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地炮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的晚年代表作。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更由于方以智的被捕并死于押解途中，此书刊刻流通不久，就逐渐淡出了学人的视野。晚近一二十年，随着方以智和庄学研究的深入，《炮庄》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除了“三教会通”论、庄子“托孤说”等核心思想外，此书之版本源流、写作缘起和成书经过也都成了讨论的话题。下面谨就后一问题，略述个人的看法，以供研究方氏学行和庄学史者参考。
一
《炮庄》现存的本子主要有四个：一是安徽博物馆藏“潭阳大集堂”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潭阳天瑞堂”本，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王木斋题记本，一是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四个本子虽印行时间有早有晚，序跋篇数或多或少，完整程度大小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属于同一个刻本。
从印行时间来讲，大集堂本应该最早。该本《目录》后面，第一篇文字是萧伯升的《刻炮庄缘起》。由此序我们知道，正是萧氏的捐资，才有了《炮庄》一书的刊刻。方以智第二个儿子方中通有诗《萧孟昉捐资为老父刻〈药地炮庄〉感赋》，讲的正是这件事：“苦心思救济，尽现漆园身。蛮触征皆罢，逍遥足绝尘。父书还赖友，古道可娱亲。三世交情重，应知贱子贫。”萧序末尾题曰“康熙甲辰，春浮园行者萧伯升谨识”，这和《目录》后面的识语“康熙甲辰，庐陵高唐曾玉祥刊”，时间上刚好吻合。因此，可以基本断定，《炮庄》的正式刊刻就是从康熙甲辰年（1664）开始的，这一年方以智五十四岁。
除了萧伯升的《缘起》外，大集堂本的序作者依次还有陈丹衷、何三省、余飏、竺庵大成，全书末尾则有兴翱、慈炳等人的跋语以及张自烈的《阅炮庄与滕公剡语》。这些序跋中，仅陈丹衷、弘庸、大成、慈炳四篇有明确的写作时间。陈序标以“雍茂孟陬”，是为顺治十五年（1658）。弘庸标以“辛丑”，是为顺治十八年（1661）。大成题曰康熙丙午（1666）。慈炳题曰“阏逢执徐”，是为康熙甲辰年（1664）。四篇的时间差了八年之久，这并不难理解。索序于人，并不需要等到完稿之时。从刻版到印刷，也会有个过程。假若大成之序是所有这些序跋中最晚的一篇，那么大集堂本的印行时间应该就在康熙丙午年（1666）。这离始刻之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左右。
与大集堂本相比，天瑞堂本的序文有所变动：一是萧伯升的《刻炮庄缘起》被删除，二是新增了文德翼、苗蕃和戒显三序。萧序被删，原因不详。若与萧伯升晚年入狱有关，那么此本的印行时间需推到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新增三序，文德翼、戒显两篇无写作时间，苗蕃序则署曰“丁未纯阳月闰之朔，楞华狂屈蕃具草”。“丁未纯阳”为康熙六年（1667）四月。苗蕃此序未能收入大集堂本，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错过了大集堂本的印刷时间；二是方以智对此序的内容不太满意。后一种的可能性极小，若属前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大集堂本一定在康熙六年的四月之前已经印出。另外两序，情况估计也差不多。还有一点需说明的是，天瑞堂本正文中缝出现二十余处“甲申年崇安补”的字样。假若这些都是当时的增补，那么该本的刷行时间就得推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这离方以智辞世已有三十三年之久。
“中研院史语所”藏本实际上是大集堂和天瑞堂两本的拼合，其根据就在王木斋的扉页题记：“余二十一岁时，闻先师杨朴庵先生屡称无可大师《药地炮庄》为说《庄》第一书，即有心求之。廿余年来，仅得卷首一本。至辛亥六月，乃见有持此书求售者，欣然购之，如获异珍。首卷复缺四序一题咏。考前购残本，有此六叶，遂以补入，此书得成完本。”记中所称杨朴庵即杨摛藻，乃晚清佛学大家杨文会的父亲。他推崇《炮庄》，也许和佛学信仰有关。王木斋受老师影响，留心《炮庄》已久。辛亥年所购者可以肯定是大集堂本，所谓“复缺四序一题咏”，实际上并非全属残缺。苗蕃的题咏，文德翼、戒显的两序，本来就没有收入大集堂本中。他的补本，当然只能属于天瑞堂本。两本相加，王木斋为我们保留了《炮庄》的全部序跋，这是该本的最大优点。
四川博物馆藏本仅有正文九卷，民国美学林本即据此排印。由于缺少序跋总论部分，它究竟属于大集堂本，还是天瑞堂本，很难辨识，对成书过程的考辨帮助也不大。
二
相对于《炮庄》完稿和刻印时间来说，方以智何时开始写作此书，却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由于史料中存在一些看似矛盾之处，研究者因此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方氏作《炮庄》，源于他的老师道盛禅师的托付，因此该书的动手时间不能早于顺治十年（1653）的春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方以智从梧州北返、停经庐山时，就已经有了《炮庄》的稿子，他动手写作的时间，甚至比顺治九年冬天还要早。
持前说者，根据主要在陈丹衷的一段话：
杖人癸巳又全标《庄子》，以付竹关。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
“杖人”全称为“浪杖人”，道盛禅师之别号。“癸巳”即顺治十年（1653）。“竹关”原指南京高座寺看竹轩，此处代指方以智，因其圆戒后曾闭关于此。下推十年，为康熙癸卯（1663），《炮庄》完稿。甲辰年（1664），即有萧伯升捐资刻版事。
陈丹衷，字旻昭，号涉江，江宁人。崇祯癸未进士，长期追随道盛，法名大中。由《炮庄》正文九卷卷首皆题曰“天界觉杖人评、极丸学人弘智集、三一斋老人正、涉江子陈丹衷订”可知，他曾经亲自参与过《炮庄》的编订工作。有此特殊身份，他的说法的真实性当然用不着怀疑。
方以智自己的文字，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炮庄小引》这样写道：
子嵩开卷一尺便放，何乃喑醷三十年而复沾沾此耶？忽遇破蓝茎草，托孤竹关，杞包栎菌，一枝横出，曝然放杖，烧其鼎而炮之。重翻《三一斋稿》，会通《易余》，其为药症也犁然矣。
“子嵩开卷便放”，典出《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喑醷”出《庄子·知北游》：“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破蓝茎草”指道盛的《破蓝茎草颂》。《三一斋稿》是方以智外祖吴应宾的遗稿，《易余》是方以智自己解《易》之书。整段话合起来，大意是说，庾子嵩读《庄》开卷便放，自己读《庄》三十年，为什么还要沾沾于此？是因为遇到了恩师道盛禅师，后者把解《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于是支鼎烹炮，以《庄子》为药，以《三一斋稿》、《易余》及历代注疏为辅，就有了《炮庄》这本书。
需要指出的是，方以智这段话中的“忽遇破蓝茎草，托孤竹关”，不能理解为《破蓝茎草颂》中就有“托孤竹关”之事。《破蓝茎草颂》的确是道盛专为方以智所作，可文中全都是对后者担荷大法的勉励和期待，根本没有提到过解《庄》之事。方以智这里只是借用“破蓝茎草”代指老师而已，并不意味着“托孤竹关”一定要与该颂的写作同步进行。
在道盛师徒那里，“托孤”是一个双关语，既可指庄子以孔门之孤主动托身于老聃门下，又可指他们自己的学术薪火相承。对道盛来说，庄子已经是“孤”，再把这个解《庄》的任务交给方以智来完成，那就是另外一种托“孤”。方氏的旧友门人对此显然印象深刻，几位序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件事，就是明证：
《炮庄》制药，列诸症变，使人参省而自适其当焉。梦笔、药地，立寓双冥，其寂感何如耶？（何三省）
杖人评《庄》，正欲别路醒之。药地炮《庄》，合古今之评，以显杖人之正，妙在听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呑吐之。（弘庸）
浪杖人灯热一书，十方始知是火，师即传以为炮岐黄，不在父子间乎？（文德翼）
自天界老人发托孤之论，药地又举而炮之，而庄生乃为尧舜周孔之嫡子矣。（余飏）
杖人《庄子提正》，久布寓内。……在天界时，又取《庄子》全评之，以付竹关。公宫之托，厥在斯欤！（大别）
这么多人都强调两人的承继关系，说明道盛的托付对于《炮庄》的编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他的《庄子提正》和“全标《庄子》”，恐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药地炮庄》。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地炮庄》始著于竹关，并没有什么不妥。
持第二种观点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是方以智弟子传笑的一段识语：
此愚者大师五老峰头笔也。佛以一语穷诸外道，曾知佛现外道身，以激扬而晓后世乎？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大医王详症用药，横身剑刃，申此两嘘，苦心矣，岂问人知？壬辰孟秋，玉川学人传笑识。
这条识语系于《炮庄·总论下》篇《惠子与庄子书》的末尾。其中，“愚者”是方以智最喜欢用的别号。五老峰，即庐山主峰。方以智登庐山不止一次，但传笑的题识中却讲得清清楚楚：写作此文的时间是“壬辰孟秋”。壬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南明永历六年。这一年年中，方以智随施闰章一道从梧州北返，中途借住庐山数月，直到年底他才回到老家桐城。由于不愿受地方官出仕的胁迫，方以智在第二年的春天再一次离家，前往南京天界寺，正式接受大法之戒。如果按照传笑所说，“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那么方以智在五老峰时应该就有了《炮庄》的稿子。此时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托孤竹关”的问题。
持此说者早已注意到了方以智《冬灰录》中的一段话。该书第二册载有《天界老和上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条，其言曰：
十年药地，支鼎重炮，吞吐古今，百杂粉碎。藐姑犹是别峰，龙珠聊以佐锻。今日喷雪轩中，举来供养，将谓撤翻篱笆，随场漫衍耶？
既然可以焚烧《炮庄》之稿，说明此书已经有了全部或者部分的刻本。既然要上供于道盛影前，说明该书一定与道盛有关。这些都不成问题。有问题的是，方以智为什么说“支鼎重炮”？这不正好证明他早先已经“炮”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