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及其限制——略论张申府、冯友兰和金岳霖思想方法的异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就重建的形式而言，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和西学的广泛传播，人们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走一条东西方智慧互补、融合的道路。陈寅恪所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说法，恰当地表达了当时思想界许多人士的这种共识。但是，西学内部既学派林立，中国传统哲学亦有各家各派之别，互补融合到底应当选择哪家哪派或哪种主义，这倒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方面，有的人选择了实用主义，有的人服膺唯意志论，有的人则热衷于唯物辩证法；在立足于本来民族之地位方面，有的人接续程朱，有的人重提陆王，有的人则试图使佛家的唯识学重光。一时间，思想界倒也显得异彩纷呈，热闹非凡。
在这场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中，张申府、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思想倾向比较接近且颇富建设性成果的几位。他们共同追随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盛赞逻辑分析法的好处，并试图把它和中国古典哲学相嫁接，以创制新型的方法和系统。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他们三人并不一致：张申府对原始儒家倾注了较大的热情，冯友兰声称他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金岳霖则更喜欢道家的庄子。但在吸收外来学说方面，三人却一致推崇逻辑分析法。张申府最先把分析哲学和逻辑解析法介绍过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大客观法”和“具体相对论”，冯友兰试图用逻辑分析法重新阐释中国哲学的范畴，金岳霖则把逻辑分析转化为自己的具体实践，逻辑分析成了张、冯、金三人的纲领或实践。冯友兰和金岳霖并且依之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抗战时期最富创造性的哲学家。
不过，由于思想背景的差异和侧重点的不同，他们三人对逻辑分析法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对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这些不同不但有助于把握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体系的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逻辑分析法的作用和局限。
一、崇尚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历来偏重于笼统的直觉和整体的把握，形式上缺乏严密的推理和周详的论证；同时二千年一贯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使得创造性的思想内容常常淹没在卷帙浩瀚的注疏、语录和书信中，其中的内在关联隐而不彰，显得非常模糊、芜杂和隐晦。这种方式也许具有某种诗意的优点，但从总体上说，它毕竟不再适合现代哲学的专业化研究了，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通以后，思想领域的深层接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理智系统，使传统哲学的缺陷和不足更加彰明。这种对比的结果是一方面对传统的粗疏和零乱产生极端的厌恶，一方面对外来思想方法唤起极大的热情。一时间，方法成了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戊戌变法的思想家似乎已经意识到中国哲学缺乏形式化训练的缺憾，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企图把他们的著作用数学形式条理化；严复着手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意图从根本处用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方法的崇尚达到极点：蔡元培勉励他的学生要学到西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即方法），胡适之宣称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并用来整理史料，梁漱溟崇尚直觉，在柏格森那里找到了儒家传统早已“拥有”的智慧，而许多思想家甚至把科学本身也当作一种万能的方法，用来解决包括宇宙人生在内的一切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哲学界盛行的逻辑分析方法也被介绍过来。于此，张申府大有功焉。张最先发现罗素，他为后者明晰的语言、精细的方法及伟大的人格所深深地折服，称之为他平生最佩服的哲学家，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向国人介绍罗素的思想和学说，特别是罗素所盛倡的逻辑分析法。张认为，作为新实在论潮流中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大师的罗素当然是讲逻辑分析的翘楚，而逻辑解析是当时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之一，“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张申府并且坦率地承认构成他自己思想之中心的所谓“大客观法”、“具体相对论”的最直接来源就是罗素的类型论和逻辑解析法。冯友兰更是自觉地意识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他还以能应用这种方法进行哲学创作而感到自豪：“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而金岳霖虽然没有详细地论述何谓逻辑分析方法，但由于他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和对知识论的研究，使他本人也被看作近代思想家中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的第一人：“中国近代思想方法虽有大的贡献，但不是古代方法之整理，就是西洋方法之介绍，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别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代恐怕只有金岳霖一人。”
二、什么是分析
但是，除了共同服膺逻辑分析法这一点外，以上三位对究竟什么是分析的理解和侧重点并不一致。张申府除推崇罗素外，他对维特根斯坦、逻辑经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都有兴趣，这使他对分析的理解既能着重形式化的一面又有全面性的好处。而冯友兰虽然是从史的研究转入哲学创作的，他对形式化的一面似乎有更浓厚的兴趣，他的《新理学》中充满了类似罗素用形式逻辑的句法分析日常语言结构的做法，譬如，他用逻辑上蕴涵关系从实际的事物推导出有一个真际的世界，又如，他利用数理逻辑中的量化概念，把哲学中许多命题转换成形式化的命题，以避免来自实际科学的批评等。金岳霖虽然是职业逻辑学家，并且深受罗素的影响，在他后期的《知识论》中却把这种纯逻辑的推导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对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和句子反而倾注了更大的精力和耐心，力求全面地揭示它们的内涵和意义。他们三人这种倾向上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思想来源上的不同。正如前面提到的，张申府的思想背景是多方面的；冯友兰主要深受美国新实在论的影响，而且他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比较熟悉，这两者都对建构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抱有浓厚的兴趣；而金岳霖在剑桥大学的游学经历可能使他受到了摩尔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的影响。在详细叙述他们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有关的西方哲学家对分析的看法，因为即使在西方，在什么是分析，分析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等问题上，哲学家们也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
美国新实在论者认为，分析并不是指某一门知识所特有的方法，而是指一般精确知识的共同方法。分析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它本身的性质只有通过精细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求助于大致的了解，可以说分析就是发现一个实体在某种意义下是由部分组成的。分析包括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它有两大类型，形式的和实质的。实质的分析如对化学化合物的分析，能够实质上将物分割开；形式的分析是对典型整体的分析，如时间的连续，部分是区别了、分析了，但整体仍是完整的。因此，尽管美国新实在论者强调用词谨严，定义清楚等等，他们所谓分析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的对象是实体和观念，分析主要处理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逻辑经验主义者就不同了。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分析都是把复杂的东西化归为简单的要素，有一些分析是对某个句子的语言形式的改造，这本质上是一种释义的工作。现代逻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所处理的是句子或命题而非单个的词或概念，是关系而非个别的项，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句子的语言形式的改造，把它所表达的命题之逻辑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把一些不明白、容易产生误解的形式翻译成清楚明白、不会产生误解的形式。卡尔纳普认为，如果评论什么陈述，只要它有所断言，就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事实科学，那么留给哲学的就既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的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即逻辑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消极应用是“用以消除无意义的词，无意义的假陈述；在积极的应用方面，它用以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逻辑基础”。一句话，哲学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从而为科学奠定基础。而对乔治·摩尔来说，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更应当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许多无意义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而引起的，当把问题弄清楚后，很可能出奇地简单，他认为：“在伦理学上，正像在一切哲学学科上一样，充满其历史的困难和争论主要是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即由于不首先去精确发现你所希望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就试图作答。”情况常常是这样，哲学家们头脑里想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问题；他们总是不断力求证明“是”或者“不”可以解答问题，但对这类问题来说，这两种答案都不是正确的，因为其中有的答案是“是”而另一些可能为“不”。因此摩尔满足于对日常语言如善、实在等作外科手术式的治疗，耐心地然而也常常艰苦地澄清它们的意义。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日常语言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承了摩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