澧身处汉学传统之中，亦深感“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的无奈，他后来终于发现这种“纤察微难”式的研究根本不是急务，所以自己才不屑于追随这种繁琐习气。他曾这样批评当时的经学：
《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病也。”此一段竟似为近代经学言之，句句字字说着近儒之病。
这也未尝不可看作是对自己早年经历的一种反省。
（2）浮躁。汉学成为一种群趋的风气，自然也就容易成为搏取名利的工具。学术本身不再是目的，各种投机取巧应运而生。陈澧批评道：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断句读之，则不能浮躁。不独有益于读书，亦有益于治心矣。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
经典考证兴盛几近百年，但陈澧却在此时提倡断句、“认真读一部注疏”，这真是绝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