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地炮庄》系方以智解《庄》之作。药地，其号也。炮者烹炮，会诸家于一鼎也。此书盖源于道盛禅师之托，故玄言与禅语相辉映。因极言《庄》本于《易》，宗旨仍落在以儒解《庄》一途。从其兼具寄怀抒懑之痕迹，又可折射出亡国遗民之心境。克就晚明以降之三教会通论、遗民生活史及密之本人思想变迁而言，此书皆大有关系焉。
全书除序跋发凡外，共计《总论》三篇、正文九卷，凡三十余万言。因初刻本（康熙三年此藏轩本）流传不广，晚近排印本又残缺不全（民国二十一年成都美学林本仅有正文九卷），此书之阅读与使用殊为不便。兹不揣鄙陋，对《总论》上篇略加绍述，希望有助于揭示密之在庄学问题上的卓见。
一
《炮庄·总论》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自汉至明诸家庄评之汇编，略近于庄学小史。中篇收僧人憨山德清、鼓山永觉、觉浪道盛以及其他佞佛士子之庄论，重在衡定庄佛关系。下篇为方以智本人文章，包括《向子与郭子书》、《惠子与庄子书》和《药地总炮七论》等，可视作全书之总纲。
上、中两篇正文部分皆题曰“墨历山樵集，春浮行者萧伯升孟昉校”，下篇题为“浮山愚者之子中德、通、履谨编”。“墨历山樵”和“浮山愚者”均为方以智别号，中德、中通、中履则是其三子之名。由这些题签，可知《总论》前两篇为方以智所收集，下篇因为涉及他本人的文章，所以编校任务就交给了儿辈们来完成。
就体例而言，《总论》三篇与正文九卷一样，皆有大量眉批。眉批可说是《炮庄》最重要的内容。毕竟，汇编之语多为他人成说，而在眉批中，方氏自己的意见才有了更集中的表达（惟须注意者，眉批也并不全都出自方以智之手）。
二
《总论》上篇共收庄评四十余家，大体依时间顺序编排。其中，汉代四家、晋代三家、南朝一家、唐代两家、宋代十多家、明代二十余家。宋、明两代之所以占去大半，恐怕与这个时期的庄注本来就比较多有关。另外，年代较近，文献的搜求自然也就容易一些。
1. 汉代四家分别是司马谈、司马迁、严遵和扬雄。对司马迁，方以智极尽推崇之能事：“子长以实事杀活自适，子休以虚言剽剥自适，都是伤心人，所以一语道破。”司马迁道破的一语，即《庄子传》中所说的“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与世俗那种滑稽混世之解不同，方以智从此语中读出的却是无奈和悲情。滑稽和混世意味着放弃，但无奈和伤心却饱含着对世事的关怀。在密之看来，庄子绝非弃世之人，司马迁也不是。史公之所以能状出庄子的这种悲感，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同样的大伤心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历过九死一生、国亡不复、遁入空门的方以智仍然孜孜不倦地著述，又何尝是弃世之人呢？当密之写下“都是伤心人”、“悲何如耶”这样的字句时，心中定然充满无限的家国身世之感。
以悲感释庄子，自然就难以容忍扬雄这样的说法：“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方以智的回答斩钉截铁：“庄申大戒，非罔君臣。”
“庄申大戒”指的是《人间世》这段话：“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在庄学史上，这是一段充满歧解的话。有的人从中看到的是人间网罗，有的人从中读出的却是事亲致命。自宋代以来，儒生们大多选择了后一种理解，因此《人间世》也就成了庄书中最纯正的一篇。方以智的老师道盛禅师也持有近似的看法：“此决断为臣子之心，与事心之不逾矩处，如斩钉截铁，真孔子万古不易之正论也。”
道盛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托孤说”，大意是说庄子非但不是老子的嫡嗣，而且还是儒宗之别传。战国时期，功利名相兴，儒者多滞迹，尧孔之真精神有失传之虞，于是庄子乃隐名埋姓，托于老聃门下，为儒宗之真血脉保留一线生机。此说对方以智影响至深，成为他品评诸家得失的一个基本依据。
在《总论》中篇，方以智对道盛之说有一个更全面的概括，值得特别征引如下：
庄周隐战国，辞楚相，愤功利而别路救之，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者也。世儒拘胶，不能知天立宗。诸治方术者，离跂尊知，多得一察，以自为方，终身不返。乃慨然抚心曰：恶乎可？又恶可使若人终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夫如是也，又何所籍之以自明吾之所存，自行吾之所主乎？于是仍借羲皇尧舜孔颜，与老聃许由壶列杨墨惠施诸子，互相立论而神化之。其中有主有宾，有权有实。至于纵横杀活，隐显正奇，放肆诡诞，嘻笑怒骂，直指天真，曲示密意。其为移出人心之天，岂可以常情臆见领略之耶？内七篇已豁然矣，究不外于慎独致中和，而与人物冥声臭，归大宗师于孔颜，归应帝王于尧舜也。世人不知，以为诋毁圣人，孰知称赞尧舜孔颜，无有尚于庄生者乎？
依据这种说法，庄子内七篇之归宿乃在于尧舜孔颜，那么扬雄所谓“周罔君臣之义”的说法自然也就变得根本不可能。
稍显奇怪的是，汉代四家中，司马谈并没有直接评论到庄子，严遵也只是在《老子指归》中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些文句，方以智为何却把两人提了出来？从眉批可以看出，密之此处关心的显然是文本之外的东西。传统上，司马谈和严遵都被归为道家一派，这与两个晚辈的尊孔态度刚好相反。但在方以智看来，谈迁父子周南泣命，念念不忘的是“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因此不能说司马谈不尊孔子。严遵闭肆下帘授《老子》，但在从事卜筮活动时，劝人的却是忠孝之道，这与庄子的“别路救之”，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以智说：“得老庄至深者，其君平哉！”
2. 把庄子归入儒宗，自然也就不会对魏晋玄风有太多的好感。作为三玄之一，魏晋注《庄》者众多。虽然存世已少，但也不至于仅能找到三家。方以智这里显然依据自己的立场，做了严格的抉择。
第一位被提到的是阮籍。对这位以青白眼著称，公开鄙薄汤武的达庄者，方以智看到的却是“寓庄以达生，大语藏怒笑”。广武之叹证明阮籍绝不是忘情山水之人，他的越礼骇俗背后深藏着极度的痛苦。
第二位被提到的是郭象。郭象可谓纳庄入儒的始作俑者。抬孔子，贬许由，君臣父子皆存至理，所有这些都能勾起方以智的共鸣。“郭注平和，恰是贤智消心用中之妙药”，这就是密之对郭注的评论。
第三位被提到的是戴逵。戴逵本隐士，却深以放达为非。他的一句话最受密之欣赏：“老庄去名，欲以笃实也。”对于戴逵，密之评论说：“深于老庄，而弹琴履礼，此真弥缝柱、漆于杏坛者乎！”
三家之中，反对放达的、语气平和的，得到表彰；迹近放达的，给予新解。至于名放达而实放荡者，在密之看来，只不过以庄子作托辞而已，又何能知庄子之苦心呢？
3. 晋代之后，终唐之世，方以智也列举了三家，它们分别是南朝马枢、唐代陆希声和李习之。李习之之说见于《复性书》，与庄学关系并不大。陆希声所云，“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近于老生常谈。马枢指出“贵名实”和“玩清虚”者“各从所好”，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方以智除了对李翱之清直有赞赏之外，对三家的说法皆无明确的评论。
比较奇怪的倒是，所引马枢之言并未遵照时间的顺序，反而被安置到了宋明之间。是有意如此，还是偶尔的误植，现在已不得而知。
4. 宋代是注庄的另一个高峰期，存世的名作就有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吕惠卿《庄子义》、林希逸《庄子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等。其他评论性的文章就更多了，像王安石的《庄子论》、苏东坡的《庄子祠堂记》和李士表的《庄列十论》都是代表性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体例的限制，方以智在《总论》上篇并未把注意力放在各种庄注上，除了王元泽外，吕惠卿、林希逸、褚伯秀的名字根本就没有被提到。那些评论性的文章，如王安石、苏东坡、李士表之作，倒成了重点引征的对象。甚至一些与庄子有关的只言片语，如邵雍、杨时和杨简之说，也都获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个被提到的是王安石《庄周》论。介甫此文之宗旨在和会庄儒：“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庄子之毛病，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其心则是也。
按理说，同属和会庄儒的方以智应该激赏此文才是，可实情却刚好相反，密之如是评价王安石：“欲收青苗钱，而纵民私铸，岂能及桑、孔之善计乎？”“彼正窥得庄子，以破诸儒之执，而实用管商，以图一世之功，勿为所谩。”桑弘羊、孔仅皆为逐利之臣，安石实属同一类型，并且不若二人善计，这种评价也真够低的了。
方以智对王安石的评论虽酷，但也不是什么特例，宋明儒者多持此论。毕竟这是一个道学盛行的时代，“正其义不谋其利”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正途。不管王安石的动机如何，在儒生们看来，那些变法的措施看上去更像是与民争利。方以智特别不满于王安石的还在于，他明明知道庄子之“正”就在于矫天下趋利谲诈之弊，自己施政时却仍然选择趋利一途，这只能说明他有“谩人”的动机。
王安石如此，其子王元泽自然也不会得到好评。尽管王元泽“庄子通性命之分”的说法可为“正决”，但他不能引庄讽新法，所学尚达不到触屏陈咸之境界。
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方以智对此自无疑义。他甚至称赞东坡评《庄》懂得一赞（“见庄子得吾心”）一棒（“为人父而不仁其子可乎”），这不正是“炮”之所以为“炮”吗？但是，善于炮制的苏东坡仍然不免于有所执：“程为东郭顺，苏为温伯雪，岂有蜀洛党哉？可知庄子正是甘草。”
洛蜀党争是两宋众多党争中的一次。究其实，也可能是最无意义的一次。宋代党争之中心问题在新法之立废，而洛蜀两家都是反对新法的。仅仅因为戏谑之言而水火不容，两家均免不了所谓通人之弊。如果小程子能够像人貌而天、清而容物的东郭顺子一样，苏东坡能够像目击道存的温伯雪子一样，哪里还是什么洛党蜀党？所谓“庄子正是甘草”，意义就在这里。
值得提及的是，密之早年其实也曾深陷党争之中。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公讨阮大钺，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国变服缁，荣华褪尽，回首前事，密之此时正不知做何想！