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无用。考证学初起时本来怀抱着一种通经明道的理想，但后来的发展却是大多数汉学家忘记了“明道”，只知道“通经”。于是训释考证变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大多数人都看不懂它那高深的内容，考证学丧失了它的经世功能。陈澧相信，这正是世道衰乱的最根本原因：
谓经学无关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
“汉学无用”论通常是宋学家批评考证学派的利器，现在来自汉学阵营中人也提出了近似的说法，这不能不说考证学的问题已非常严重。
（4）本末倒置。只谈考证，不发明义理，本来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可陈澧认为，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本末倒置更加让人不可思议：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理义乎？
经典需要训诂才能被理解，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事实上，需要训诂的毕竟只是少数。那么汉学家们为什么不先在经典中“不必训诂而明”的地方寻求义理呢？
早在考证学初起时，戴东原曾经放言：“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听者顿觉振聋发聩，从此“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成为汉学家的金律。但未及百年，陈澧却已经在追问汉学家们为什么不懂得经典中还有许多“不必训诂而明”的内容，为什么不懂得先易后难的粗浅道理。这大概也就是东塾所谓“学术正变得失”之佳例吧！
陈澧对汉学的批评大体如此。在他看来，无论琐碎无实也好，浮躁无用也好，本末倒置也好，一言以蔽之，皆考证学家们蔑弃义理的恶果。因此，经学要想恢复生机，要想有益于“世道人心”，就必须重新摆正考据和义理、汉学和宋学的关系。《东塾读书记》想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三、“汉宋调和”说
陈澧调和汉、宋的最早尝试见于《汉儒通义》一书。这本书创始于咸丰四年（1854），陈澧时年45岁，四年后刻成。该书的序言称：
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谨录其说以为一书。汉儒之书十不存一，今之所录，又其一隅，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也。节录其文，隐者以显，繁者以简，类聚群分，义理自明，不必赞一辞也。
由这篇序言就可知道，《通义》纯属纂辑之书，除了编纂原则之外，里面并未包含任何陈澧个人的东西。整本书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汉儒不仅训诂独步，而且义理也很“醇实精博”。
十几年后，陈澧回顾自己的学术活动，把这本书的编纂意图说得更清楚：
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
其中，“宋儒轻蔑汉儒”不对，前序已经提及。“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则属新加。新加的内容似乎表明，陈澧晚年的注意力已从“宋儒之非”转向“近儒之病”，这应当与他多年来致力于反省汉学轻视义理之弊端有关。
与《汉儒通义》相比，《读书记》则属陈澧心血之作，里面自然包含不少个人的见解。不过在调和汉宋这个大原则方面，两书并无二致，只是《读书记》的论述更全面、更深入，表达也更有技巧而已。
《读书记》首《孝经》、论、孟，次五经、小学，最后四卷为诸子学、郑学、三国、朱子学。前面的内容属经部，后面的近于经学史。只有“诸子学”是个例外，陈澧之所以单列一卷，可能是出于“通论古今学术”的考虑，另外，荀学也是经学史必须考虑的内容。在这一卷中，陈澧的调和心态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批判诸子的同时，仍然不忘逐条摘抄各家“可取”的内容。
在《读书记》中，陈澧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贯彻其“汉、宋调和”的立场：一是借孔门四科论证考据、义理不能偏废；二是在经部的各卷中举例说明汉、宋经解皆有所长；三是分别选郑玄和朱熹作为汉宋之学的代表，说明汉儒也精义理、宋儒也善考据。
三种方式之中，以第一种说法显得最为通达：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惟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后世或讲道学，或擅辞章，或优干济，或通经史，即四科之学也。然而后世各立门户，相轻相诋，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岂能同出于一途？徒费笔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则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岂圣人之教乎？
这里，“德行”对应于“道学”，“文学”相当于“经史”（或“经学”）。前者为义理，后者即考据。陈澧认为，四科性质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人们可以根据性之所近，选择一种去学，但不能只把自己所学才看成是真学问，别人所学就不是真的。言外之意是，德行与文学、义理与考据皆有其独立的价值。
比较奇怪的是，陈澧认为，四科之学不仅不能互相代替，而且也不可“妄谈”：
四科之学，非但不相抵，抑且不可妄谈。讲道学者谈辞章，办政事者论经学，皆多乖谬。辞章、经学两家亦然。
陈澧举的“对子”是“道学”与“辞章”、“政事”与“经学”，考虑到当时桐城派与汉学家的交恶，他可能是有感而发。但问题是，四科之学也并不是完全无关的，陈澧自己就说过汉学家不讲义理是世道衰乱的原因，我们总不能把那些讲“义理”的汉学家全看成是“妄谈”吧？看看下面这句话就会知道，陈澧自己也没有把“不可妄谈”的说法贯彻到底：“言语、政事、文学，固断不可无德行，而德行、言语、政事，又断不能不由学而入。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
相对于第一种方式来说，陈澧“调和汉宋”的第二种方法更偏重于对经学史上具体问题的分析。作为经典解释的两种最重要方式，汉学和宋学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著作。清代考证学兴起以后，尊汉而排宋，训诂考订成为潮流，义理之学受到轻忽。在这种背景下，陈澧借具体文献，分析各家之得失，并重新强调汉、宋经解皆有所长，这当然属不小的进步。后人因此而称陈澧“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虽涉夸张，但也说明陈澧的确抓住了他那个时代经学的大问题。
不过，当我们深入到《读书记》的具体内容时，就会发现陈澧所强调的汉宋经解的“长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习惯，所谓“长处”当然是这种学术的最主要优点，因此，毫无疑问，汉学的长处在训诂，宋学的长处在义理，强调汉学的长处就应当表彰其在训诂考订方面的贡献，强调宋学的长处就应当表彰其在义理发挥方面的贡献。可是，陈澧并不这样认为，他要说明的是：汉儒之长不仅在“训诂考订”，而且也很善于讲“义理”；宋儒之长不仅在“义理”，而且也很善于从事“训诂考订”。
先看下面两个例子：
毛传简约，郑笺多纡曲。朱传解经，务使文从字顺。此经有毛传、郑笺，必当有朱传也。
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
前段话出自《诗》卷。毛传郑笺属汉学，朱传属宋学，陈澧强调，三者对于读诗来说，皆不可少。后段话出自《书》卷。蔡沈《书集传》，因为是宋人的作品，不受清代汉学家重视。陈澧指出，该书其实有很多精当处，江声的《尚书集注》亦不免与之雷同。众所周知，训释“五经”本是汉儒之胜场，陈澧于此特意表彰朱子、蔡沈，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宋儒也善考证。
相反，在《孝经》、论、孟各卷，陈澧表彰的对象却换成了汉儒：
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澧案：《六艺论》已佚，而幸存此数言，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此微言未绝，大义未乖者矣。
“人无有不善”。赵氏注曰：“人皆有善性。”……赵邠卿善读《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说也。
前段话出自《孝经》卷，主要是称赞郑康成懂得孔子的“微言大义”。后段话出自《孟子》卷，主要是夸奖赵岐才真正明白孟子性善论的精义，远超出荀、扬之辈。按照陈澧的理解，微言大义、人性善恶当然都属义理的范畴，因此郑玄、赵岐不仅是训诂大家，而且对“义理之学”也有独到的体会。
对陈澧的这种做法，章太炎曾经讽刺说，这就像在一千匹马身上找根颜色长短都相同的毫毛，纯属弃大体、取小节。章氏的批评自然深中陈澧的要害，我们所关心的是，陈澧何以会选择从这样一个困难的角度来论证汉、宋之学皆有所长？
不能说陈澧没有意识到汉、宋各自的长处。在对考证学进行反省时，他曾经提到汉学家不讲“义理”的危害。在《遗稿》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汉宋各有独到之处”：“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可是，在具体论证这种观点时，他却常常不自觉地转换话题，“不能偏废”变成了两者皆有，“汉宋各有所长”变成了汉学有宋学的优点、宋学有汉学的长处。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他的整个论说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为了提倡兼取两家之长，表达出来却更像无谓的调和。
他为什么会如此？既然给自己著作设定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义理”救正“考证学”之弊，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正面地肯定宋儒义理之学的价值？为什么要曲折地论证宋儒也会考据、汉儒亦讲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